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9-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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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憨　子
学界新论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毛喻原
学界新论公孙龙《指物论》奥义张远山
学界新论《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h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李　桐
说长论短齐人物论（续一）庄　周
说长论短我来主持“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岂好事哉
说长论短余杰的疏误李江峰
其人其事中世纪宗教改革与加尔文独裁任志成
其人其事胡风牢友张广天老　威
错读儒林马二先生看女人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书屋品茗躺着读书（之三）陈　村
书屋品茗《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读后郁　进
书屋品茗闸门在你的肩上余　杰
书屋品茗薛忆沩的《天涯》小说彭　钢
书屋品茗培根和他的绘画郏宝雄
书屋品茗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林敏洁
史海钩沉欺人与自欺——太平杂说潘旭澜
哲思漫画智慧快餐（四帧）郑辛遥
前言后语槛外人谈周　实
前言后语《文化人影记丛书——萧乾》序言文洁若
灯下随笔当下的生命董桄福
灯下随笔畸　人马俊华
灯下随笔世纪盘点哲　夫
灯下随笔“吐新纳故”谈读书段崇轩
灯下随笔夏清泉的画——也谈构思方　成
书的故事重读《绿天》高道一
封二画戏话戏——疯僧扫秦马　得　画　东　水　文
封三收藏趣事——佛头田　原　文画


　　《书屋》2000年第九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　憨　子
　　第九期刊物编好下厂不几日，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第八期又捧握在手了。面对每期新出的杂志，就像面对一个新的生命，虽然幼小，但值得珍爱。
　　照例翻阅一遍。目光不禁再度滞留在《钱濮公案：真相，背景和思索》一文的几行文字上：
　　有文章透露说，《管锥编》“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面对如此巨大的文化损失，濮氏“小灾小难”的一纸“伤单”，是否显得太过滑稽了？
　　我再度感受到了这段文字在心理上给我造成的压抑和沉重。钱濮“公案”之是非难以定论姑且存而不论，但该文作者以旁观者身份所发的议论，使我分明感到他对一个“文化弱者”（相对钱钟书先生而言）的生命价值及人格尊严的鄙夷与漠视。钱钟书先生煌煌八卷巨著未能如愿完成固然是“巨大的文化损失”，但濮氏所受的“小灾小难”和一纸“伤单”就因此非得要遭人鄙夷甚至变得滑稽？“巨大的文化损失”与“一纸伤单”之间究竟有不有可比性？若有，何在？
　　编一个也许滑稽的故事罢。有大人物甲与小人物乙同遭打劫并被殴。旁观者丙对小人物乙的可怜相却不以为然：“你算什么？你才挨了一记耳光！还不太响！你看看人家大人物，他足足挨了一百记耳光，个个脆响！你这区区几个小钱算什么？大人物他老人家损失了几百万呢！你算什么？！”
　　不知读者诸君听了这个故事有何感想？
　　（憨　子）
　　曲阜孔庙鲁壁
　　曲阜孔庙鲁壁位于山东曲阜市孔庙诗礼堂之后。相传系孔子后裔孔鲋在秦始皇嬴政发布焚书令后壁藏其家典籍之处。
　　孔鲋（字甲，一字子鱼，约公元前264—前208年），系孔子第九代孙。公元前二二一年，赢政统一天下以后，曾应召为鲁国文通君，后迁少傅。秦王朝“燔灭文章”，推行焚书政策，他认为“秦非吾友”，便将家中典籍秘藏于故宅壁中。隐居于嵩山，教授弟子。后参加陈胜（？—公元前208年）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反秦，并任职军中。终卒于陈（今河南淮阳），著述有《孔丛子》二十篇。　到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曾经为扩建宫室苑囿而在曲阜大兴土木。相传在拆毁孔子故居中的讲堂时，忽闻有金石丝竹之声传出，随后意外地发现了孔鲋当年为避秦火而秘藏在墙壁中的简策《尚书》《论语》《孝经》和《逸礼》。这些书都是战国时期的大篆钞本，被称为“壁经”或“古文经”。它们的出现，对于先秦儒家文化的存亡绝续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有助于改变自秦末汉初以来儒学界“或失本经，口以传说”的困境。如壁藏《尚书》就较之当时流传于世的《尚书》多出十六篇。
　　藏书旧壁久毁，后人为了纪念，便在院中另砌一壁，勒石以志，称为“鲁壁”。壁形近似照壁，为黄瓦庑殿顶，砖砌须弥座。前立一碑，高一点五五米，宽零点六三米，有隶书“鲁壁”二字。现存之碑和壁，均为明代之物。明人孔贞栋《咏鲁壁》诗云：“蝌蚪出从古壁中，至今大地书文同。秦人遗下六经火，三月咸阳焰尚红。”
　　此外，在孔庙西路启圣门内的金丝堂，也是后人为孔鲋壁藏典籍而造的纪念性建筑。该堂原在孔庙东路崇圣祠附近，明代成化年间移建于现址。现堂面阔五间，深三间，绿瓦悬山顶，为清雍正年间遭焚毁后重建者。堂前露台，是祭孔仪式前演练乐舞之地。
　　（徐　雁　文）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　毛喻原
　　一、引　言
　　尽管有人不时声称，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尽管有人预言，在不久的未来，一个崭新的轴心时代将会在东方形成，汉语将会在世界跨文化的传通中发挥着无穷的威力，但是，我们还是想说明：汉语实际上处于某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性最尖锐地表现在它的大语种规模但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语用特点上。
　　关于汉语的优点和美质，世人似乎说得够多了（比如，其形象的审美、单位面积的大信息涵盖量；再比如，填词的便捷性、诗歌语用的灵活性、随意性等）。在此，我们不想重复这些夸张了的说法。由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汉语的优点是明摆着的，而缺点却隐匿不显，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想对其优点存而不论，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贪恋尘欲的唯在性等。
　　我们认为：汉语不管是作为意识的记号、储存，还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变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这种悲惨指的是，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所谓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通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仅具有一种方言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仅是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一种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关联异类。其词汇既不契合世界普适的语法规则，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另类语言的全息交流。似乎它更乐意闭合在一种自恋的“感觉良好”中，只满足于在汉语言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谜，而从不指望任何合乎理性的透射、进入、交流与表达。由于汉语本身所固有的信息内容及精神旨趣的指向，这就注定了它所能涉及的存在领域极其有限。一般说来，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或者层面。这三个领域是：一、日常生活的领域；二、科学专业的领域；三、哲学文化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实际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世界。胡塞尔把第一领域称为“日常的生活世界”。他认为这一领域是一个具有原初自明性的世界。这世界是最基本、最自明的，其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直接相关。第二领域，科学专业的世界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但它不是直接自明的，它的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与科学实验之类的行为相关。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处于最上层，它的语言高度抽象，艰深难解，以间接的方式与人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相关。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的第一领域大抵属于一种动物学、生物学的本能范畴；第二领域属于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范畴；而第三领域才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就汉语本身携带的信息和旨趣指向而言，我们发现它主要与第一个领域相关，甚至说成与之死绕活缠、水乳胶着也不为过。汉语的绝大多数语言事件都是指涉第一领域的具体内容。第二领域因为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那套基本理论和概念框架，所以说汉语与科学专业化的世界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是说这种联系是间接的、旁敲侧击的，与第一领域相比，没有那么紧密和牢固。至于说汉语和第三领域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中国人语言的智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第三领域的理论建树。诚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论述道德伦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论域，也没有表达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化主题。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诉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如果一部著作没有代言一般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如果一种理论没有反映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部著作和这种理论是中国的，是隶属于中国人民的。把少数中国人的文化幻想当作普遍中国人的情感诉求，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失误。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荒诞的，而且是悲剧性的。因为此举无形中夸大了中国人本不具有的良性品质，而同时又隐匿了中国人也许天生就具有的那种粗劣、疏懒的思想陋习。
　　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转译问题，过去人们一直存在着偏见。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如果一种语言仅限于在拥有这一语言的单一民族内使用，那么，该语言的所谓语言优势就无法突显出来。因为同一语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没有可资比较的参序，它的优越性也无法得到证明。同种语言的同族交流，这是一种同质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大好处也许是能够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造成民族成员间的某种思维均衡化。但从思想发生学和心智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交流又有碍民族成员思想的生发和思维的发展，有碍民族个体心智的有效发育。至少从结果看，这种交流并非是一种最佳效果的交流。在这种同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因素介入进来，所以，也就无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变，也无法催化新思想的诞生。由于汉语是一种只纠缠于、浸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相应地，它第二领域（科学专业化世界）的语汇就显得相对地亏缺，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阙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传通中，汉语就无法发挥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所携带的该语言文化，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才是该语言优化和强势的证明。很明显，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并不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此语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够流通的最大阈值，即取决于能够流通的民族数量。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数量仅仅说明的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即一个民族受纯粹生物学法则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么使用该民族语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这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问题。如果用使用语言的人口多少来证明该语言的优势，这是这个民族的生物学优势，因为语言学优势说到底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优势。语言优势如同处于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势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水总是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会相反。语言的流动与扩张也是从强势文化的语言流布到弱势文化的语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针总是向砝码重的那边倾斜一样。在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其强势的表现不完全在于庞大的词汇量及科学的语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