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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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梦书坑儒开始，凡杀文人的都无好下场，都遗臭万年。雍正办了不少好事，但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兴文字狱，杀文人。

　　文革运动中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整死很多知识分子，例如老舍翦伯赞等，这也是遗臭万年的事。尽管死的人有多数是自杀或死于群众暴力。管理意识形态的方法，是控制传播而不是杀人。　

　　但是可以说，就是由于毛泽东有这么一个不杀文人头的政策，尽管经历象文革这样大的浩劫，一大批异端思想分子，包括我这类当时多次成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在内，才仍然能够带着我们的异端和叛逆思想而活过来。

　　而正是这类异端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文化的因素，为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的准备和基础。

　　记者：那么毛泽东还是能容纳不同思想的。

　　何新：毛泽东是一代圣主，也是霸主，在大的问题上，或者用他自己的一种说法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会违心地听从别人。据说他少年时喜欢一首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则（作）声？

　　你看，这首诗中就充满了霸气。

　　值得一提的是，为此，学者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就曾当面批评毛泽东缺乏容人和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这一批评可能击中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当时竟有失贤者风度地当众痛斥他。

　　但耐人思量的是，虽然梁氏此后即被打入政治的冷宫，其人其言终身不复被用。但毛泽东后来还是容忍梁氏平安度过后半辈子。反右，文革都没有搞翻这个老牌的〃双反分子〃（反毛主席反毛思想）。梁先生高寿，一直活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84年。斯大林是绝不会让他的意识形态对手活到这么久的。

　　记者：这说明毛泽东还是有〃雅量〃的。

　　何新：是的。

　　记者：梁漱溟是在什么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

　　何新：主要是在农业政策和农民问题上。梁氏认为，国家工业化和抗美援朝两件大事并举，把农民搞得太苦，从农民手中剥夺得太多。

　　因此他试图为民请命。结果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当着全体委员的面把他痛骂一顿。毛的斥骂十分辛辣，这可以说是有失他作为大政治家的风度之事（这篇斥骂之词收入了《毛选》第5卷）。此事是毛泽东的疵点之一。

　　记者：梁漱溟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毛泽东要如此动怒呢？

　　何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围绕着国家工业化的路线问题，党内党外都发生　

　　了激烈的辩论。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前奏是对农业结构的改造。英国16世纪发生了圈地运动。法国1789年后发生了消灭土地贵族的第三等级革命。美国19世纪中叶发生了南北战争，摧毁了南部的庄园奴隶制经济。德国16世纪发生了农民战争，改变了容克领主庄园制度。这些历史表明，近代工业制度及其上层建筑无法矗立在中世纪封建主义庄园经济的基础上。

　　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把土地分到小户农民手中。但是，这种小农经济不可能是终极形态，本身就是极不稳定的过渡体。　

　　土改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农村中发生经济分化。有人富起来，成为富农，买房买地置产业。有人穷下去，卖房卖地。这是农村中发生的自发性资本积累和两极分化的进程。

　　面对这种分化，同时也围绕着如何选择向国家工业化过渡的道路问题，党内、党外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的斗争。这些不同思想，大体反映为两条路线。

　　13、中国工业化的两条路线争论

　　记者：怎样的两条路线呢？

　　何新：一条路线，是支持富农经济的路线。从经济理论看，这实际是亚当·斯密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应该放手让自发的资本积累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让人们在经济致富活动中自由竞争。在这种自由竞争中，实现城乡民间资本的积累，以及向工业资本形态的自然转化。

　　这种转化的过程，按照一般规律，是由农村中的富农资本，通过自由贸易，转化为商业资本，再转向农副产品的加工业，转向消费品的加工业，最后转向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可以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而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方针。

　　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路线。

　　斯大林式的工业化道路，使苏联在30年代获得了极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实现了国家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其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资

　　本主义国家。使得苏联能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以先进技术装备了苏联红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这条路线必须是一条饿肚子经济即勒紧裤带，全民被迫作出牺牲搞工业的路线。其社会后果，导致苏联经济体制下的长期食品及消费品匮乏，人民不满，积怨甚深。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造成了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滞后发展。也形成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对公民自由的全面剥夺，造成了苏维埃国家专制主义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沙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度集权体制。

　　记者：中国革命成功后，是否也想走这条路。

　　何新：有人想，高岗是一个代表人物。而邓子恢等人则想走市场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50年代为设计中国工业化道路而研究《联共党史》，他在朝鲜战争的刺激和挑战下，为快速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和武备水平，决定采取近似于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为此就不得不对7届2中、7届3中全会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方针进行修改，从而重新确立了1953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此而推行一系列激进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重工业优先和高程度工业化建设政策。

　　这些政策导致了党内外发生激烈辨论。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搞重工业先导，不勒紧裤带搞原子弹，后来中国的国际处境也许会与今日伊拉克差不多。

　　记者：这是否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何新：是。自50年代初以来，直到70年代末的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针，这两条路线纠缠交错，斗争了几乎30年。其间消消长长，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风风雨雨。

　　从土改中是否消灭富农经济的争论，到刘少奇天津讲话，主张维护城市中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针，以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财经会议前的〃公私平等纳税〃的新税制之争，1955年关于合作化的激烈辩论，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高速度、反冒进，中央八大路线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及毛泽东在这一年写《论十大关系》，试图对两条路线作出折衷。即走出第三条路来。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但1958年针对反冒进，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进行反击，推翻集体领导亲自走上经济指挥的第一线，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继而庐山会议纠左，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打倒彭德怀。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刘少奇再次主导纠左。（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邓子恢说：人民公社祸国殃民呵！）1962年经戴河会议毛泽东发动反右，1963年发动社教，提出整党内〃走资派〃的政治概念，1966年5·16通知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8届11中全会发动政变贬抑刘少奇，进而决定全面发动文革。

　　20年间，在治上主导的、占据主动地位的始终是毛泽东的路线。但在经济上不断反扑，不断居于主导的，则是刘少奇的另一条路线，亦即文革中所批判的〃刘邓路线〃。

　　最终，中国导向市场经济的80年代社会改革，历史最后选择的仍然是第三条路线。这两条路线之争，可以说贯穿和影响了新中国以来50年的全部现代史。

　　14、历史中的悲剧性

　　记者：毛泽东的看法是否有道理？

　　何新：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形态下社会矛盾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深刻的，高于斯大林的理论，也高于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所以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

　　但是，最早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存在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家，是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前者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党的官员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的现象。

　　而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新阶级》，也从政治上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导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似乎确有某些相似之点。即不停顿地由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民族革命过渡到世界革命。

　　1965年，彭真指示北京编译所译出并出版了《被背叛的革命》及《新阶级》这两本书，作为〃绝秘〃版提供高干作为内部参阅资料，此举在政治上是意味深长的。

　　而林彪政治集团在〃5·71工作纪要〃中，也指张春桥、江青的思潮是极左性质的托派理论。

　　人们知道，毛泽东死前没有遗言。但是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表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打招呼〃的23段语录，可以看作毛泽东政治上的重要遗言。

　　在这些语录中，毛泽东谈到〃大官、小官和工农兵〃的矛盾。表明直到最后他仍在从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考虑社会主义形态下的社会矛盾问题。

　　将此联系1975年他要求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定权利，即保护私有财产权），要求对这种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要人们〃弄清列宁为什么讲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可以看出，毛泽东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始终是一个消灭社会经济差别，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他抱着这一不能实现的遗愿而痛苦地离开人世，可以说是抱恨终天。而在他死后，人所共知，换了人间，经济体制与经济路线发生了全面的转变。

　　记者：对今天社会中发生的这种转变他会怎么看？也许会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吧？〃

　　何新：（笑）也许。但是用列宁主义的观点可以证明他的这种看法是错。毛泽东是一位悲剧英雄。他晚年以日益衰弱的体魄，仍在与社会中日益壮大的新兴自发资本主义潮流作不屈的斗争，颇有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色彩。

　　批林批孔时曾流传两首〃法家〃的诗：

　　（一）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临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

　　（二）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罗隐）

　　当时传说毛泽东爱吟并反复圈划这两首诗，而梁效、江青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妄解。

　　其实，所谓〃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种诗境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悲凉心境。

　　因此，在对文革派理论的反思中，我日益加深地意识到其理论的反动性。〃他们讲着最革命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种反动不是政治的反动，而是对历史、对生产力发展、对历史进步原则的反动。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是经济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文明的进步。

　　四人邦的政治经济主张如果得逞，文明将被消灭。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会被彻底葬送。国家最终甚至可能陷入内战和四分五裂。毛泽东晚年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对政治局几个常委的最后一次炎话中曾问道：未来如何？也许是〃血雨腥风〃吧？中共领导最巧妙而稳健地办法消弭了四人邦之祸，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伟大。

　　正是在70年代那些痛苦的岁月中，我在《哲学笔记》中读到列宁摘录的费尔巴哈如下一段话：

　　〃道德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对生命的爱、利益、利己主义）。善不是别的，而是符合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不是要消灭知识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不是的。但不能容许只有少数人是高尚的，而其余的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