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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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典型。张五常说：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是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的。但是，这位先生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界了！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附录1］

　　马克思：犯罪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原动力标题是编者所加。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

　　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知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产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当然，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附录2］

　　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一）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叁）〃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munist也。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叁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叁（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munism是大有出入的。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不可能错，但因为凡是社会皆如此，说了等于没说，是相当蠢的。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何新评语：此人竟无知到不知〃共产〃一语的西方语言出处，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温斯坦莱（G·Winstanley）的掘地派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共产主义者〃公社〃，不知道〃共产〃思想可以一直追溯于《旧约》（耶稣曾说：只有分掉你们的财产，才能跟随我），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具有极为深远悠久的传统。张五常却竟以为〃马克思是共产这个术语的创造者〃，还居然以此为题〃瓜豆〃一篇文章。结果〃瓜豆〃一场，〃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观此文可知其人及其学。确实，文品正如其人品！！］　

　
　





三、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1、〃主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

　　记者：在我们上次的谈话中，您说您认为，近20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是新古典主义，或者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

　　何新：是的，这种新古典主义，还有一个十分可笑的名称，叫〃福利经济学〃。

　　记者：为什么叫福利经济学？

　　何新：福利经济学的名称来自A·C·庇古（1877…1924）1920年的著作《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正确的名称应当是功利主义经济学，因为其哲学基础是边沁的私人功利主义。J·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边沁是〃看不见的手〃、〃经济人〃等概念的原始发明者。马克思说：市场经济〃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私（所）有权和边沁。〃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已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

　　他的理论是：每个人只为自身功利而最大限度地自谋，通过冲突和抵消，结果最终达到平衡，反而最有利于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作为哲学基础，正是后来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滥觞。

　　庇古的理论实际上是源自斯密…萨伊马歇尔。西方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基础就是马歇尔/庇古的一套理论。许多人指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已过时，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论源自18世纪的一些理论，是更加陈旧的东西。

　　这个流派的鼻祖之一是斯密学说最著名的庸俗化的传播者萨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将萨伊学派蔑称为〃庸俗经济学〃。实际上，所谓〃福利〃这个字眼本身就颇有点讽刺性的庸俗色彩。

　　记者：这一学派所说的〃福利〃究竟是什么意思？

　　何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摩根·雷诺兹的说法：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伦理前提是：个人是其自身福利的最佳判断者，或用萨缪尔森的说法，个人的偏好应予优先考虑。〃（此即经济人的原则）

　　〃如果把尊重个人偏好暂定为根本的伦理假设，就直接引导到福利经济学的初始概念帕雷托最优化。帕雷托最优化的意义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损及另一个人的利益，就无法（通过对资源或最终产品所可能的再分配）使另一个人的境况有所改善。

　　因此，某种经济一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的再分配势必损害至少是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不处于帕雷托最优状态的经济则被称作低效益经济。对于极为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