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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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人士对中国社会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仍继续保持。”〔9〕
对照柏杨和史密斯相隔近百年的言论，不难发现柏杨和柏杨夫人所说的，仍不出史密斯氏的范围，而史密斯氏说的很多内容，柏杨氏反而还没说到。史密斯和储安平的分析，实都比柏杨的演讲更为冷静、系统、详尽和全面，而柏杨以“丑陋的中国人”来做标题，固然引人瞩目，其演讲在社会上的冲击力也不可谓不大，但放在整个国民性话语的背景下看，其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前人相比不仅没有开掘出特别的价值，反而会带来更多消极的困惑。
九
大约与柏杨的言论同一时期的关于国民性的论述，是美籍华裔历史学教授孙隆基的名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此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出初版，简体中文版于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由于孙隆基在大陆出生、香港长大、台湾受教育、美国获博士学位的特殊经历和对中国历史、心理学的深刻把握，这本书可算为百年的国民性反思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了结，其他诸说，实无出其右者。孙隆基已然认识到前人“泛泛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的局限，因此在自己的书中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千刀万剐式的切割”。
孙隆基首先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指出后者是长期沉淀而且极难变易的。在这“深层结构”之中，包含了中国人对个体的感知，对身心的态度，以及对于私与公、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等各个侧面。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是以“身”的安顿为依归，而并不注重超越，这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同时，强政府、弱社会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弱者文化”。孙隆基进一步指出，这种弱者文化的结果是，“社会”软弱涣散，无法自我组织和管理，因而更加依赖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国家”——来统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弱不仅表现为对个人对人际关系的依赖，放弃对环境的控制，还表现为思维能力的弱化。前述史密斯的著作中曾提到他遇到的中国仆人总是不能正确理解和回答一个问题，常常以问题本身来回答问题，不能进行因果分析。史密斯所列举的都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或佣人，但在孙隆基的笔下，对别人的观点表述不能正确理解而是给出南辕北辙之回答的现象，却频频出现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身上。这说明，不论教育程度高低，中国人缺少理性思考的习惯的确是存在的。很多无谓的“论争”不是源于不能正确理解别人的本意么？
孙隆基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有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在皇权政治下，对自我的戕害、对个体的扼杀、对尊严的践踏是真正的核心问题。“专制主义文化下，‘个人’不发展”。上层奉行专制主义，下层则奉行“铲平主义”，最后只能将个体和个性完全消除。按孙隆基的说法，同为“国民”，“老百姓是自我压缩的人格，而少数统治阶层却出现自我扩张的人格”，那么，究竟自我压缩是国民性？还是自我扩张是国民性？这种同一国民的反方向人格发展只能说明有问题的不是“国民性”，而在于老百姓与统治阶层的政治关系根本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情形下，个体和私人状态严重不发达的中国人找不到比物欲更高的追求，比“吃”更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吃成了一般百姓“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
孙隆基对个体、权利和尊严的鲜明强调，把“国民性批判”拉出了泥沼。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期学者如中江兆民等人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时候，没有进行严复式的演绎，因而福泽谕吉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对穆勒的思想进行了完整和全面的阐释。而在中国，严复并未真正遵循自己所提出的“信”的翻译原则，而是刻意地曲解穆勒的本意，转而突出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抑制“个人”。事实上，穆勒的《论自由》集中论述的是个人独立自由之权，并非辨析严复所说的“群己权界”。史华慈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对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削足适履的发挥有精辟评述。同样，如列文森论述的，梁启超在宣传女子教育的时候，仅依赖道德训诫，而“不能承认是制度剥夺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张灏则指出，梁启超从来没有抓住——我以为是刻意不去抓住穆勒思想的精髓——国家之所以建立，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最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自己无法理解或拒绝介绍近代西方学说的真义，同时念念不忘“国民性”，怀着天方夜谭的幻想去维护“开明”专制——这必然使得原先的启蒙命题不论是目标还是路径都变得自相矛盾。这样看来，启蒙在二十世纪初所遭遇的困难，并非源于“救亡”的紧迫（“启蒙本身所接受和宣扬的思想是同救亡联系在一起的，并受其制约”），而是因为“启蒙者”本身对于启蒙的终极目标和途径并不清楚。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民性批判”开始左右着很多敏锐的头脑，日渐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系统和本质主义的认识框架。但如上所示，“批判”并不是国民性论述的主流，也不应当是主流，停留在单纯地罗列不良现象上，而忽略对熔铸过程和根源的剖析，那么“国民（劣根）性”的发现到最后除了用来互嘲和自嘲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用处。今人怕只有绕过遮蔽视野的“国民性”现象描述，重新回到制造国民性的本源——不论是环境、教育，还是思想和体制，才更有意义。
注释：
〔1〕〔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5、678页。
〔3〕陈独秀：《独秀文存》，亚东书局1922年版，第91页。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5〕〔6〕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九册，第26、33页。
〔7〕〔8〕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观察社1948年版，第72、98页。
〔9〕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鲁迅与田汉
？ 廖久明
在说到鲁迅与“左联”的矛盾时，人们多与周扬联系起来，但在一段时间里，鲁迅最不满的实际上是田汉。
一、有些不愉快的见面
1934年7月，穆木天被捕；9月25日，《大晚报》上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1〕穆木天出来后即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汉奸，为此，胡风辞去了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职务。辞职后，胡风便到沙汀家去找周扬，周扬正好在那儿。胡风将自己从韩侍桁那儿听说的话告诉周扬，周扬没有否认穆的告密，也没作任何决定，只告诉胡风，因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
10月上旬，由田汉来接替胡风在“左联”的工作。交接会上，胡风提出了穆木天污蔑造谣一事，对周扬默认穆的造谣表示不能接受，田汉当即表示要和周扬这种态度斗争到底。大约两三个月后，田汉约胡风和周扬见面，为即将到外地的洪深饯行。尽管田汉将胡风拉到阳台上单独谈了一些话，却只字不提“左联”的事。胡风辞去“左联”职务时，曾把情况简单地告诉鲁迅。鲁迅沉默了好一会，才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2〕
就在胡风辞职不久，周扬找到夏衍，“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汇报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夏衍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鲁迅，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之后，鲁迅表示同意，约定下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到了约定时间，夏衍在住家附近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意外的是，除周、阳之外，还来了一个田汉。当时夏衍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座。开头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退了席。田汉喜欢热闹，有时宴会上唱几句京戏，而鲁迅对此是很不习惯的），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
尽管夏衍早就发现鲁迅对田汉不满，但田汉已来了，不好叫他不去。他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说，这儿人多，到对面咖啡馆去坐坐吧。鲁迅不同意，说：“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这时内山完造就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还有一点日本带来的点心。”于是内山就带他们到了一间日本式的会客室，还送来了茶点。“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其实，关于胡风和中山教育馆有关系的话，首先是邵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知道这件事的也不止我们这几个人，而田汉却偏偏提了穆木天，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3〕
“两个口号”论争发生后，“左联”的内部矛盾完全公开，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这样描述这次会见的：“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过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4〕
二、鲁迅对田汉的“憎恶和鄙视”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就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5〕但以后没再看见鲁迅对田汉有不满的记载。鲁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在1934年8月出版的《社会月报》上头条发表后，因最后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8月31日出版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便出现了绍伯的《调和》，称鲁迅是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尽管后来的文字告诉我们，鲁迅知道绍伯即田汉时非常气愤，但从相关文字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并无反应。直到11月14日，鲁迅才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6〕后来，鲁迅在说到自己为何向《戏》周刊编者“发牢骚”时说：“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7〕结合鲁迅书信可以看出，鲁迅知道绍伯即田汉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的：11月1日给窦隐夫的信、11月5日给萧军的信、11月8日给郑振铎的信都提到了对“同人”、“上海文人”的不满，由此可推断，直到10月底，鲁迅才知道绍伯即田汉。也就是说，与“四条汉子”见面时，鲁迅很可能还不知道绍伯即田汉。
从此，鲁迅私人信件中便出现了大量对田汉不满的文字：1934年12月18日给杨霁云的信（即著名的“横站”说）、12月20日给萧军萧红的信，1935年1月15日和2月7日给曹靖华的信以及4月28日给萧军的信。除这些指名道姓的信件外，一些表达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