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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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如果与早期西方历史上的〃血泪资本主义〃100年以上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相比，那么苏联在30年代，中国在50…60年代所经历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虽然也都走过了极其沉重的道路。但相对而言，时间较短，代价还是较小。
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一样，选择的是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道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在高度集权的统制经济体制下牺牲农业利益，牺牲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
彼得大帝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他的重商主义却使他大力促进同西方的贸易往来，鼓励同西方的产品竞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苏联与中国，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却都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经济封锁。〃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上社会主义，建立了一条'防疫线'，按照威尔逊的话，这是为了让'布尔什维克陷入困境直到局势使俄国人变得更老实一些'。他们中止了对新生俄国出口商品。
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苏联来说是一个灾难。他的出口商品的价格下跌幅度大大超过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西方国家指责苏联倾销商品。
于是，苏联决定限制外贸的发展，停止实行租让制，实行了一项常常被人称之谓〃自给自足〃的新政策。〃（法）克洛德·拉索《东西方贸易》第9页。由于必须面对这种封锁，斯大林不得不采取〃一国独建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也不得不选择内需式带动发展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斯大林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使俄罗斯快速地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卫国战争的业绩和胜利正是这一点最雄辩有力的证明。
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现代工业门类不全，许多工业部门是空白，没有机床制造业、电机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1937年工业化实现之后，创立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工业部门，新建和改建110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新建的工业部门有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仪表制造业、人造纤维、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塑料以及大型电站等；同时，对原有的黑色冶金、石油、机床制造等许多工业部门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31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苏联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2．6％增长为1937年的10％。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当时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成绩，是在与世界市场相对隔绝，外部资本主义界经济遭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的背景下取得的。因此格外令人瞩目。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量为1929年的4．42倍。同一时期，美国仅为1929年的92．2％，法国为82．2％，意大利为99．6％。八年间，这几个国家工业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呈现出倒退的趋势，只有英国和德国分别提高一至二成。
1937年，苏联在按人口计算工业产量增长速度（与1913年相比）方面遥遥领先。苏联增长6．1倍，美国为115％，英国为99％，德国为106％。1937年苏联的钢产量相当于美国的39％，英国的168％，德国的95％，法国的184％。这些数字有力地表明，苏联在斯大林模式下的工业化进程确实具有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优势，从而大大缩小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以上数据和材料引自杨天宇《经济制度与批判》，第40…41页。
8、斯大林模式的运行特点
记者：那么，如何评价2030年代关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模式的这场论战？它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新：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迅猛异常的工业化，促进了苏联体制向斯大林模式的转变。导致经济管理的高度集中化。
因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常被称为苏联式计划经济或者指令式计划经济（mand Economy）。这种经济带有决策高度集中和主要按实物分配物资的〃物动型计划经济〃的特点。所以，在经济机制上，它与资本主义决策分散的分权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
记者：市场经济制度，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最有利于达到人、物、财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
何新：从世界历史看，工业化的进程具有一种普遍的历史规律，这就是先经历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和不完全市场的半封闭经济体制，而逐渐过渡到比较开放的市场〃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从这样一个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斯大林主义的体制正相当于前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因此，它的出现并不是一种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必然。
社会经济的循环运动，基本上可分为物资流程和货币流程的两大运动。这两个流程构成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流转过程。针对物资流程所做的计划，叫做〃物动计划〃。针对货币流程所做的计划，叫〃资金计划〃。苏联式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实物计量形态上的〃物动计划〃。这种计划的特点是，国家对产品质量、数量、品种和规格在计划上做出规定。生产部门根据实物指标进行生产，货币仅作为成本核算的计帐形式。
在斯大林时代，计划一经制定，就成为指令或法律，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物动计划〃并不是根本不要〃经济核算〃，而是仅作为结算手段。只要达到实物生产目标，即使支付高额成本也在所不计。例如大跃进时代，毛泽东提出〃钢铁挂帅〃、〃以钢为纲〃，发动全民炼钢，以求达到钢铁（实物）产量超过英国的指标。为此而动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包括付出了后来贻害深远的砍山伐树的环境代价。却丝毫没有考虑以如此巨大的资源人力投入生产钢铁，其成本是否过于高昂，是否值得。
〃物动计划〃的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不起调节作用。（布哈林理论）
一般认为这种集权式而非市场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形成，必然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废除市场机制（实现非市场配置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这一古典设想。）正因为如此，到了六十年代，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引进利润和市场机制〃问题时（利别尔曼、孙冶方），有人就认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变质了。
一般通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式计划经济的这一集权计划经济制度，是为适应上述那种非均衡发展的资源分配要求而建立的，是保证那种资源分配要求得以实现的〃机制〃。集权计划经济制度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在落后国家中〃实现迅速赶超先进国家而达到快速工业化〃这一超经济目标所必然会选择的发展模式。
研究苏联经济的英国的数理经济学家麦卡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指出：
〃倘使大规模的产业结构业已存在，希望促进专业化时，价格机制将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在庞大的落后国家，其领袖人物虽欲急剧扩大投资率，但投资资料部门的生产能力（弗利德曼的制约条件）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商品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制约条件）的制约必然成为扩大投资率的主要瓶颈bottle neck，译为瓶颈，或译为狭口。这本是一种比喻，指交通容易堵塞的狭窄路段。在经济学上特指妨碍生产流程和经济流程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机制将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才建立起传统的苏联的经济制度的。'战时经济'和'平时经济'这种称谓，都是根据英国经验提出来的。但是也有和这种称谓相吻合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国家尽管处于非战争的情况下，但它仍须按照'战时经济'的办法经营自己的经济。〃Michael Ellman：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PEP Broadsheet No．509；1969；P．325．
苏联式集权经济和战时经济，两者都是为适应政治目标而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源，并限制市场机制。因之O·兰格O·兰格（Oscar Richard lange，1904），波兰的经济学家。1960年6月，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他所写的《政治经济学》的中文译本。把这种经济体制称为〃高度政治性的经济〃，说它〃就是战时经济〃。
〃总之按照政治优先的原则使用集权的行政手段分配资源的，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政治（军事）目标第一，其他社会目标被放在从属的地位，这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统制经济体制共有的机制和特点。
记者：如果从纯要素流动的角度比较市场体制与斯大林的计划体制，你认为二者优劣如何？
何新：瑞典经济学家罗夫·艾登姆、斯塔芬·威奥地曾对市场体制与指令式计划体制作如下详细的比照。他们指出：
〃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资源的动员和部署优先考虑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一切都要求一个比原先更加集中的分配体制。
为了抵御潜在的入侵者，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它迫使投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对原材料、能源生产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利用）。它反过来要求限制消费的增长。城市里投资货物的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从农村集中地征集资金。通过强迫集体化，使农业处于中央控制之下。
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包围中。苏联想要建成〃一国社会主义〃，几乎完全须靠自己的资源来实现经济发展。
最后选择的集中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可能被选中，其原因主要在于它的再分配能力。〃
（1）在一个资源分配完全集中化的体制中，有关消费、投资和生产的决策均由一个中央机构在宏观水平上作出。这个以作为政府一级的经济计划机关为特征的中央机构，我们称为中央宏观决策机构（简称CMA）。CMA的任务是，收集并整理经济信息，把生产指令下达到所有企业。这些指令应当对怎样使用哪些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等等）和在多大数量上使用做出精确的规定。企业还得到全部投资的详尽指令。所有企业必须遵循这些指令。
CMA也决定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生产的分配。产品和劳务按照统一规定的数量，凭借个人〃消费券〃分配给每个家庭和家庭成员。同企业一样，各家各户完全遵循CMA的指令。
人们很容易理解，CMA需要多么巨大的信息量才能作出下达给所有包纳在生产计划变动中的企业的精确指令。
如果说在刚才提到的一个如此有限的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信息需要量这样庞大，那末当CMA不得不制订整个经济的资源分配的所有决策时，信息当然更是多得无可比拟。
在这样一种体制中不需要货币。实物的或数量的详尽指令意味着所有单位（无论企业还是家庭）都能直接得到送到手边的恰好数量的产品。因此货币和价格作为分配过程的向导无法发挥独立的作用。CMA要利用价格也是可能的，比如用所谓〃影子价格〃来描述与不同的分配选择相关的强制性成本，但这仅仅是出于制订内部决策的目的。
模式假定，消费者和生产者为完成CMA的指令和决策发挥了最大的能力。
当消费者和生产者按照上述双重假定行事时，可以认为他们对CMA决策者是完全信赖的，因为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有着参考、语言等等的某种共同结构）。我们称这个基本的假定为〃价值观的完全一致〃。
（2）在完全分散的分配体制的模式中，价格体制取代了CMA来解决信息和协调问题。在这一模式内，所有经济决策均由企业和家庭自己在微观水平上作出。消费者本人仔细地决定他的消费开支和他应当工作多少小时。同样，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一切生产、投资等的数量和构成。价格是这些决策的首要基础。
价格形成于市场，在那里，卖者规定自己产品和劳务的最低价格，买者提出愿付的最高价格。若卖主开价过高，其产品就会形成过量供给，卖不出去的东西将在仓库里积压起来。价格于是下降，而生产者便不急俗把产品提供市场，消费者则更愿意购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均衡价格〃形成时为止。在这个特殊价格上，市场在下述意义上是均衡的：所有以均衡价格买卖的人都得到期满足，卖主不会剩下任何卖不掉的产品。当起点代之以过量需求时，读者亦会碰到类似的过程。
价格作为同时发向消费者生产者的信号，形成于市场功能之中。当消费者和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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