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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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从俄国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激主义”或“过激党”。但是它在“五四”时代，也不过是“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天下”中之一家而已。而且中国人之接受马列主义，不但因为其思想吸引力，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就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二十一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时，加拉罕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建议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虽然这一宣告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可是对中国人民来说，它同日本与其他列强的态度却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对比。同是一个俄国，革命以前同革命以后，对中国和世界的态度就全然改变，成了世界上惟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想使中国人不闻风响应，并且想进而探讨所以有此改变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共产主义思潮强过于中国的国家并不少，但是它们后来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所以，外铄的、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中国后来走向“极左”的根本原因，只有“极左”这个词儿倒是外来语，而且确实是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当然，苏联模式，或者干脆就说斯大林模式，对中国所起的坏作用不应低估，但是它顶多也只能是辅因，而不能是主因，主因还是要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中去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模式的“主动创造”特别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人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这话在今天看起来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专制帝王还一再扼杀市场经济。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不重视经济的缘故。不过“五四”时期正是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第一次得到机会大发展的时候。而且在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实际上都是沿着严复开辟的路子，祖述亚当斯密的学说，亦即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人作为全体真正意识到“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到二十世纪末的事情了。
我浅陋不学，于外国的事情所知极少，不敢妄议。但是总觉得民族国家虽然在它最早的发源地——欧洲已开始弱化，却仍然还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的单位，仍然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内）。我们如果能够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来龙去脉来，也许对其他在现代化道路上蹭蹬不进的国家也会有借鉴意义。至少对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相似的俄国，对与中国同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很可能如此。甚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同是近邻的日本，上个世纪末就由落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被称为第一次开国），又在二次大战后努力发展经济（这是所谓第二次开国），有“经济优等生”之称，被西方人称为“名列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实际上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表与样板，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忽然泄了气，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开国的任务了。这些国家的兴衰升沉也许都有自己深刻的历史背景，有似乎马克思所谓“死人拉住活人”之说。以我之陋，不敢深论，只能以此一孔之见作野人之献曝，供世之博雅君子参考。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归于夭折的历史，前几年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征之上述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人要求个人自由的事实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恰好发生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后，主权不保，国将不国之际，“五四”运动不但抵制了这一类卖国行为，而且使民气高扬，思想学术界与整个国有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古训“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外国也不乏国家振兴于危亡之际的例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平心而论，如果抗战军兴，主持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共产党提出的“三七五减租”和各界开明人士所提出的各项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局面也许就会有很大不同。又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各顶政策，也包括民主启蒙的政策，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只是我这样出生在“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些猜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历史不能假设，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的各项政策，连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时的、甚至反动的政策，径自进入社会主义，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说到底，启蒙这两个字原来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样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除本世纪中期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就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一九九九年六月
（此文为《中国启蒙文粹》的序言）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 陈平原
去年的这个时候，北大百年庆典刚过去不久，我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既然希望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就难免一不小心触犯时忌，但这回对方反应之强烈，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更要命的是，那边四处告状，这厢竟浑然不觉，还洋洋得意，没有丝毫“防范意识”。自以为在弘扬北大光荣传统，突然间发现被指摘为“蓄意破坏”北大光辉形象。一时间风言风语，竟有长辈私下向我的朋友打听：陈平原为什么反对北大举行百年庆典？面对众多不着边际的中伤、误解与赞扬，除了苦笑，再就只能沉默了。
其实很简单，不就是稍稍动摇了某些“权威人士”对于北大的阐释嘛，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异端”吧，也没必要如此“兴师问罪”。能否简单地将老校长蒋梦麟断为国民党新官僚，并抹杀其正规化教育的思路，或者北大校庆的改期到底是偶合还是有意，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商量的，可对方一开始就摆出不想局限在学术领域，非要追问“居心何在”的架势。写一小文略作回应，希望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可当我遵嘱将其交给刊登批评文章的某学报时，主编忽然改变主意，说是对方有言在先，如陈某发言，将有更严厉的言辞恭候。我当然明白，追究过“用心”以后，还能使出的招数，那确实不是常人所能抵御得了的。“苦口婆心”劝说我不要申辩的主编，后来还是自食其言，再次发表没有对手的“商榷文章”。懒得与其计较，只是将当初自己压下的《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收入本书，大致表明立说的差异。
不过，更严厉的批判终于还是来了，那便是今年第五期《中流》杂志上发表的《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领导。承蒙领导提醒，拜读之后，甚感悲哀。不考虑我的专业领域，指责我老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提“五四爱国政治运动”，认定这是别有用心，已经让我很不服气了。更吓人的，还是下面这段罗织罪名的妙语：“许多北大校友对陈氏说的‘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表示困惑，但也有人提出：十月革命节那么伟大，现在不是不吃香了吗？提得好，提到要害处了。这就是说中共垮台了怎么办？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怎么办？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不只是北大校庆‘再改期’的问题了，连国庆日都要改了。这确实‘危险’得很。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做学问，免不了因意见相左而与人打笔墨官司，可商榷文字，原本讲究“单打独斗”，如今对方不断变幻叙述角度，一会拉上“许多北大校友”，一会平地冒出“也有人”，最后又是“广大人民群众”，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此泰山压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本来只是讨论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即便我的考辨失误，也不值得将区区小文跟虚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再说，依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资本主义”阶段，陈某即便有心，也无从“复辟”。至于将我和其他学者之改变“诠释框架”，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更像是文革中常见的“无限上纲”，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潮流似乎不太合拍。据说，类似的言论，还由某公在不少重要场合广为传播。
承久经风雨的长辈告知，像我这样因言得罪且被强烈关注的，要是在二十年前，“早就给灭了”。如此危言，确实耸听，不由得冷汗一身。并非特别勇敢，硬要闯禁区，而是不曾意识到禁区的存在，没想到有关北大校史的考辨，竟有如此大的风险。好在校方还算开明，没有要求我去“说清楚”；要不，我怎么可能说清自己的“用心”是良好的呢？
面对众多赞赏、商榷与中伤，我反而日渐意识到此课题的巨大潜力与思想价值。正像《辞校史专家说》中所说的，我不是站在为北大辩护的立场来审视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的——虽然我对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只要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就难免发表与“正史”不太协调的言论，并非故作惊人语，而是立足点不一样（参见《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另外，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不太相信二十年前的“权威”能够永远避免后来者的挑战。
遗憾的是，眼下出版的这本小书，尚未能真正体现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