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9-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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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人类创造出的每一个单字都是有所指代的，或指某一具体之物，或代某一抽象之事。只不过这具体之物存在在不同的领域，这抽象之事分布在不同的层次。反正，它总是有所指的。如果把汉语的五万六千个汉字与英语的八十万个单词相比较，至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就所指东西的数量而言，汉语是远远低于或少于英语的。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世界的图象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定，由于每一种语言其词汇量的不同，它们所呈现、所表达的世界之图象也会不同。我们暂且不去谈这种图象性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由语词的分布情况不同造成的。同时我们知道各种语言的语词分布情况肯定是不同的），由于每种语言其词汇量的不同，那么势必就会造成语言所反映的世界图象在其准确、细微、清晰程度上也肯定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把语言反映、表达世界的这种关系比喻为类似于电脑制版里用点阵扫描图象的话，那么显然，语言的词汇在此就相当于点阵中的点，所扫描的图象就类似于语言想要去表现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在电脑制图方面，我们知道，要去扫描同一幅图片（规格尺寸、画面内容完全一致），我们所用点阵中点的多少对画面的清晰、细微、逼真程度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一般说来，表现同一幅画面，所用的点愈多，我们所得到的图象就愈逼真、愈清晰。反之，愈粗糙、愈模糊。相同的道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假定呢？我们汉语是用五万六千个点去“扫描”世界，而相比之下，英语是用八十万个点去“扫描”世界。显然，由于两种语言其词汇量（点阵扫描中的点）的不同，所以它们各自所“扫描”出的世界图象其清晰、细微、逼真程度肯定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仅就对世界图象的整体扫描效果而言，英语扫描的清晰度是远远高于汉语扫描之清晰度的。这一点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于汉语的词汇量小（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把这看作是它之概括性的一个结果），这就注定了反映在我们思维中的世界之象是相对简略、粗糙和模糊的。如果再加上汉语词汇分布比例严重失调这一因素的话，恐怕我们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张粗劣而模糊的世界图象，而且更可能是一种世界之歪象、幻象、甚至是无象。
也许世界各民族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当他们意欲去表现世界和表达自己时，总感到语词的匮乏和阙如。只不过汉语在此方面与英语相比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认为，汉语用于对整个世界的表达，其词汇量是欠缺的。它所拥有的词汇点阵并不充分得足以去表现世界存在这一大全之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汉语是一种点阵欠缺、网眼稀疏的语言。这种语言也许只适合创作语义含混、情绪胶着的诗歌，但绝不适合用以去认识自然和表达世界。
六、对一些重要汉字的文化学分析
我们认为汉字是一种物欲性极强的文字，即使在那些用以表达世界上最具精神性事物的汉字中，我们也能轻易地发现其明显的物欲性色彩。当然，我们切不可认为用物质性的文字来指称精神性的事物是中国人巧妙运用辩证法的高明之处。其实是一种无奈和下着。汉人之所以不能用精神性的符号来代表精神，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真正称得上是“精神”的精神。我们认为用物欲味浓厚的语词来指称精神性极强的事物，即使不是荒唐的，至少也是不当的。因为物欲性极强的符号只能让人更容易想到物。
我们认为，不少汉字的构造方式绝非出于偶然，它们明显地带有一种体现欲文化的指向根源。
譬如“精“字。我们知道，“精”在现代汉语里常作“精神”、“精华”、“精英”、“精粹”、“精髓”、“精明”、“精彩”、“精诚”、“精干”、“精练”、“精灵”、“精锐”、“精深”、“精通”等讲，或者说它常常被组成这样的词来形容、说明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我们又知道：“精”是由两个汉字构成的：左边为大米的“米”，右边为青色的“青”。“青”在古代作“纯净”、“干净”、“清净”讲。由此看来，在我们古人眼里，经过挑选出来的干净的米、上等米就是“精”的意思了，这里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的可食用性，即“唯米主义”色彩。这是“欲”文化在构词上显示其底蕴的一大佐证。所谓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权力之争（包括起义、革命、朝代更替，及各种各样的文化运动或反文化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唯米之争。所谓米少则乱，米多则安。“精”最终还是要解决一个米饭和肠胃问题。
又譬如说“欲“字。“欲”——即所谓“欲望”、“欲念”、“欲求”、“原欲”、“情欲”、“生物欲”，反正是指人的那种强大的情态冲动和情感指向。在这个表达人之情态的本应是精神性的字眼中，我们也极易发现它的肉身肠道要求的痕迹。这个“欲”字由两个汉字构成：其左为“谷”，其右为“欠”。谷是没有去壳除皮的米；其右为“欠”。“欠”本为“人”（ — — —欠）， 这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欲”望，是由“人”对“谷”（即“米”）的渴求所导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与“米”的关系构成了“欲”。这里充分说明了汉字“欲”与生物本能和肉身原欲相关联的一种性质。
再譬如“学”字。“学”的本意是学习，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认知活动，也指人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从浅知到深知的一个过程。在古汉语中，学的繁体为“学”，由上下两个字根组成。在金文中，上面字根的中间部分是八卦中的爻象，两边是人的双手，冖像屋顶，冖以下的子即儿童、学童。学的古字义就是长者手持爻在家里教导膝下的儿童。当然，所能教的内容就是爻，所以，爻就充当了中国学术的原始起点。
爻字指代八卦，相传创始于伏羲。到了周朝，八卦成为《周易》。我们知道儒家的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经典著作中均含有《周易》的内容，可见在我们三千多年的文化史中，学字的本义始终贯穿其中。
中文的“学”字无形中只是在暗示你，你只能去研究、领会我们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东西，你只能去解释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关于宇宙、世界的秘语和奥词。这一传统沿袭到当代，也有一种惊人的体现，即某一理论、某一学说已达某一绝对高峰，人剩下来可做的就是去领会它、理解它、接受它，而不是去超越它、批判它、否定它。所以更说不上要去创造出什么全新的东西。当然，此种学，只能愈学愈愚，愈学愈迷。实际上只能让人走到学的反面——无知与愚蠢。
此外，如“美”字，“人”字。“美”——“羊”和“大”即为“美”，大的羊子就是“美”。这显然是一种食物主义的美学观。而“人”字呢，这也许是人类造字史上最为轻率的一个事实，一撇一捺，把世界上最复杂、最美好的存在处理成了最简单的书写形式。世界上还从没有哪个民族把人写得这么简单过，唯独汉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还是恶人、善人；也无论是肉体的人，还是作为精神存在的人，都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我们知道，其他语言却不是这样，比如在英语中，以下的字都可以用来指人，而且是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从生物、生理、肉体、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来指人：MAN、MANKIND、PEOPLE、PERSON、BEING、PERSONALITY、CHARACTER、HUMAN、INDIVIDUAL等。在一个简单的“人”字中，我们是否感觉到了存在于汉文化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一种明显的对人的忽视、削弱和排斥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汉语的险情是严峻的，其诡谬是深重的。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在汉语、汉字的变革上，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
附录：本文进一步的思考题：
1。为什么说汉字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形象具有一 种悲剧原型的性质？
2。汉字的书写自由和汉人的思想自由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性？
3。为什么在汉语世界不能产生像《圣经》这样的辉煌性神话作品？
4。为什么用汉语不能写出世界第一流的歌人颂神的赞美诗？
5。汉语和西语的词表量对比分析（A。词总量对比；B。词类比例对比）所导致的文化学结果是什么？
6。初创汉字的悲剧性伏笔究竟是什么？
7。为什么说汉字对于意识的发展和思想的表达是一种蹩足的工具和巨大的障碍？
8。怎样从中西世界其国宾馆、办公室、会议室、教室、会客室、卧室的文饰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
9。汉语主、谓世界的形而上学分析。
10。为何汉字可以进入一种玩耍状态？
11。试分析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对世界的不同影响。
本刊发表的是此文的部分章节。
公孙龙《指物论》奥义
？ 张远山
约当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希腊哲学和中国思想差不多同时臻于极盛，止于绚烂，这就是被公认为“轴心时代”的伯利克里斯时代和战国诸子时代。学者们津津乐道于它们最深刻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和庄子的共同特征：“汪洋恣肆”，却忽略了两者最根本的差异：柏拉图高度信任乃至崇拜语言，认为语言是世界和真理的本源；庄子则高度不信任乃至鄙弃语言，认为语言是导致人类失去自然和道的根源。但语言尤其是文字乃是文明伊始的标志，而文明的起步必肇端于用语言为社会立法，为社会立法必仰赖于语言的精密化和形式化，语言的形式化必走向“语言的语言”──元语言或逻辑的成熟。
实际上，所谓“轴心时代”正是元语言和思维原型的黄金时代。但由于语言自身的多义和歧义本性，逻辑的初级形式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诡辩的表征，这是柏拉图以前的智者学派和庄子以前的墨辩学派的共同特征；而由于语言观的根本差异，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智者学派的全部成果，一举完成了语言的立法。两千多年以后的列宁不得不说：“亚里士多德如此完满地叙述了逻辑形式，以至‘本质上’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与之相反，庄子不仅自己对形式逻辑毫无贡献，反而以他天才的伟力把墨辩学派及其集大成者公孙龙一举扼杀在摇篮里：“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他竟不屑于想一想，为什么公孙龙能胜人之口？可悲的是，庄子用以反对语言的“寓言”表达法从此却李代桃僵地成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最高思维准则（详见拙文《从语言观论东西方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
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儒道两家并无二致。因此，它们最强有力的共同敌人墨子及其后学，在汉以后很快被互为表里的儒道主流文化压制和抛弃，先秦最伟大的两部著作《墨子》和《公孙龙子》也很快就不为人所知；直到宋以后，随着儒道传统文化的没落才重见天日。但宋以后成为主流文化的理学，不但是儒道反语言传统死而不僵的卷土重来，反而因为注入了禅宗的新鲜活力而借尸还魂。佛教在中国变质为禅宗并得以深深扎根直至渗透到一切领域绝非偶然，因为禅宗正是中土佛教惟一最不信任语言的宗派，它不仅抛弃了佛学中的因明逻辑，而且以“不立文字、直指心源”的宗风受到不信任语言的儒道传统的特殊青睐。甚至最不重视佛理探索也最受士大夫们轻视的净土宗也比禅宗重视语言，因为净土宗相信：“宣一声佛号，便有无量功德。”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儒道主流文化的彻底破产和西方逻各斯主义的输入，墨辩学派才获得一次新的契机，这期间出现了三本极为重要的书。一本是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虽然影响极大，但终因救亡图存的迫切与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冲突而没有发生真正的文化整型作用；第二本是胡适一九一七年在美国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在国内几乎毫无影响；第三本书也是胡适的，那就是他回国后写的，于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的这两本书，是中国人首次站在西方“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对墨辩学派作出高度评价，但他的动机主要是“吾国古已有之”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流于以西方形式逻辑为基准的简单比附，对《公孙龙子》全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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