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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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黑名单的东林党人先遭贬逐，再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抓捕回京折磨致死。例如当初熊廷弼经略辽东，因不肯行贿得罪一些贪官，便被牵连进他人的过错，以“丧失封疆”罪论斩。杨涟曾上疏为熊说过一些公道话，他们便据此捏造杨涟受了熊廷弼多少万两银子的贿，把杨涟逮回北京受刑“追赃”。再如周顺昌为官清廉，因曾大骂魏忠贤及其干儿子毛某，便被捏造说他贪赃银货装了三大船，多得把船都压沉了，也逮回北京“追赃”。诸如此类胡说八道毫无影踪的“罪状”满天飞，反正他们爱怎么糟蹋你就怎么血口喷人，且以“圣旨”形式下达，派出锦衣卫缇骑分赴全国各地去抓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
　　在这以前，党争基本上是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双方也都遵守内部矛盾的“潜规则”：失败者一般并无身家性命之忧，无非遭贬逐，今后仍有机会“起复”，重新回朝执政，但现在阉党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已完全脱出了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的常规，变成了一场蓄谋陷害、无理可喻、荒谬残忍的集体大屠杀。而那些手捧“圣旨”奔赴各地捕人的缇骑，则变成了激起公愤，引发群众性救援、抗争、甚至暴动的导火索，致使斗争远远越出了官僚集团的范围，演化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浪潮。
　　在江南，奔赴桐城逮捕左光斗的缇骑，遇到的是“里人数千祈神，欲击缇骑”。奔赴常州逮捕李应升的缇骑，遇到的是“常民一时集者数千人……欲击官旗”。奔赴苏州逮捕周顺昌的缇骑，更是遇上“一郡罢市，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号怨之声上彻云霄”。缇骑威胁打骂请愿示威的群众，“众心愤极，即夺巨梃反击缇骑，瞬息间万声鼎沸，虽黄童白叟皆攘臂奋勇……缇骑毙者三人，余皆四下逃窜”。魏忠贤的干儿子、巡抚毛一鹭原是带领缇骑前来“弹压”群众的，这时吓得躲进茅厕逃命〔１５〕。奔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半路上敲诈勒索，百姓便“击者云集，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于河，“缇骑仓皇星散”，连随身携带的公文也丢失了。
　　在北方，囚押杨涟等人的“槛车”一路北上，一路都有士民群众“设案焚香祝祷”，为他们鸣冤、祝福。保定举人孙逢奇更在畿南各地“举旗击鼓，张榜设柜”，公开为蒙冤“追赃”的东林党人募捐“义助完赃”，等于在大张旗鼓地为东林党人鸣冤、求助。更有一位无名氏，人们称之为“燕客”，听说杨、左诸公被捕，便赶到北京，投宿在“诏狱”附近，换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狱卒、马夫们吃喝交朋友，设法混进狱中，终于见到了被捕的党人们，把他们惨遭酷刑被摧残致死的情形，以及他们的遗言、遗书、血书一一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说漏了嘴，被人发觉后，于是他赶快换上商人的服饰，跨马疾奔南方，一昼夜急驰三百里，这才逃脱虎口，为死难党人们的残酷遭遇留下了见证，也为他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血书和遗稿〔１６〕。
　　（三）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抗议浪潮中，东林党人不仅没有起来领导这场运动，反而向抗议的群众作揖打躬，恳求他们不要闹事。他们一个个都严守“君臣大义”，虽然明知这些缇骑“开读”的“圣旨”出自阉党，自己被捕后“决无生理”，但既然面对“圣旨”，他们便一个个都自觉地“囚服待罪”，束手就逮，蹲坐进槛车长途跋涉去北京面对屈辱和死亡。这些曾经在殿陛之间敢于不顾身家性命直言极谏、痛切批评皇帝的正直刚烈之士，此刻面对屈辱和枉死的命运，为什么全都采取逆来顺受死而无怨的姿态呢？
　　儒家学说认为皇权是上天所授，神圣不可违拗，但皇帝只是上天把神圣皇权授予他的那个肉胎凡人，所以皇帝并不一定圣明，需要臣下在拥戴的同时诤谏匡辅，以帮助皇帝更好地使用手中的神圣皇权。臣下若发现了皇帝的过失或国政的弊病却不加诤谏，那就是不忠，而那些谄媚迎逢、纵容或诱导皇帝犯错误以谋一己私利的家伙，才是奸臣，甚至是心怀叵测的乱臣贼子。传统儒学的这种忠奸观，意味着皇权专制需要自我完善，便应赋予臣下有批评皇帝的权利，因此东林党人在殿陛之间直言极谏、强项抗争，他们自己和同情他们的普通士民都认为这就是在尽忠报国。皇帝如果因此生你的气，把你贬逐、充军甚至杀头，那你也应该无怨无悔地接受，因为你已尽到了自己对国家和皇权应尽之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上天会鉴谅你的孤忠，青史会留下你的英名。如果因为皇帝怨屈你，你就有权反抗，若是人人都这样干，那么神圣的皇权就无法维持，你就将违反自己的初衷，反而陷自己于不忠了。
　　因此，如果今天的人们认为“皇权天授”、“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之类观念陈腐愚蠢，从而把身殉这些观念的古人贬之谓“愚忠”，那就和嘲笑古人为什么不乘飞机却要坐骡车旅行一样轻浮。在四百年前满世界都是君主国或者酋长国的古代，儒家学说中关于上天、皇权、皇帝、臣僚和兆民等关系的阐述，即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民本思想、忠奸观念等等，乃是当时全世界最文明先进的学说。而东林党人正是这套理论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们正是出于自身的信仰，出于维护大明皇朝的自觉，才一个个都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但又都宁死不屈。
　　杨涟被诬“受贿”下狱，他在狱中写的“揭”（大约相当于“声明”）中说：“血性男子……既已不爱官、不爱生矣，前日无所不拚（指争“红丸”、争“移宫”、弹劾魏忠贤等事），今日当无所不听，辩复何为？……何以不欲辩？非不敢辩、不能辩，私心窃有自盟：我辈入告君父，出对天下，辩驳执争，只当在国家大是非、大安危，不当在一己胜负、一身利害。……若夫雷霆霜雪，莫非天恩，何不可安受？……但愿二祖十宗，实鉴此心，天下后世，共见此心，涟之愿毕矣！”他不屑为自身的清白辩护，因为向存心“污其名、陷其身”的仇敌证明自己的无辜不仅徒劳，而且有失尊严，他心里念着的是“国家大是非、大安危”。
　　左光斗也是如此。据方苞在《左忠毅公轶事》中记述：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听说老师在狱中遭炮烙酷刑，出五十两银子贿赂狱卒，换上掏粪工人的衣帽、背筐，手持粪铲，混入狱中。见到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辩，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耶，而汝前来！国家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生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吾今即扑杀汝！’”
　　杨、左等人被酷刑折磨而死的次年，有同情者为高攀龙通风报信，说缇骑已出发来逮捕他。高攀龙笑笑说，“果然来了”，饮食起居如平时。将寝时又有人来报，说缇骑快到了，于是他“从容入书斋”，写了两纸文字，又从容和夫人说了些事，然后投水自尽。他写的“遗表”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他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向这种滥施酷刑辱杀大臣的做法提出抗议，又自比屈原来讥责皇帝类似昏君楚怀王。
　　在全国范围内斥逐捕杀东林党人以后，明朝形成了魏忠贤全面专政的局面。宫廷之内不必说了，“外廷”从内阁、六部、言官到军队和各省督抚甚至道、府、县及民间，到处都有阉党分子或特务在监控。据野史记载，京城一家茶馆里有几个百姓议论时政发发牢骚，第二天这些人就都被割掉舌头杀害了。而阉党又编了一部《三朝典要》，颠倒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的事实和是非，把“三案”统统说成是东林党的阴谋和罪状，以皇帝圣谕的名义颁发天下，企图篡改历史。士民们如果违背了这部《三朝典要》的说法，就将被视为“东林余孽”而遭到迫害。更可鄙的是，阉党更大树特树魏忠贤的权威，大搞对这个市井无赖的个人崇拜，利诱、策动、胁迫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集体去叩头跪拜颂德歌功，甚至把魏忠贤比作孔子，说孔子诛杀少正卯，“魏公”诛杀东林党，是一样的有功于天下人心，因此要求把魏忠贤和孔子并列一道享祭。这类疯狂闹腾的丑剧，凸现着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堕落与腐败，也反衬着阉党分子们的心虚胆怯。
　　其实宦官弄权、专政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他们只能借用皇帝的名义狐假虎威，离开了“矫旨”的条件，魏忠贤就等于零，什么也不是了。因此，天启因贪玩落水得病身亡，无子，由皇弟继位，是为崇祯皇帝，便使局面全变。崇祯和乃兄截然相反，他是个兢兢业业、日夜勤政、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年轻人，遇事爱“宸衷独断”。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魏忠贤“矫旨”的可能。而崇祯做藩王时又颇受魏阉的轻慢与监控，他那王府里的管事太监就是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他进宫继位那一夜，竟自带晚餐、通宵不睡，以防有人下毒手。他即位后没花多大气力，便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把魏忠贤及其死党逐一处决，并将魏阉派往全国各地监控军政的太监全部撤回，为死难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追赠封谥，又起用了一些被逐的东林党人，更定了一份“逆案”名单，把依附魏阉的数百名官僚或杀或逐或贬斥，“永不叙用”，还降旨毁掉《三朝典要》。总之，他迅速办成了东林党人多年来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称颂他“英明天纵”，指望他能成为扶危振衰的“中兴之主”。
　　但大明皇朝却在崇祯手里土崩瓦解，使他最终成了饮恨上吊的亡国之君。虽然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僵化、腐朽与混乱，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他因刚愎多疑举措乖张而犯下的一连串失误，无疑加速了皇朝的崩溃。而东林党及其政敌间的党争则贯穿崇祯一朝始终，无补于挽救危亡，陡然增加了政局的纷乱。
　　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势力消长从来都是看谁能影响、利用、左右皇帝。东林党人一味诤谏匡弼，只知道向皇帝宣讲圣贤之道，皇帝即使承认他们说得有理，也会觉得他们迂阔，也会烦他们。他们的政敌却机敏乖巧得多。这些人善于研究皇帝的个性，再投其所好，斥其所恶，从而掌握皇帝的性格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崇祯是个往好处说有责任心又有主见、一心想做“明主”的皇帝，往坏处说是一个刚愎自用而又峻急多疑的独夫，在这“往好”和“往坏”之间，便要看首辅和内阁的影响与导引作用了。狡诈的温体仁正是掌握了崇祯这一性格特点。他知道皇帝不仅痛恨太监弄权，也很警惕朝臣们结党欺君，所以利用各种机会得以击败钱谦益，从此取得皇帝信任，长期专权。这便是崇祯元年著名的“枚卜”一案。当时温体仁控告钱谦益受贿纯系诬陷，但温体仁敢于冒险这样做，他是算准了东林党人将会群起而攻他的这一弱点的。而他则甘犯众怒，借此向崇祯证明：“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致使皇帝对攻温的这些人大起疑心，最后认定“温体仁也辩的是”，从此相信温是一个正派独立、只知效忠皇帝的良臣，并长期让他担任首辅〔１７〕。其实温的亲信薛国观、同伙王永光等人，都是阉党余孽。他们先后掌权，阉党分子们便有了新的保护伞。
　　虽然崇祯搞了一份“逆案”名单，杀、戍、斥逐了二百余人，但拟订这份名单的大臣中就有好几个阉党残余，他们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阉党保存了大批骨干分子。而对于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来说，这份名单反而成了他们“清白”的证明，因为他们并未列名其中。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一旦有事便很快联合起来兴风作浪，后果最严重的事件便是制造和扩大了袁崇焕冤案。
　　督师辽东、曾击败努尔哈赤并使之负伤后恨恨而死、又屡败皇太极的袁崇焕，是当时杰出的良将。而性格多疑的崇祯却轻易地中了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但“上虽疑崇焕，犹未有实指，（仅）以逗留罪之”〔１８〕，就是说皇帝对袁还只是怀疑，要审查，还没有定他的罪，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然而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御史袁某、史某等阉党残余，却决计利用这一事件，执意扳倒内阁大学士钱锡龙，因为崇祯“钦定逆案”时，这个工作“半为锡龙主持，奸党恨之入骨”。而希图入阁的周延儒、温体仁等，也在幕后策应，再联络宦官作内线，更“出间金数十万，飞箝上下，流言小说，造作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