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梦幻与现实-未来主义与表现主义文学-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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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审美特点的愉快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是非人化的、枯躁乏味的、不自由的，人们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参予劳动。其次，生产的产品也是异化的，因为产品本来应该归生产者所有，应当有助于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不仅不归劳动者所有 （归资本家所有），而且还加剧了贫穷悬殊，加剧了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化。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异化”大致上是指本来属人的、为人服务的、肯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反过来离开了人的本质，成为支配和压迫人的力量。异化不仅可以发生在宗教和劳动的领域，而且也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他人之间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可以说，西方20世纪文学就是异化的文学，它是异化的产物，以异化为描写主题，同时还以异化为理论基础。美国评论家特拉奇伯说：“艺术家的‘无家可归’和异化是现代派的基本前提。”法国评论家多内纳旋也指出：“异化几乎把全部现代文学吞没了。”美国作家劳森以美国现代文化为例指出：“异化现在成了我国文化中最流行的词语之一，它常被用以表示人同他在其生活中的环境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失去了相爱和友善的能力及其结果——绝望、丧失信心以及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从而使人到性生活、乖戾反常、麻醉剂和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中去寻求安慰” （劳森：《美国文化随笔》，见
《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第451页）。实际上这不仅是美国文化的状况，而且也是整个西方20世纪文学与文化的普遍状况。而在所有20世纪西方作家中，对异化表现最为深刻而全面的当推卡夫卡。卡夫卡对现代人异化状态的揭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l。人际关系的异化及孤独感：
孤独感多于与个体与他周围的群众、与他人的关系的疏离与隔膜。人生活在社会与群体之中，这种关系是人类为了抵御自然力而结成的，社会本应是个体的家园，是个体的安全与力量的保证。人类如果有了社会与群体这个依赖，他就不会有孤立无援的感觉。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个体与群体的这种有力的亲密联系丧失了。代之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离，代之以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作品中表现的孤独不是浪漫主义作家笔下那种贵族英雄主义的孤独（如浮士德、唐璜）。而是普通平民百姓的孤独，他们被抛到这个荒诞的、缺乏爱的世界上，感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种孤独感在我们已经分析过的4部小说中都有表现。《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有进入不了城堡的孤独，他总是孤军奋战，周围的人或是不愿帮助，或是帮不上忙。与他相似， 《审决》中的K在审诉的过程中也是孤军奋战，他连法院的门也摸不着，一个人在那儿徒劳地挣扎。最为典型的是《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和《判决》中的K，前者变为虫以后被自己的亲人无情地遗弃，惨死于父亲的重创和家人的“合伙谋杀”之中；后者被父亲的一句话判了死刑。他们的命运都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异化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即使是在自己的最亲的亲人之间，也丝毫没有理解、同情与友爱。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身处完全陌生的世界中，其中活动着一些仿佛互不相识的完全孤立的局外人。在卡夫卡的别的小说中，孤独主题同样极为常见。如《美国》中，卡尔不过是少年失足，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无情地放逐他乡；“骑桶者”因难耐严寒而向自己熟悉的煤店老板赊点煤，但被拒之门外；在《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得志时人们趋之若鹜，奉承诡媚，失意时则无人理采，死了也无人关心；在《乡村医生》中，那个好心的乡村医生为了救人半夜出诊，但却惨遭毒打，被剥光衣服，道路两旁的熟人竟个个出来看热闹。这种陌生感和孤独感用《城堡》中的一位女店员的话说，即“我们房间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是冷酷无情的——我得在那个陌生奇怪的大房间里和陌生奇怪的人来往。”卡夫卡用他的锋利而无情的笔否定了现代人之间的一丝一毫的美好感情联系，暴露出他们赤裸裸的灵魂。他否定了人与人之间，包括亲人之间除金钱与利害之外任何感情上的沟通可能性。在《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中，卡夫卡把人对同类的暴虐残杀本性揭示得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一个士兵因为顶了他的上司——一个小小的上尉——一句嘴而遭杀身之祸。这位小上尉在行刑时使用了一台杀人机，对罪犯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机器开动时，上尉居然陪着他的客人一起欣赏同类慢慢被折磨死的情景：“我们不打算把人一下子便结果掉，而是一般要在12个钟头以后。”这样的“人”还是人么？作者把他无情的笔挖到了“人性恶”的最深处，让读者看到那被彻底异化了的灵魂，即人的不可思议的虐待欲、杀人欲。我们曾在前面指出：卡夫卡是一位自传色彩很浓的作家，他作品中的孤独主题是他在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孤独体验的艺术体现。卡夫卡是一个没有归宿的作家，他没有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宗教，没有家庭的温暖、爱情的甜蜜，甚至在职业上他也是一个介于职员与作家之间的“边缘人”。他执着地寻求人类的理解但又总是寻求不到，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动物比起人来与我们更接近些……我们发现和动物相处更容易些。”这句话凝聚了卡夫卡的彻骨的悲凉与绝望。M·勃罗德在《无家可归的异方人》中对卡夫卡《城堡》的一段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小说的孤独主题的认识：“卡夫卡通过自传体小说的写法，把主人公简单地称作 ‘K’（引注：K是Kafka的第一个字母）。他的主人公走过了孤独的生活道路。因此正是我们身上的孤独成份才赋予这部小说以超自然的深度，后者以惊人的明晰性出现在我们眼前。另外，这仍然是一种非常确定的、比较微妙的孤独之感，一种深深地埋藏在我们心中的孤独之感，一种在安静的时刻就会涌上表面的东西。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究竟还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人，他既不追求孤独，也不以此为荣。正好相反，孤独是别人有意加在他身上的；因为就他的愿望来说，他渴望得到的莫过于成为社会的一个有活动力的成员，循规蹈距，按照惯例与别人合作；他追求一种有用的职业，打算结婚和建立家庭。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把K包围起来，使他陷入孤独的那层冰冷的外壁决不是暂时的现象。”这段话告诉我们，无论是卡夫卡本人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不是自己想要孤独、故意远离大群，相反，他们是渴望被理解、渴望爱的，但正因为他们的渴望太强烈，他们的失望、孤独才更加深沉、不可忍受。只有当一个人渴望沟通和被理解时，他才会有不能沟通、不被理解的孤独，因为孤独作为一种心理体验与作为外在的生活方式的离群索居不是一码事。一个避入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隐士可能没有内心的孤独，而一个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的人却很可能时刻体验着孤独。无论是卡夫卡还是他笔下的人物，从其外在特征与生活方式看都并非与外人隔隔不入，生活中的卡夫卡据说“非常快活，经常哈哈大笑。他很健谈，而且大声说话。”但这些都不过是表象。卡夫卡的内心世界是极其孤独的，也就是说，在他的隐秘的精神生活中，他缺少对话者。
2。异己的权威、不可克服的障碍与个体的软弱感、无力感、绝望感、宿命感。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总是面对一种异己的权威而表现出软弱，面对不可克服的障碍而感到绝望。《判决》中的那个权威是父亲，在他的统治下，儿子只能俯首听命，让他死他不敢不死；在《审判》中，那个权威是“法”，是既具体地操纵着K的命运，又看不见摸不着、既腐败又恐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机构的象征。法律本应是保护公民的，但它在小说中已异化为可以随意将公民处决的敌对力量，“法律成了统治我们的一小群贵族的秘密。”在它的统治下，个体体验到的是无能为力的软弱感、宿命感。卡夫卡常常将这种权威、这种障碍写得神秘莫测、恍惚朦胧，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强有力地操纵着个体的命运，个体在斗争的过程中甚至连对象在何处都无法确定（找不到的法院、进不去的城堡），所以他的反抗和斗争就只能是无效的。
《中国长城建造时》写一大批南方的百姓被赶到北方修筑长城，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何人做皇帝。他们只是宿命地受驱赶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个体在一种强大而又神秘的权威面前无能为力、任凭摆布。
卡夫卡笔下的小人物虽然软弱，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反抗性，只是他们的反抗总是遇到重重的障碍、重重的阻力，最终这种不得不归于徒劳。《城堡》和《审判》中的主人公都反抗了，但又都失败了。《诏书》写一个垂死的皇帝派一位钦差大臣把一份“诏书”送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地，但这位大臣一出门就遇到巨大的人群，怎么也挤不出去；他想要走出宫门，但宫门重重、城墙垒垒、台阶无数，怎么也出不去。《荆棘丛》中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梦：主人公在公园里迷了路，陷进一个“荆棘丛”中不能自拔，于是大声呼救，一个园丁不忙不慌地走来，好象是要救他，但又说要先请示他的上司。世界就像这样的荒谬而不合情理，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物处境尴尬，充满了绝望感和恐惧感，人生如梦。“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只能宿命地听凭命运摆布、走向死亡。卡夫卡在他的梦魇记录中告诉我们：不管野兔跑得多快，跑到哪里，都逃不脱野狗的猎获。卡夫卡的小说告诉我们：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疲劳战，他有无数个敌人要战胜，但一个也看不见，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他的能量就在这无穷的障碍中消耗殆尽。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到最后无不精疲力竭，丧失了反抗的信心和能量，俯首听命于权威的摆布。卡夫卡把现代人的萎缩写得可谓入木三分。
3。负罪感与愧疚感
卡夫卡虽然对他笔下的小人物充满了同情，也表现了这些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抗争，但同时，他又有严重的负罪感和愧疚感。这种感受可能是起于卡夫卡对父亲的双重的、矛盾的态度。卡夫卡的性格是矛盾的，有软弱、妥协和自卑的一面，又有反抗、叛逆的一面。在家里，他一方面不满于父亲的专横粗暴，同时又敬佩他的精明强悍，连父亲的强壮的体魄也使多病瘦小的卡夫卡自惭形秽。同时，他对自己未能成为父亲所希望的“好儿子”而内疚，觉得自己对父亲的反叛“大逆不道”。这种软弱、妥协和罪感反应在他的作品中，就是小说主人公在反抗的过程中不能始终如一，反抗到底，而是慢慢地变得顺从、妥协、屈服甚至认罪，从坚信自己清白到认为自己真的有罪。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审判》中的主人公K。K开始时对自己的无端被逮十分愤慨，他慷慨陈词，大骂法庭“贪赃枉法”、“藏污纳垢”。但这种反抗情绪随着他对法的认识的加深不是更加强烈而是渐趋平息，最后是毫无反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死刑。这种转变除了在诉讼过程中的绝望情绪以外，还有一种“罪恶感”在起作用。他逐渐感到：自己在国家法庭面前尽管是无罪的，但在正义法庭 （道德法庭）面前又是有罪的，因为作为一个银行小官员他也曾盛气凌人地对待过向他苦苦哀求的穷人，就像后来的法庭对待自己的那样，因而K最后是乐于被处死的。卡夫卡认为：他也是“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付”，“我们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们都参予了这个犯罪的行动。”如何才能从犯罪者、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来呢？唯一的方式就是死亡。不合理、异化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不仅因为残暴邪恶的统治者的存在，也因为允许、默认这种邪恶存在的被统治者的存在，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如果每个公民都挺身而出的对统治者的残暴作出抗议，那么这种统治、这个不合理的世界就会结束。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所谓“无辜”的被统治者又是统治者的帮凶。因此在一个被污染被异化的世界上，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是“带菌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参与犯罪的一分子，卡夫卡的这种忏悔意识一方面表现了他严于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