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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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等、自由、机会均等的长期不懈的追求，使美国今天的教育更趋于公平和机会平等的目标。倡导教育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而由此形成美国教育的多元性、开放性（向不同层次学习能力和经济条件的人开放）、国际性、灵活性（各种不同性质的学校满足不同目标的人的需要，国家没有统一的教育制度）的特点，使美国教育既能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人们的需要，确保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又能满足并充分发挥不同受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使教育充满活力和生机。
美国人认为，从整体上讲，学校培养不出天才，而是培养公民，公民培养好了，人才也就有了。影响美国这一教育理念的有两位教育家，一是纽曼，一是杜威。两位都主张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
约翰·亨利·纽曼生于1801年，逝世于1890年，是英国的宗教领袖和教育家。他在《大学的理念》（有的翻译为《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家，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教育。其实，杜威还是一位平民主义的教育家，他坚决主张教育是培养合格的平民。他宣传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要素：发展个性的智慧和养成协作的习惯。他大力提倡教育要培养富有个性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平民和公民。
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们也纷纷拥护这种主张。如前哈佛大学校长巴布博士就认为，高校有八个功能：提高交流能力；培养分析能力；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增长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这就是美国流行的“开明教育”（或译“自由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人，归宿也还是人；教育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但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迈阿密大学前校长玛莱特博士则进一步认为，“开明教育”的根本责任是为了培养“人”和“公民”。
美国人认为，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批判的精神，是对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能力，宽容精神，尊重人，合作精神等，甚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美国的学校和教授们认为，独立思考、质疑一切是创造之魂，像人文精神一样也是教育之魂。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先生说：“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不管是你从这个学校的老师，还是从同学那里学到的，或者是你从书上读到的。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是你需要学习读书，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努力学习。最后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会如何独立的思考。”
当新生进入耶鲁大学的时候，莱文先生说：“我刚出版了一本书，包括了我最近十年所做的最好的演讲，其中包括了我每年对大学新生的讲话。根据不同的情况，每个讲话都用了不同的比喻，基本上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就是质疑一切，努力学习，独立思考。”
耶鲁大学及其校长的观点，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人普遍认同和认真实践的一种教育理念。美国人认为，让孩子们具备批判性思维，才会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才能突破人伦关系，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十九世纪德国洪堡大学创立时所确立的学术自
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曾对美国高等教育
产生过重大影响，使得美国历史上曾经以洪堡大学为榜样，对美国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如今美国
高等教育也形成了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治（Acad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mic Neutrality）的传统。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只有由受过教育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才能保持自由。”
他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美国第一个提出完备初等教育的人，认为公民有义务完成初等教育。
他晚年立志于办教育，建学校，四处奔波，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之中。他亲自选址设计、规划、建筑；亲自选定教材、校训、校规和教师。专家认为，弗吉尼亚大学至今还是最适合于学习研究的地方，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开阔幽深，意境悠远，富于自然和人文气息，传统和现代的和谐兼容，充分表现了杰斐逊的思想境界和教育理念。
杰斐逊十分重视教育，对教育一往情深。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奉献给了教育。他认为自己一生致力于反专制、反暴政，致力于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如果人民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国家不是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自己的努力和梦想都将成为泡影，或者如同沙上建塔，顷刻倒塌；或者如海市蜃楼，终究是幻境而已。他的教育思想，可以说奠定了美国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框架，美国今天的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之强，饮水思源，其发轫之初时就得益于杰斐逊总统。
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就像一座大厦，支撑这座大厦有三大支柱，一是政府，二是宗教，三是教育。美国的教育体系完备，制度健全，各州各具特色。特别是近四千所各种类型的大学，私立的，公立的，教会的，色彩纷呈。有人这样评价过美国大学所遵守的大学精神：美国大学所坚守的大学精神是使大学成为创造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场所，成为培养智者的地方，成为人类精神资源传递和知识创造的最佳学堂，成为一个充满创造和创新的具有独立品格的思想熔炉，成为一个拒绝庸俗、坚持操守、努力用思想知识、精神呼唤社会良知，引导社会前行的精神家园。
美国人认为，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境地，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并伴随一生：一是受教育，一是信宗教。美国人对教育的重视，达到了与信仰宗教一样的虔诚境界。1620年，欧洲最早的第一批移民，坐着“五月花”号这只船抵达美洲，就是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普利茅斯上岸。如今，在当时上岸时的一块石头上写着“1620”几个数字，就是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纪念。那时的移民生活艰苦异常，可以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时时面临着各种恶劣环境以及各种疾病特别是瘟疫的威胁。但从1620年起，这批移民就同时在当地建学校与教堂，并于1636年创办了哈佛大学。所以，哈佛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常自豪地说，美国算不了什么，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欧洲移民到美洲以后，每到一处，必先做三件事：一是建教堂，这些移民大多是受到欧洲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建教堂是首先必做的一件事，他们认为，有了教堂，人的精神就有了归宿，人就有了精神家园。二是建学校，他们认为，学校是教化之源，是一个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经之路，教育可以消除人性中的许多弊端。三是建邮局，邮局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是人们联系外部世界、认识外部世界的有利工具。这种理念在美国诞生之前一个半世纪就已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于此，政府和民众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使得美国的教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功利目的而进行的活动，且具有了宗教般虔诚的宗教行为。
德国的大学——从格丁根说起
？ 戴问天读了叶隽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一文（《国际文化》第160期，2004年9月8日），有些感想，现在写出来，或许可供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读者参考。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1158年；法国巴黎，1180年），接着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中欧德语地区，迟至十四世纪才开始兴办大学（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富特，1392年；莱比锡，1409年）。然而，开始办大学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原因之一，是德语地区长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大学，有的（如黑森和萨克森）还打算建立第二所，互相竞争，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格丁根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已经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二位国王但仍然还是汉诺威选帝侯（K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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