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9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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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1861年初，他们把这一政策概括成“自强”
一词。他们坚决主张，外交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探
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
③
逆则可以有备。”毫无疑问，建议训练新满军主要是为了对付当前捻军叛乱
者对直隶省的威胁。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到英法战争，祸患频仍，使他们
懂得内忧外患是“互相为用”的；而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造成的困难尚
无结束之望。象翰林院编修赵树吉等朝廷命官也有着这些忧虑。他在 1861
年初的一分奏折中警告说，与夷人商订的协定是靠不住的，确保未来安全的
唯一办法在于“寻求自强之术”。赵树吉希望有一个努力恢复元气的真正行
动，他说：“诚能日夜祗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之所在，将智者
效谋，勇者毕力；则是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悖之疾，而警我数十年
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非彼族之利也。”①
当恭亲王和文祥强调需要训练军队时，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军队
的质量，而在于他们手中的武器，这样想也许是不足为奇的。1860年西方的
火力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从此他们着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几艘
炮舰，就能轻而易举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要塞。这个想法就导致了命运不
佳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计划（见第九章）。清廷接受了英国人关于由他们
提供训练使用新式滑膛枪的军事教官的建议，于是在1861年末批准了一个在
天津训练几百名官兵的计划，其中包括从北京选拔的旗人军官。文祥自己参
加了组织北京神机营的工作，此营不用外国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国在 1862
年送给清廷的武器。②
下一步不仅是使用西方的枪支和炮舰，而且要在中国制造这些武器。甚
至在1860年和约谈判期间，法国已经建议要帮助中国铸造大炮，但恭亲王和
文祥却怀疑欧洲人竟会如此爽快地让人分享他们力量的秘密，不过他们确实
③
也鼓励过曾国藩和薛焕考虑建立新兵工厂。新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并不一定比
有些低级官员更富于想象力，这可从1861年11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
折中得到证明。魏睦庭指出，正是因为欧洲人对贸易的兴趣大于侵占领土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8 页。
② 沈兆霖： 《沈文忠公集》，卷1 第16—19 页。参看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215—21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 第11 页。
① 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9—40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 第16 页；《同治朝》，卷25 第1 — 2页。
③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3 页；参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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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所以才有此良机，即他们不仅教中国操作他们的大炮和船舰，而且允
许中国人象彼得时代的俄国人那样学会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术。魏睦庭认
为，被大吹大擂的欧洲武器技术毕竟是中国自己的遗产。他的论调典型地代
表了以后三十年许多中 国作者的论调，即：把火药传到欧洲的是元代的蒙古
人，虽然它已在欧洲得到很大的改进，以致于“奇巧百出”。
魏睦庭要求中国重新学习它已经遗弃的技术。归根到底来说，汤若望和
南怀仁曾被允许在北京铸造枪炮，并且西方武器对伟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
军功也作出了贡献。所以魏睦庭认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国家渴望在中国
国内安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的市场，所以它们的侵略意图得到了缓和。大清
政府应该开始制定一项计划，即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制造枪炮和战舰。由于忠
于帝国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来中国在这些方面一定会胜过西
方。①
这些意见使人想起魏源在 《海国图志》中表达的思想（见第五章）。魏
源的意见不久被更多的实践所证实。恭亲王和文祥在1863年被李泰国的行为
弄得非常懊恼，李泰国无非是因为拥有几艘他答应用来攻垮太平军的炮舰，
就能对清廷的几位军机大臣大加嘲弄。尽管满人在传统上厌恶一切海上的事
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决心：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舰队。②
满族领袖人物特别热心，因为在1863—1864年，李鸿章在江苏不仅雇佣
外国军官训练他的军队，而且还取得洋人的帮助来制造西式弹药。李鸿章的
这些活动使人感到，对于自强计划应有个长期安排。1864年年中，恭亲王和
文祥重申他们的观点：“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他们在奏
禀中推荐了李鸿章的事业，并建议选派旗军到江苏李鸿章的兵工厂见习。中
国应当利用目前的时机，“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
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恭亲王和文祥虽然仍未洞悉西方技术
的复杂性，但感到他们终于最后找到了中国对付外 国挑战的处方：“我能自
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
心……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①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
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
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
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
问题。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国藩已从
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
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来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
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60年12月，他虽然反对
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
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 第35—36 页。
② 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05、117、15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 —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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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
②
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 1861年收复安庆后，曾
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
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
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
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1862
年6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
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①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夏……图在
②
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
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
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
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
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
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
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
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鸿
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1863年他写
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
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
③
长可自立。”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
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
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④
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
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
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
议在上海设立一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1864
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①
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
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
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47、53 页。
① 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 年文献概览》，第62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9 页。
③ 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 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
杂志》，30 （1970 年），第15、32 页。
④ 同上，第18—19、30、37—4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4—10 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0—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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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
“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
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
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一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
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
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
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
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 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一改
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
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
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
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
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
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
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年创立）。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