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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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E。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
格丁根的许多学者都是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让凡人不由得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敬意。玻恩原来是学数学的，是格丁根三位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Klein；1849～1925）、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明科夫斯基（HermannMinkowski；1864～1909）的学生，1907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改攻理论物理。玻恩能够在理论物理上取得重要成绩，与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密不可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格丁根曾经享有“数学的麦加”美誉，世界各国的数学家，还有与数学有密切关联的物理、力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纷纷来这个哈茨山麓的小城“朝圣”。当然，格丁根成为“数学的麦加”，自非一日之功，前面说到的亚历山大·洪堡的数学老师凯斯特纳，被称为“LehrerDeutschlands in der Mathematik”（德国数学之师），他编写的数学课本曾经在德国使用了一个多世纪。而他的另一大功劳，就是教出了高斯（Johann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那样的学生。高斯在西方有“数学王子”之称，与阿基米德、牛顿一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１８５５年去世以后，继任者狄利克雷（PeterGustav Lejeune…Dirichlet；1805～1859）是解析数论的奠基人，近代函数概念也是由他引入的。可惜四年后早逝，其事业由黎曼（Georg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1826～1866）继任。黎曼去世时还不满四十岁，和老师高斯一样也是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建的一类叫做“黎曼几何”）。高斯与希尔伯特大概要算是格丁根最伟大的数学巨人。高斯一生七十八年中的五十一年是在格丁根度过的；黎曼则从上大学起到去世为止，除两年在柏林以外都在格丁根；希尔伯特在格丁根也有整整四十八年。他们都没出生在格丁根，但都有理由被看作是格丁根人。
叶隽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对张维先生影响极大的普兰特尔教授（LudwigPrandtl；1875～1953）是现代流体力学尤其是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有一段关于这位老先生的记述，说在英国空军用“气爆弹”轰炸格丁根的第二天早上，人们见到普兰特尔正查看爆炸的气浪是怎样摧毁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还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是无论如何装配不起来的。”季先生的反应是：“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是“Göttingen Geist”（叶隽先生译为“格丁根思想”，其实这里“Geist”是“精神”的意思），这就是“格丁根精神”。
张维先生也许如叶文所说，只见过普兰特尔几面，但无疑很了解这位教授，因为张先生是在格丁根结婚的，而夫人陆士嘉的导师（德语叫“DoctorVater”）便是普兰特尔。算起来，陆士嘉先生还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Theodorevon Karman，1881～1963）的“师妹”。卡门是匈牙利人，1906年获得匈牙利科学院的奖学金后来到格丁根，1908年获得博士学位。作为普兰特尔的助手，他在这里参加了第一个风洞的筹建和“齐柏林飞艇”（Zeppelin）的设计工作。由于格丁根没有教授位置空缺，数学老师克莱因就推荐他去了亚琛工业大学，而普兰特尔继续支持他的研究，向他提供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验资料，包括许多尚未发表的数据。后来卡门去了美国，领导帕萨迪纳实验室（Pasadena，属加州理工学院），为美国空军研制飞机、火箭和导弹。从这个实验室里走出了一大批在美国起骨干作用的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位是华人，包括解放后回国的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1963年2月18日美国首次颁发国家科学奖（NationalMedal of Science）的时候，第一个得奖者就是卡门。遗憾的是两个多月以后（5月6）他就在德国亚琛去世。
在中国讲到高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作为数学“神童”如何简便地从一连加到一百，但在格丁根，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并不多。在那里，人们注意的是他从1795年起在格丁根上学三年期间所写的日记。那也许要算天底下最奇特的日记了，因为它被称为“数学问题集”。高斯一生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早在这些日记里就提出来了。和高斯一样，格丁根另一个数学巨人克莱因，也以善于提出问题著称。他二十三岁便应聘担任埃尔兰根大学（现在叫“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Erlangen…Nürnberg”）数学教授，就职时发表了数学史上被称为“埃尔兰根纲领”的著名演说，而那便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纲领”。
当然，在提出问题上最为人知的是希尔伯特，高斯被称为“数学王子”，他则有“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之称。这里的“亚历山大”，指的是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 Great，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数学大会上他提出了二十三个值得在“新世纪”里研究的问题。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数学界进行“盘点”，发现“希尔伯特问题”确实对一个世纪来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希尔伯特常常对学生说：“问题的完美提法意味着它已经解决了一半。”这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写给儿童的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格丁根的大师们，可以说都是“问得巧”的“智者”；很多人都被看作是某一学科的奠基人或者开创者，所做的工作被证明都成了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这与他们善“问”有密切关系。
希尔伯特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Königsburg）。那地方二战后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但历史上有不少德国名人出生在那里，包括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5）和格丁根大学教授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瓦拉赫（OttoWallach；1847～1931，1910年获化学奖）。科尼斯堡还特别出数学家，除希尔伯特外，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国人熟悉的哥德巴赫（ChristianGoldbach；1690～1764），以及前面说到过的明科夫斯基（曾任教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校，是对爱因斯坦有重要影响的老师），都是科尼斯堡人。那城市本身就有数学意味，它坐落在普雷格尔河（Pregel）两条支流上，建有七座桥梁，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解决那问题的是瑞士数学家欧拉（LeonhardEuler；1707～1783），而“哥德巴赫猜想”正是哥德巴赫1742年在他写给欧拉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
格丁根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文人相重”。那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格丁根精神”。高斯与电磁学奠基人韦伯（WilhelmEduard Weber；1804～1891）、玻恩与弗兰克在这里卓有成效的合作，都是例子，不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克莱因。他二十三岁就当上埃尔兰根大学数学教授，二十八岁时转往慕尼黑工业大学，三十三岁去莱比锡大学，后来谢绝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1886年来到格丁根。1895年这里有教授位置空缺的时候，他立即设法把比他年轻十三岁但已显示出过人才华的希尔伯特聘来，接着又把希尔伯特的同乡好友明科夫斯基聘来。数学是克莱因的事业，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事业的需要。有趣的是，德语“克莱因”（Klein）与英语“small”相当，本意是“小”，指人身材矮小。这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武大郎”，但克莱因的心胸，不管与《水浒传》里卖炊饼的武大郎还是与今人漫画中开店的武大郎，显然都不能同日而语。
法律：一种激励机制
？ 陈彩虹
一、法律和经济学：“馅饼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不是学法律“科班”出身的，对法律的理解，和常人一样，通过学校的相关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生活的经历获得基本常识，并由此引申出了对于法律的最基本的概念。我理解的所谓法律，它和其他制度类规范不同之处，就是通过强制力来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具有“强制力”的特殊性。那么，通过强制力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或者说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为了什么呢？通常的回答是，为了社会公正或公平。
我是学经济学“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的，不是理论的本身，而是面对社会生活凡人俗事所时时不离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常人有所不同，学经济学的人喜欢什么事情都来个“成本－效益”分析，看合算不合算，有无效益或效率。我有幸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们清楚，常人也在不时地计算经济成本和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人人都具有经济学理论描绘的行为特质，这就是所谓的人的“经济理性”问题：人人近乎本能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比较、选择和行动。与“科班”出身者比较，常人的差距在于，他们通常将如此的比较�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