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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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全书》的委员译本以后，1854年他在上海接受洗礼。六十年代他在香
港与理雅各密切合作翻译中国七部经书。六十年代末他与理雅各在苏格兰度
① 另一方面，关于唐景星和伍廷芳接受过洗礼的假设是强有力的，虽然还缺乏证据。西里尔·珀尔的《马
礼逊在北京》 （第234 页）把伍廷芳描写成“有两个小老婆和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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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年以后，回到香港，于1874年自办报纸。王韬著的书和他每天写的关于
时事和改革的政论文章，使他享有西方问题专家的声誉。1884年回上海后，
他到傅兰雅的格致书院工作，九十年代初，他经常为有改革倾向的传教士刊
物《万国公报》写稿。
把这些人称为“基督教改革派”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
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督教概念上面，或者他们把改革看成是将来使
中国基督教化的桥梁（象某些传教士所希冀的那样）。（实际上，在大多数
情况下很难知道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十九世纪对于基督徒的
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
王韬印行的大量著作中，无一个字提及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只是他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随带了一笔。）此词更多的是意味着，这些
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樊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
代儒家的思想体系 （而明治时代的许多新教教徒则用基督教取代了）。毋宁
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
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样我们就发现，
甚至当基督教徒 （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
情也常常是这样的——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
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
说。因此，需要进行 改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改革派
虽然个别“基督教”改革派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仍很活跃，但是作为一
个集团来说，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把活动的舞台让给了更年轻一代的
改革派和革命家。因为革命运动是一种属于二十世纪而不是属于十九世纪的
现象，因此本章只提一下这个问题，以指出基督教徒在1905年以前阶段的革
命运动历史上所起的非常突出的作用 （至少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所
起的那部分作用）。兴中会香港分会的大多数领袖 （当然包括孙中山在内）
都是基督教徒。1895年广州密谋事件的领导人中主要是新教教徒，据一个中
国人估计，在最初参加1900年惠州起义（包括其组成部分的广州起义）的人
中，基督教徒占百分之三十。虽然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但我倾向于赞成希
夫林的论点：革命者的基督教 （与早期太平军的基督教不同）作为一种动力
来说，只有微小的价值，它所构成的“只是他们全盘西方化方针中的一个宗
教方面”。①
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走向前台的新改革派人士，
他们虽然比旧改革派更加激进，但一般地都在旧学方面更有根底。实际上，
他们中间某些最著名的人物是从儒家今文学传统中找到他们改革思想的主要
根据的。大部分旧改革派人物是因多年来直接生活在通商口岸才走向改革主
义的，新改革派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有志投身于改革 （诚然，有时是在短
暂地访问通商口岸以后才有志于此的），只是在后来才实际上卜居于通商口
岸，那时这样做通常是出于方便或政治安全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个不同之点，
但这不同之点的性质是自相矛盾的：即虽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比较重要的改
革派中没有一人是基督教徒，但其中某些人——象他们名义上的基督教前辈
那样——至少是受到了基督教或其传教方法的深刻影响。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89—90、228—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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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中国败于日本之后，康有为（1858—1927年）领导的新改革派于1895
年首先取得了全国性的声望。在后来几年间，维新改良的浪潮高涨。它在1898
年夏天臻于极盛，此后即戛然而止，因为慈禧太后的政变使敌视激进变革的
势力重新掌权。
正是从1895至1898年这个时期，传教士对于中国改革尝试的影响达到
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佳白的尚贤堂（1894
年建）以促使北京官员对改革感兴趣作为主要目标，他在1896年声称，他个
①
人认识两百五十多名官员，另外还和两百人有交往。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
是另一个把培植与中国高级人士的私人关系作为促进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
李提摩太拜访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显贵人物。（李提摩太的特点是操切从事，
他在1894年试图劝说张之洞提出倡议，使中国在规定的年限内变成相当于外
国的保护国。张之洞的反应显然并不热情。）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
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 （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
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比私人交往更有影响的是新教传教士的改革主义的著作，它们从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末起迅速传播开来。1891年李提摩太担任了出版这类著作的主要
赞助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广学会出版了他所译麦肯齐的著作（1894年）和
林乐知所编关于中日战争的书 （《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从1889年
起，它还出版有影响的月刊 《万国公报》，由林乐知和蔡尔康任总编辑。
作为主张改革的宣传者，传教士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出 了他们最狂
热的梦想。每年广学会从销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从1893年的八百美元猛增
到1898年的一万八千美元。1896年傅兰雅兴高采烈地报告：“书籍生意正
在全中国迅猛开展，这里的印刷商不能满足书籍生意的需要。中国终于觉醒
①
起来了。”林乐知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书中有一节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改
革派观点）和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书（这两本书很受人欢迎，中国书商一
②
再非法翻印），都是1896年长沙乡试举子的必备读物。强学会出版的第一
个刊物（1895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
国公报》这同一名称。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这些人的中文姓名在全国是人们
所熟悉的。如果不发生1898年9月的政变，很可能根据康有为的推荐，李提
摩太会被邀进入清帝内廷顾问之列。光绪帝 （他在丁韪良的间接督导下已学
了几年西学）已经研究过麦肯齐著作的中译本，并且产生了深刻印象。
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
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
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
法、思想和甚至世界观。成立各种变法维新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
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
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显而易见，康有为把孔教变成国教的计
划 （有自己的节日、全国范围的教堂系统和传教士），也同样受到他们榜样
① 《北华捷报》，1896 年11 月6 日，第784—785 页。
① 1896 年4 月1 日的一封信（着重点是原有的），《傅兰雅书信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伯克利）
藏。在1898 年7 月1 日的一封信中，傅兰雅写道：“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
② 据说李提摩太的译本于1898 年仅在四川省就被非法翻印十九次。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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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舞或影响。（这里也应该提到著名的佛教改革派杨文会，他对于基督教
传教士的形象深有印象，并且学习他们的经文，和到内地去向俗人宣扬他们
的学说。）
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
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传教士之偏重外交事
务，似乎在许多维新派著作中也有反映，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在英、美新教传
教士中存在的反俄情绪。而且正是中国人关于世界与人类的进化观念，可能
受到了传教士作者最深刻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1898年）是清末最大
胆的哲学论述之一，它同样重视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儒家的伦理学，不分轩轾：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说法。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
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
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
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实。的确，并
不是中国所有革新之士都准备接受这种关于未来的玫瑰色的憧憬，何况有些
人（如严复）宁愿认为斗争和冲突仍将在未来世界中占中心位置。但是到1900
年，大多数改革派都准备在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中也揉合进关于进步的信条和
无保留地相信科学进步有益于人类的信念（这在当时传教士的著作中是喋喋
不休地被反复提出的两种见解）。
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最无成效的说教是向中国人兜售说：西方的知识和
①
制度及其相伴随的富强，其源反正出于基督教。有的人，如康有为，承认宗
教可以救中国，甚至可以救全世界。但是当要他选择自己的宗教时，康有为
对他的传教士兼良师益友最 大的让步是选择一个基督教化的儒教：从中国人
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大的让步，当然传教士并不这样认为。李提摩太认为上帝
对全世界的统治就是进步，这即是说，承认进步便应自动地导致承认上帝；
他的这个论点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因为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否认上
帝，但仍能取得进步。简言之，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
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正当对义和团的镇压为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恢复变法活动创造条件时，传
教士的卷入和影响却急剧减少了。产生这一突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问题
已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例如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即是这样，而传教士
①
对这种公开争论是采取回避态度的。第二个原因，肯定也是更有决定性的原
因，是出现了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径）
以获得关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的情报。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刊物大量
涌现，使得读者可以不再那样依赖外国人出版的中文报刊了，而从1900年起
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国外 （特别是去日本留学）。
由于不再需要他们作为宣传改革的使徒和传布西方非宗教文化的工具，
① 关于阐述这种失败的中文文章，可看《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1898 年载于谭嗣同等人编
的维新派刊物《湘学新报》，四卷集，卷1 第441—477 页。
① 当然也有例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韦廉臣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逐渐成立议会政府。参看刘广京：
《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响》，载何炳棣等编：《中国的危机》，两卷集，卷1 第104
页注。到本世纪初，有些传教士也曾宣称他们同情年轻革命者的事业。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