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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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以后……”
霍尔茨并不是为了多挣稿费，而是要追求一种“分秒不漏的描述”，以致写出这样空洞无物、稀奇古怪、让人哭笑不得的段落。又如小说《死》中，他详尽之至、细微之至地描写死者的嘴唇怎样露出一丝神经质的微笑，夕阳怎样照在死者蜡一样苍白的脸上，床前两个同伴的对话结结巴巴，断断续续：“根……根本就感觉……不出脉博……正在跳……。”
‘什么？？’
‘噢……他……他也许……死了？？！’
‘什……？？’
‘死了！！’
‘死了？？……你是说……死了？？’
一般作家在表现某种情景时常以集中概括、抓住特征来省略具体过程，以某些旁物来烘托气氛，以心理写效果或以效果写心理，霍尔茨却异常忠实地记录全过程、不避其艰涩地直现气氛、解剖式地复述心理和拍照似地摹写效果，真正是自然得不能再自然，彻底得不能再彻底了。
作家有他创作的自由，而且这也确实给读者带来新奇的愉悦，开拓了文学思路，不过，似乎这种绝对客观没有必要，与真实生活完全一样，直接就去生活和欣赏生活好了。反感霍尔茨的人，大概也是这种思路，而后就是指责他没尽到作家的社会责任了。
自然主义在德国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由小说进入戏剧领域，而且成就很高。自然主义戏剧由于突破了视觉艺术的限制，时、空、声、色等结合，更能实现霍尔茨的“分秒不漏地描写”的主张，而且能使观众因看到自己行为成为欣赏对象而产生被认同的愉悦，所以影响很大，经久不衰。自然主义戏剧主要表现由自然环境或生理遗传造成人的变态扭曲，经常使用方音、口语，结巴、哑场、没意义的自语、咳嗽、吐痰等不登大雅之堂的细节都被精确地再现出来。最典型的自然主义戏剧是霍尔茨与史拉夫合写的《泽里克一家》（1890），写原住乡下的泽里克一家，随工业化的农村经济破产而流入大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中人，这个家精神道德堕落了，父亲成了酒鬼，喝醉了就寻衅闹事，母亲又神经质地专门找碴吵骂，整个家中乱成一片。圣诞夜小儿子病死，更加重了悲惨绝望气氛，房客温特对大女儿产生了感情，想把她带走，离开这个环境，但她拒绝了，决定留下来帮助自己的父母。全剧共三场，严格按照浓缩时间、力求体现表演时间与被表现时间重合的原则，实录、复现了从圣诞之夜到天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女儿的抉择表现了环境对人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这一自然主义主题，她有逃脱这个你争我夺、相互倾轧的环境、幸福生活的愿望，但维系家庭的旧传统观念束缚、扼杀了这个愿望；她留了下来，却又看不到出路，最后还是成了环境的牺牲品。
史拉夫的《奥尔第师傅》，同样以照相录音手法写奥尔第为了夺取遗产而谋害了父亲，并使异母姐妹失去继承权而一贫如洗，只能依附他，寄居家中。异母姐妹猜测到了谁是罪犯，但没有将秘密揭穿，只希望他自己认罪。他整天为紧张和恐惧所扰，最后终于吐血而亡。史拉夫试图用自然主义的外部描写手法把人物内心也表现出来，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姿态交待出前边发生的故事。剧中出现了一些背离自然主义原则的成分，如梦境、预感、征兆等，给剧中带来一些神秘恐怖气氛。
德国的自然主义小说和戏剧具有一种电影和留声机式的新奇的审美效果，但分秒不漏地描写毕竟使创造主体失去了应有意义。随着时间推移，它很快就为接受主体也为创造主体所厌倦。德国自然主义作品中出现的一些新特征，则预告了一些新的流派的产生，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都与这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十九世纪末意大利的一个文学流派——真实主义与法国自然主义联系很密切。它是在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和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形成的，泰纳运用科研方法研究文艺问题的方式以及他提出的关于种族、时代和环境对人发生重大影响的决定论，启发意大利真实主义作家以自然科学家的眼光去观察、描写人的生活行为，左拉的实验小说则从创作方式、表现手法上提供启示。
评论家、作家卡普安纳主张作品应当成为人的文献，具有科学性，无主观色彩。他在短篇小说集《妇女们的侧影》中通过对女性心理的分析来研究行为之产生。长篇小说 《姬雅塔》完全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小说写的是一个妇女幼时不幸遭受奸污，这一心理创伤决定了她的思想、感情、行为乃至命运，她无辜受害，又因此遭到社会的不公指责，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促使她做出一系列反抗行为，后来失败而自杀。
在这里，造成主人公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受损害的心灵有抑制不住的反抗本能，生物学的决定论超过了社会环境决定论。作者有意在书中安排了一个医生，对女主人公的行为和感受作出生理学的和临床病理学的解释。他的另一部长篇 《洛卡维迪纳庄园的侯爵》写一位侯爵很喜欢他的女仆，但又不能与她成婚，当他要和另一贵族妇女成婚时，就把女仆名义上嫁给一位男仆，规定他们以兄妹相处，后来疑心男女仆人违反要求而杀死男仆，诿罪于他人，事后他无法承受负罪感与恐惧感而精神错乱。小说着力描写人物精神上的畸形和行为的反常，往往脱离性格发展而单纯表现人的变态，使人成了在自然法则制约下精神活动的图解。
另一位重要的真实主义作家是乔万尼·维尔加，他的小说从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观点出发，解释一切社会矛盾。他遵循“无个人色彩”的原则，不直接发议论，但字里行间仍能流露出某些倾向和感情色彩，所以他离现实主义更近。
意大利真实主义实际上只在某些局部带有自然主义的影响，它是多种文艺思潮与本国社会现实、作家创作实践自然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
西班牙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度“随着自然主义的迎神队伍走向艺术的神庙。”这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被剥夺遗产的女人》和 《禁脔》。
《被剥夺遗产的女人》是个“以事实和分析写成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西多拉是一位美丽的贫家女子，幼年丧母，父亲因患精神病而被送入疯人院，她和弟弟分别由叔父和姨母收养。其父给她留下一份公证文书，证明她和弟弟是阿朗西斯侯爵小姐与一位炮兵上校的私生子，小姐与上校业已离世，但姐弟俩的外祖母依然健在。伊西多拉的叔父坚信姐弟俩将被相认而获得继承权，故精心培养伊西多拉，经常给她讲述未来的贵族生活，使她怀着梦想长大成人。但当她找到“外祖母”时，侯爵夫人却拒绝相认，说她的外孙女早已夭亡。伊西多拉诉诸法庭，然而官司旷日持久，叔父亡故，她又缺乏生活能力，加上都市奢华风气的诱感，先后失身并同人姘居。数年之后，法庭调查弄清了她的所谓贵族遗孤身份纯系其父篡改公证文书制造的骗局。伊西多拉闻讯顿时失去精神寄托，自某堕落，沦为妓女。
《禁脔》是以回忆录形式写成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我”——何塞·马利亚是一位年轻而有教养的资产者，先天患有疑病症，父亲死后他清理了外省的产业移居马德里，与叔父拉斐尔一家为邻。叔父及其一子二女均患不同症状的遗传病，唯三女儿卡米拉例外，但她性情狂放不羁。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商人、贵族和军官。何塞终日无所事事，与二堂妹勾搭成奸。二堂妹丧夫后，希望与他结婚时，他却不肯答应，自称只愿窃夺他人的“禁脔”以满足私欲与虚荣，而绝不肯戴上婚姻的枷锁。此外二堂妹挥霍无度，也使他望而怯步。他又转而打三堂妹主意，没有得逞，后来他破了产，心情郁闷，一次又去见卡米拉，被拒之门外，一时冲动，失足跌下楼梯，半身不遂。回忆录就写于病榻之上。
上面两部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以冷静的笔调描叙平淡的生活，没有激情冲动，没有理性深索。人物的命运发展几乎没有社会背景。《被剥夺遗产的女人》本是一个极富戏剧冲突的故事，作者却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女主人公自幼年至最后堕落的过程，并不着意构置曲折情节。《禁脔》中，作者更是借主人公之口明确指出，他只是“原原本本地讲述1880年秋至1884年夏自己在马德里平淡无奇的经历。这些经历与构成其他人生活的许许多多事并无二致。我只想通俗真切地传达事实，此外别无它求。”加尔多斯确实是这样创作的，他排斥虚构想象，甚至不愿在符合真实的前提下更改事实以增加趣味，宁愿一丝不苟地复写事实。他宣称
《禁脔》唯一与真实不符的只是人物的姓名。
两部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突出了人性的研究，虽然他只是用左拉的环境决定论和遗传学观点去分析人，但这对以后的在文学中实践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学说不无启迪，或者说是一个必要过程。第三个特点是更注重环境细节的描写，不吝笔墨地平添了许多枝蔓，甚至使用或引用了许多准确的数字。
虽然这两部小说在加尔多斯的全部作品中只算一段插曲，但也足以说明自然主义对各国文学的影响之大。
在英国，受自然主义影响最大、创作成果最突出的当数阿诺·班奈特 （1867—1932）。他与威尔斯、福斯特、伍尔芙、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被并称英国二十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七位小说家之一。
班奈特最富自然主义特色的小说是 《赖斯曼阶梯》（1923年）。故事发生在伦敦市中心区附近的一条名叫赖斯曼阶梯的僻静小巷里，主人公，旧书屋老板厄尔福沃德是一个俭省的吝啬鬼。他通过继承得到旧书店这一产业，不懂经营、扩大财产。他舍不得拿出十先令来付给慈善摹捐者，而宁愿捐一本能卖好几镑钱的古书；宁可忍受疲累和足痛，而不愿叫一辆出租汽车。他的节俭使得家里忠实的女仆半夜饿得起床去厨房偷吃生咸肉，使妻子在长期半饥饿状态下身体逐渐衰弱下去直至燃尽生命的最后一滴油，后来他自己也虚弱得卧床了，却不肯让女仆去请医生，最后也呜呼哀哉。
班奈特对这个吝啬鬼采取了独特的“隔离审查”式的写法，将他置入一个没有变化和发展的背景，放在一个几乎与外界没有接触、形同实验室或试管、容器之类的空间里，对他进行象解剖青蛙似的科学研究。
他一出场就是一个定了型的吝啬鬼，无法克制自己的节俭本能，这种本能是支配他一切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小说有意插进了拉斯特医生一家人所过的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个家里有温暖，有孩子的笑声和喧闹，还养着一只小狗，这与厄尔福沃德的没有正常人的情趣与欲望而习以为常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更刻划出了他的怪僻与可悲。班奈特象一个医生诊断病情那样，对这个吝啬鬼的症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客观描绘，然后对这个病例作出了判断。他不是从道德立场将厄尔福沃德写成一个丑恶卑鄙的小人，而是将其当成一个不能控制“贪欲”的病人，这个病人狂热地发泄自己的贪欲，以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班奈特没有采取揭露、批判态度，而是用幽默手法写出可悲的结果，使读者在好笑的同时对这个“患者”产生了怜惜与同情。
班奈特的这种“实验”虽然违背了一般的生活逻辑，不过表现生活的手法是各种各样的，既然允许鲁迅杂取种种人的特征，东取一个头西取一只脚南取一身衣北取一匹马，又如何不能允许班奈特将人作另一种变形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