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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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泛存在的。
现在得让地方官吏自己执行镇压措施了。他们借鉴明代以来的一项行政
传统，在战略村 （“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统。他们把老百姓
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里，不让这些人和物资敌。随着最著名的战略村战略家
龚景瀚最后把它定型，人们把这种行动称为“坚壁清野”。寨的组织以现存
的保甲制度为基础，用来补充以“团”这种编制为基础的新的乡勇征募制度。
龚景瀚等官员在举办民团时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这些人中已有许多人在举
兵保卫自己的家乡了。所用的办法是给这些地方领袖加官进爵，把他们拴在
官方的责任制度上。新任命的两位讨伐白莲教战役的指挥官明亮和德楞泰于
1797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这个办法。他们建议，在叛乱时期应建造小型的地
方性堡寨给农民提供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会鼓励县官们组织他们自己的
防御，不用求助于中央的军事力量了。它也会保卫农民，使他们不致被迫加
入叛匪。清帝驳斥了这一建议，严词指斥了倡议者，并且重申他赞成现行办
法，即继续追捕叛乱领袖。①
直到两年以后，即在和篮蟛痪茫鲜龇桨赣衫毡５热嗽俅翁岢鍪辈拧�
②
被采纳；后来它成为胜利地打败白莲教叛乱的基础。清帝这个一百八十度大
转变的决定是否可以归因于和姆削恚康比唬抡呋嵬驳揭灾醒胝�
为中心的那个军事庇护制网络结构。它意味着要分散决策和征兵的权力，减
少对中央调拨的军需和资财的依赖。反之，之所以需要实行这样的分权，直
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权的军事机构已没有能力打一场游击战争了。虽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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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它说明有关方面在大力寻求各种办法以解决那些旧式官僚组织不再能解
决的问题。
在采用这一策略的动机中有一个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官方记载中的“胁
民”的显著作用。所谓农民非甘心情愿地被胁迫参加叛乱的概念，不符合当
时同样被人经常提到的“官逼民反”的事实。白莲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范围
之广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和挠跋觳还钦庑┪侍狻�
的一种表现而已。
虽然政府最后镇压叛乱的成功，应大部分归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紧，但在
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正规军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虽然是短暂的——恢
② 孟森： 《清代史》，第288 页。
① 孟森： 《清代史》，第301—302 页。
② 《十朝圣训》，卷13 第18 章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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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在白莲教叛乱地区，支撑政府权力的是不惜耗资很大而直接从满洲调来
的大约七千名壮健的八旗兵，以及从贵州和云南开进来的、比较起来尚未腐
化的绿营兵。象额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这些决心很大的八旗将军们着手使
他们的部队逐渐具备有纪律的外貌。但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他们仍感到需要
雇用地方雇佣兵 （“乡勇”）以补充正规军之不足。这些雇佣军中有些人是
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他们经常被清政府用来做攻打白莲教的先锋。
清军毫不留情的攻击渐渐地改变了战役的特点。被迫从他们的基地和保
垒中逃出来的、被打散了的白莲教军队，现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区被追击。由
于战略村策略日益扩展，他们经常逃窜并且与地方社会断绝了联系，因而被
追捕，被歼灭。有一股一度数逾十万人的叛军，在1805年基本上被消灭了。
如果有人愿意大胆地把白莲教和两代人以后的叛乱的战略作一个比较的话，
他会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区的农村社会还有残留的稳定
性。正统名流人士的权力在这里还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叛军能够在三省交界
山区的不稳定村社中找到立脚点，但他们不能动员低地社会的财富和人力，
因此从未得到向旧制度进行胜利的挑战的势头。
但是，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
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
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
约一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
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
地下降了。第二，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
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
白莲教的幽灵也没有被弄得绝迹于大地。它的分散的细胞组织使它拥有
很大的死灰复燃的力量。1813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
李文成领导之下，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举行了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暴动。它的
一个小分队还事实上渗进了北京的皇宫。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豫皖边境不断地卷起了白莲教起事，它们通常与地方股匪和私盐贩子配合行
动。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
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
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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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
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
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
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
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
代表的 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
低估了和逼谧坛て鹄吹母芮榭龅纳疃取Ｆ浯危吻斓凼贾帐窃谇〕�
传下来的老年顾问们的指导下进行统治的，这些人和他一样先入为主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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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1818年。
新皇帝 1820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 （1755—1835
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
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
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
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
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
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
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
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
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
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
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
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
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
轻轻带过。①
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
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
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
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
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①
一位批评十八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逼诜⒄蛊鹄吹摹�
②
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
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墓僭保�
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
①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 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
《旧闻随笔》，卷1 第10 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 页。
①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 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
记收在他的文集 《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 第9—18 册。
②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 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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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③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逼诤驮谀抡冒⑹逼谝灿兄匾煌恪５拦狻�
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十八世纪初
④
期的六千万两下降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八百万两。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
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
约地表现在那些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
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
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
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
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
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
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
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
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
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
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
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
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
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
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
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
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
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
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
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