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9-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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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跳楼、沉湖的傅雷、老舍比，没有以身殉道的钱钟书与曹禺都是从乱世里苟且偷生过来的弱者，在这相同的弱里，却分明存在着软硬的次第。在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前，我不得不说，曹禺是比钱钟书更没有出息的文人。余杰的老师韩毓海先生说得好：“重要的并非是否采用这种老舍式的方式，而是‘人活天地间’和‘天地良心’这两句俗语使我们能够透过世俗的纯粹动物性生存本能而窥到人作为‘良知’的终极性价值关怀，在这个意义上‘知耻’与‘羞愧’与‘以死相抗’同样付予生命以批判，超越自身，不断走向人的完善的崇高感，同样使我们能够在不乏苦难的天地间活得堂堂正正，像个人样。”（《锁链上的花环》P141，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在《先生意气》里，余杰对其一位做学问做到弄谁都觉得“好玩”的业师推崇备至，这是他体贴文心的邃密之处，“‘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诚哉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倘能以“好玩”的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就不至于因情有独钟而论多独断以至独尊，也便获得了一份逍遥、自在。可惜多少钻它故纸驴年去的从业人士，都直把学问作了混博士升教授的梯渡，“好玩”二字，何从谈起呀。钱钟书在给周振甫的一封信中尝谓“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倘要用最简练的语词来形容钱钟书的文本世界与治学意趣，我们实在找不到比“好玩”更合适的字眼了，而标举此种饱含生命情趣之大境界的余杰为钱钟书所做的定位却是：优秀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看人点菜，这则是少年余杰的世故。

　　中世纪宗教改革与加尔文独裁

　　
　　？　任志成
　　约翰·加尔文，一五○九年出生于法国，受过良好教育，在巴黎蒙泰居学院毕业后到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加尔文自小就成为天主教徒，后改信新教。一五三四年因提倡路德教义亡命瑞士的巴塞尔。宗教改革后，新教和它的敌手罗马天主教一样，陷入严重的分裂，为阻止新教不同派别的分歧，必须从理论上对新教教义作出具体的原理性的阐述。当那些公认的新教领导人，就细枝末叶争论不休时，加尔文埋头书案，在一年之内便写出了他的有名的著作《基督教原理》。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和经典著作。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宗教改革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另外一个天才去结束。如果说马丁·路德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则在这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转动。就像《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
　　就在《原理》写成后的第二年，即一五三六年加尔文访问日内瓦，并定居下来。他被聘为日内瓦新教团体的领袖和导师。从前他只是起草了文字和计划，现在他要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现。
　　生来就是一个独裁主义者的加尔文，为了实现他的极权主义野心，把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他着手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迅速向日内瓦市行政会（以下简称“市政会”）提交一整套教义问答手册，即“新教十戒”。他要求市政会强迫日内瓦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拒绝宣誓，将被驱逐出城。二是使市政会立即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他知道，要把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
　　这样一来，无论是教徒，还是自由市民，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成为加尔文的敌人，就不能再在日内瓦容身。
　　这样做的结果，激起教徒和市民的反对，他们拒绝向加尔文发布的法令宣誓效忠。反对“像扒手”一样对待他们。市政会也发布命令，指出布道台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不能用于政治目的。但加尔文对官方的指示置若罔闻。市政会忍无可忍，于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并限令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加尔文对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流放他们，现在轮到了自己。
　　加尔文失败了，但对独裁者，挫折不过是暂时的。而且这种失败，对谋取最高权位者，几乎是必要的。放逐、监禁、取缔，对一个被偶像化了的入，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使他们的形象传奇化，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
　　当加尔文等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职以后，曾经由加尔文有力推动过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于停滞，自由市民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不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被禁止的天主教会为重新征服日内瓦而恢复勇气。人们自问：无论如何，铁的教规毕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为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力主把加尔文召回。市政会也认为除此别无他法。
　　渴求攫取全部权力的加尔文，不是一个满足于廉价胜利的人。他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日内瓦无条件投降为止，宣称如果让他回日内瓦，在那里只有一个法令有效，那就是加尔文的法令。最后市政委员们宣誓接受“忏悔”，和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规”，并写信到加尔文现在的住地斯特拉斯堡城当局，要求该城的教徒兄弟们把这一责无旁贷的人让给他们，日内瓦丢尽了面子，加尔文总算让了步。
　　就这样，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样，日内瓦迎接了加尔文。现在的日内瓦已在他的手中了。从这一刻起，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开始了。无数的心灵和具有这样那样感情和思想的人们，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
　　这个无所不包的独一无二的一种思想是什么呢？当然是上帝的旨意，即《圣经》。可是加尔文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这样，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便打上《圣经》集团的烙印。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谁就是反对上帝。谁对《圣经》妄加评论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加尔文认为人必须经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阴影之中，卑贱的向那无希望的、不适当的信念低头。这样，日内瓦立法的基础，便成为宗教法庭，而不是市政会。
　　加尔文哀叹上帝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因此当他凝视他的同教弟兄时，充满了厌恶。称教民为“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书中说：“当我们仅从天赋方面看一个人，我们会发现他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一些值得赞扬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于是加尔文一开始，就把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铁丝网里放牧。这样，日内瓦人的私生活就荡然无存，从言论到思想，从吃饭到穿衣，从装饰到娱乐，每一件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都在被监视告密的控制之内。
　　日内瓦这个几十年已习惯于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么能容忍这独裁统治呢？其中的秘密就是古往今来独裁者都用的办法——“恐怖”。将恐怖强加于一个制度，就会瓦解人的意志，使胆怯成为普遍存在。独裁者就能在各处找到帮凶，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知道他被人怀疑，从而形成群众性的焦虑。而一种群众性的焦虑情绪，会传染给最勇敢者。最坚强的意志因斗争无效而瓦解。在恐慌之中，狂热者的行为往往超出他的暴君的命令和禁令。加尔文承认，他宁愿一个无罪者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加尔文宣称，要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建立起来。这样在他统治的头五年里，在一个小小的日内瓦，就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赶出家门的七十六人，为躲避恐怖而逃跑的人还不在内。所以巴尔扎克说，“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
　　在被迫害者之中，有两个人需要特别予以说明，一个是西班牙医生和神学家米圭尔·塞维特斯。他虽然不是第一流天才，也不是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和他那寻根究底不知疲倦永远准备战斗的精神，使他把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革作为他终生的追求。但是塞维特斯盲目地把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和老朋友，并轻率地将自己尚未出版的一本神学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希望这位勇敢和革命的宗教革新者，能赞同他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可是恰恰由于这本书的题目《基督教的恢复》就足以激怒加尔文。因为他要用《基督教的恢复》来抗议和纠正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加尔文巧妙地利用了朋友的盲目和轻率，将一位终生不渝信奉基督的老朋友送上断头台。他用告密者的诡计，假手他的敌人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将其逮捕杀害，但罗马天主教认为为了取悦于日内瓦异端头子，而杀害一个不重要的异端分子，是不值得的。于是故意让犯人越狱，只将其模拟像及其五大箱《基督教的恢复》，在维也那市场焚烧以代替活的塞维特斯。
　　但是，这位不幸的流亡者，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战性的事，他在逃出监狱四个月之后，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日内瓦，而且直奔加尔文作布道的教堂。加尔文一眼就认出了他，于是在他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时内他就被锁了起来。这一次他是死定了，加尔文抛去一切伪装，赤膊上阵，从逮捕到处死仅仅两个月时间。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米圭尔·塞维特斯被绑赴查佩尔广场，连同他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在行刑前，他匍匐膝行，恳请恩赐，先杀头，然后再用火烧掉身体，“否则，那最大的痛苦会驱使我抛弃我终身的信念”。就在这时，加尔文的鹰犬法里尔上前劝说，“如果你放弃反对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说”系：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体的基督教教义）的教诲，承认加尔文的教义是惟一正确的，就可以保证给你一个较宽大的处决方式”。然而他却轻蔑的拒绝了这一建议，昂首走向火刑柱。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另一个是法国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他一五一五年生于法国，比加尔文小六岁。二十岁进入里昂大学，在那里精通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接着又学会了德语。在所有学术领域，他的热情和运用能力是这样的杰出，以致人道主义者的神学家们一致投票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成为一个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音乐吸引着他，而且就是靠教音乐课才开始挣得菲薄的收入，又写了大量诗歌和散文。不久，解决当代问题尤其是宗教改革的热情又支配着他。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异端人物用火烧死，他的灵魂受到震动，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酷，另一方面是被牺牲者的勇气。从此，他决心为新的教义而斗争。　和塞维特斯一样，卡斯特利奥也把加尔文当成宗教改革的先驱和福音派教义的旗手。希望向加尔文学习怎样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怎样更明确地安排他们的道路，怎样完成他们的事业。作为一个信徒，而且是一个热诚的信徒，卡斯特利奥首站到达加尔文的住地斯特拉斯堡访问加尔文。在初次的接触中，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极深的印象。在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之后，卡斯特利奥被聘为日内瓦神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不但教学获得了成功，而且编写了一本《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这是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几世纪来，该书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七版。但他有更高的目标，在宗教改革上要重复并超过伊拉兹马斯和路德。他要把全部《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但这件事一开始便遇到对抗，要出版没有加尔文的“出版许可”是不行的。因为加尔文不但是日内瓦心理上和精神事务方面的总裁，而且是日内瓦至高无上的独裁者。
　　卡斯特利奥访问了加尔文，这是一个神学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