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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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过时的人，都是一些很无知的人。

　　3、历史中的自由与必然

　　记者：但这种决定论还是很难让人接受。因为事实上历史是由人自由选择和创造的。如果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被某种神秘的历史力量所预先安排和决定；那么人类的努力又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此外，你该如何评论那些伟人？正是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常常具有非凡的影响。例如，如果1934年毛泽东被留在江西而未参加长征，那后来就不会有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至中共就难以纠正来自莫斯科的左倾路线和政策，中共也许就难以夺取政权。那末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毛泽东死于1964年，那么是否还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何新：不错，就具体历史事件来说，历史是出于人类的自由创造。也正是由于历史事件仿佛是人类的自由创造物，所以历史总是具有非常有意趣的审美价值。

　　人类历史中那些魅力超凡的伟大人物：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凯撒、拿破仑、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个人生活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历史创作，从审美角度也可以说具有非凡的魅力。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就历史的总体结构与实体进程来说，历史过程又绝对地是一种宿命和必然。

　　记者：既然承认自由选择，那么又认为这种选择被决定于某种必然这是矛盾的。

　　何新：这是悖论，是辩证的悖论。人类具有在历史中有自由选择方向的相对可能性。但选择总是有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选择，出自纯主观兴趣、需要、爱好或价值（包括意识形态）的选择。另一种是理性的选择。理性的选择意味着必须抑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必须面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　

　　让我举一个小例子。假设在一个封闭的袋子中有10只不同彩色的球，你可以随机摸取。如果每次一只，则可摸十次。或一次摸十只，则只能摸一次。在这两极之间可存在着为概率论所决定的若干中间选择。但概率论指明了这些选择的总数服从于一个确定的数学模型。无论怎样变换和选择，从10只球绝不会摸出12只、20只。这里有一种内在的约束或必然。

　　但是，尽管受到这种必然性的约束，却不排除摸球人仍可以有自由创造，可以摸出令人惊叹的艺术。比如如果出现一个高明摸球人，他可以任意地随机地从这10只球中作出色彩的选择，这种随机自由被他的个人意志牢牢地把握着，尽管他不可能从10只球中摸出12只；但每次摸时，只要他想要红球就摸到红球，想要蓝球就一定随机而自由地能摸到蓝球。那么这个人我们还是会赞叹他是一个摸球的天才。因为他在总的被约束条件下，可以将自由意志可能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这个例子并不等于历史，但用它可以说明历史中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中那些伟大人物也就是在历史已给定的必然模式之内能自由地摸出彩球的艺术家。

　　历史有时正象摸球的游戏。但这种盲目性只是对摸球者而言才是盲目的，其实摸球的条件和球数以及球的色彩，都已经是被先验地非选择地给定的。这种给定性，就是历史中内在的必然秩序。　

　　因此历史中确实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历史由人自由创造（自由摸球和选择）。而人类又的确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但另一方面，历史的终极结果却是必然的，是有序的，是被先验条件所预先设定的。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所被先验地设定的必然，就是历史活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阶段。这一基础由一个社会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造，它的进步依赖着不断地积累的、微小的技术创新。经济基础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的，也无法被自由选择、弃置或改变。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中，技术与制度，比物质的实物更重要。它们是物质发展过程中积累于传统中被不断提炼的文化精华。即使物质的东西被毁灭了，这种技术进步和制度还是可以按相同的模式重新复制和生成。〃在旧石器时代开始以前，人类已经知道怎样利用技术，以便控制自然。其后经过铜器铁器时代，更有长足的进步。但到了十八世纪，因为工业革命之故，技术进步，在西欧各国，遂演成爆炸的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爱路尔（Jacques　Ellul）在其名著《技术学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一书分析，这两三世纪技术在西欧与美国的猛进，乃由五种因素凑合而成。（1）技术发展，经过长期的孕育，渐趋成熟，而在灿烂开花之前，没有遇着阻压；（2）人口的大量增加；（3）有适宜的经济环境；（4）有可塑的社会，对于技术的传殖全部为之接受；（5）由于清晰的技术意向，与其他因素结合，乃指导人们使向技术底目标不断地追求。在许多社会里，有时也许具有若干的因素，然而以上五种因素，同时发生，遂使技术的迅速发展，成为西方的唯一现象。技术的发达，不只应用到机械方面而止，驯至政治、经济、交通、心里、艺术、宣传等等方面，皆被其沐，结果乃造成今日的〃群众社会〃（Mass　Society）和〃总体的国家〃（Totalitarian　State），因而形成所谓〃技术文明〃（Technilogical　Civilization）。

　　西方现代的实感文化体系彻头彻尾是一种技术文化，或称〃技术文明〃（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技术文明的意义，盖指西方文明是由技术所构成（for　technique）［文明的各部分为技术所构成］，为技术而存在（by　technique）［文明中的一切事物必须为技术目的而服务］，而且全部是技术的（is　exclusively　technique）［凡非技术的均在贬除之列］。由此可见技术把握着一切的文化元素，这不特在经济与交通领域上如是，即艺术与知识活动，亦莫不在其范围以内。西方人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已全然受到技术所支配，且以技术为目的，因而技术也就是社会的中心。这种新现象，社会学者称之为〃技术文明〃，或〃技术社会〃。

　　技术的自我增进，循着两种法则进行：

　　（1）在技术文明中，技术进步是不能逆转的。

　　（2）技术进步，其行为倾向，非数学的递增，而是几何的递增。〃（台湾·黄文山《文化学体系》）

　　这种秩序和模式就是柏拉图所谓Idea，是历史中的普遍性或内在秩序，是一种客观的有强制力量的必然性。它超越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之上。因此，历史是自由的，同时历史是必然的。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这就是决定论。　

　　记者：那么历史究竟可不可以选择？

　　何新：历史可以选择。但是，选择并不意味着得到。能否选到是被一系列条件所约束的。对这种约束条件人无法选择所以说它是必然。爱因斯坦说：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叔本华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was　er　will；aber　nicht　wollem；was　eruill．〃编译者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爱因斯坦译文集》，〃我的世界观。〃〃

　　康德关于理性的四种二律背反中，有一组命题就是：人是自由的，同时，人面对着必然。这两个命题是相反相成的。

　　再作一种类比的话，比如长江，它的江水中的一朵朵浪花，是随机的，偶然发生的，似乎也是由奔腾中的水流所自由表现的。但是长江的流势、总的形态和流向，　是非偶然的，是由中国大陆的地理形势（西高东低）和陆地结构造所必然地决定的。这种必然性精确到可以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对水速和流向甚至于浪水涌现的概率和模态，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作出极准确的描述和预测。　

　　历史也是如此，人以及人所创生的事件就是江河中自由表现的浪花。而人所身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等等，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就是决定历史总走向的非自由的历史生态和结构。

　　自由选择的意义并非能或不能。选择无法使不可能的事件成为可能。但选择的意义决定好与不好，善与不善。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它使一个社会的潜力发挥到可能性的极限。而在历史的生态中，经济因素和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　

　　马克思说：

　　〃这种（必然）关系就是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马恩全集》第3卷，第30页。

　　记者：这就是说，历史中确实存在不可选择的东西。

　　何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

　　这种决定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就是生产力水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恩全集》，3…23。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所无法自由选择的。是只能依靠经济基础的逐步积累和进步而有规律地发展和积累的。因此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要依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去推动。而并非依靠观念的发展或思想的革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他的经济决定论作了如下的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制度的构造和意识形态。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生产力）决定论。

　　4、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英雄造历史还是历史造英雄？

　　何新：恩格斯在1894年（125）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伟人的作用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506页。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