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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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翼，遮空纯作凄凉色。”在光绪二十年，发出这么强烈的情的呼喊，俞陛云对夫人的真情可见一斑。
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是俞平伯生母许之仙的侄女，幼随任高丽国仁川领事的父亲前往高丽国。回国后，曾居苏州，时常到俞家与俞平伯姐弟玩耍，可谓青梅竹马。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结婚，俞平伯时年十八，许宝驯长他四岁。出身名门的许宝驯琴棋书画皆能，而且会唱昆曲，也会制谱；中年以后，又自学工笔画，多才多艺且又温柔贤惠。结婚后夫妻感情深厚，从俞平伯的一篇日记可见出二人新婚的甜蜜：“乘早车入京，环（俞夫人）立楼前送我，想车行既远，尚倚立栏杆也。不敢回眸，惟催车速走。”俞平伯夫妇二人情趣相投，经常诗词唱和，而且许宝驯还经常为俞平伯的创作进行抄誊，夫妻二人的配合可谓默契。1922年，俞平伯创作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就曾由夫人亲手誊写过两遍。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感谢道：“我又承蒙长环君为我抄集原稿至于两次，这也是我应该致谢的。”俞平伯在散文中也多次回忆自己与夫人的甜蜜生活。1935春，俞平伯夫妇成为昆曲谷音社的成员。1956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俞平伯任主任委员。闲暇时，俞平伯填词，许宝驯依照昆腔制谱并演唱，可谓是夫唱妇随的神仙眷侣。
十年动乱打破了俞平伯夫妇诗词唱和、曲画互娱的平静生活。1969年底，已七十高龄的俞平伯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下放到河南干校。相濡以沫五十二年的许宝驯决定陪同在旁，这对久遭磨难的俞平伯是极大的安慰。在河南干校农家小住的日子，夫妇俩“负戴相依晨夕新，双鱼涸辙自温存。烧柴汲水寻常事，都付秋窗共讨论”。1971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夫妇俩得以提前回到北京。许宝驯与俞平伯共同经历了欢乐，也渡过了许多艰辛，但二人始终不离不弃，荣辱与共。1977年，二人结婚六十周年之际，俞平伯写下一百句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将夫妇“婉婉同心六十年”、“悲欢离合幻尘缘，寂寥情味还娱老，几见当窗秋月圆”的经历尽收诗中。1982年，许宝驯不幸先俞平伯而去。俞平伯突然失去朝夕相伴、患难与共的伴侣，悲痛之心不言而喻。同曾祖父和父亲一样，他亦用诗词来表达他的哀思，“自新丧逾百日，哀至即书”。夫人去世两月内，他写下悼亡诗词《半帷呻吟》，从他写的悼亡诗词中可以看出他对亡妻的怀念和悲哀，如《十一日惊蛰》：“瞢腾偎扁枕，浑不辨朝暮。反顾欲语谁，方知人已去。”《续潘岳悼亡诗句》有云：“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待我余年尽，与君同一寂。”从此，他不再为友人题诗题字，即使难却盛情题了字，也不再加盖红印章，以表示对夫人的怀念。
从俞氏三代人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斯文一脉的延续，也看到了他们夫妻对感情的忠贞，从《百哀篇》到《绚华室诗忆》再到《半帷呻吟》，从“相逢地下料非迟”到“同穴心期盼暮年”再到“与君同一寂”，我们震撼于他们对夫人生死与共的真情。俞氏三代的悼亡诗可谓是文坛一段佳话，令我们敬佩。
事实的金石声
——驳《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 陈林群
文学批评非不能涉及作家人格，但只有意气用事的正义高调，却殊难令人膺服。吴小东先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书屋》2006年第4期）一文，指斥张爱玲人格分裂，被成名、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沦落到比自己笔下白流苏、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被“虱子”吞噬。吴文的结论是：人格低下导致一生不幸，张爱玲实乃咎由自取。
作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证张爱玲人格有亏的生花妙“比”——虱子，却不知恰恰是这“虱子”出卖了作者。
一、爬满吴文的“虱子”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得很清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自我剖白，更是她一生为人准则的预告。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子有如此自知与自省，的确让人惊讶，这正是吴小东不理解的，故而“想想令人恐怖”。在他看来，张爱玲这篇“少作”无意中预言了自己晚年的境遇，所以他称为“一语成谶”。倘若真像吴小东所说，张爱玲能够如此具体预言频遭跳蚤骚扰的晚境，她就不是“天才”而成了女巫。
张爱玲笔下的“蚤子”是文学性的，而又有特别所指，即“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晚年的确为躲跳蚤而频频搬家，但更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即便如此，狂热追星族戴文采还是找到了张爱玲的住所，并翻捡她丢弃的垃圾以窥探她的私生活。“人”正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她只想万人如海一身藏，不受“蚤子”骚扰，干自己喜爱之事，正如《红楼梦魇》自序所言：“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倘不能明乎此，就难免歪曲张爱玲。
为使“一语成谶”成立，进而提炼成醒目的标题，吴文不顾张爱玲“躲跳蚤”的事实，开篇即云“晚年生活的中心……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并在引用张爱玲原文时，把“蚤子”改为“虱子”。
一字之改，若属有意，说明作者为支持论点而篡改证据；如属无意，则说明作者撰文过于随意，治学极不严谨。
吴文篡改的事实还有不少：张爱玲生于1920年，1939年写《天才梦》参加《西风》征文，吴文误为十七岁；张爱玲“凄凉凋零”后，于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大归日期难以确定，吴文却大胆武断：“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把发现日期误为去世日期，并言之凿凿断言“七天后”才被发现；把本属猜测的“六七天”坐实为“七天”，以强调“才被发现”，是想证明张爱玲死得“毫无哀荣”。如此深文周纳，可谓用心良苦。这番苦心若用在考订证据、严密论证上，也不至于“虱子”满篇。
在提到《秧歌》和《赤地之恋》时，作者不假思索拿来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现成观点：“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对“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问题，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一文，已就柯灵观点提出质疑，此文对两书的评价，也与柯灵迥然。对此不妨见仁见智，但吴小东所言张爱玲“从未到过农村”，却是毫无考证的凭空武断。
1947年4月，张爱玲写了散文《华丽缘》，内容是正月里乡下做戏。张爱玲专家余斌在《张爱玲传》中据此推测：“这一年的春节张爱玲也许曾到浙江的农村小住……《秧歌》或许就是安放在这个文化和地域背景上的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张爱玲《〈惘然记〉序》证实了这一推测：“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
张爱玲专家司马新与张爱玲保持通信多年，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提到了张爱玲另一次农村生活经历：1952年7月张爱玲去香港，“动身前，她有机会在上海附近的农村呆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便是后来她写《秧歌》的基础”。
吴小东无视基本事实而欲逮张爱玲的“虱子”，字里行间却处处露出自己的“虱子”，正所谓：“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
二、眼界狭隘的择证
为了证明张爱玲在沦陷区发表文章、出版文集是人格污点，吴文举了不少例子。按吴文的逻辑，沦陷区作家必须饿死也不卖文，或者只能写抗战，才算人格高尚。吴文举钱钟书例：“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
《围城》1944年动笔，1947年出版。一部长篇两年完成很正常，并不能证明钱钟书早就写完此书，有意等到光复后才出版。吴文明显选择有利于己的《围城》为据，却忽略了其他证据。沦陷时期钱钟书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并没有停止教书，教书之余写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可见钱钟书并没在敏感时期暂缓发表和出版。
提到钱钟书，不妨再说说他的夫人杨绛。为了生存，她也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好评如潮，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接连公演，为她带来极大声誉，声名远胜当时的钱钟书。
杨绛《喜剧二种·重版后记》言：“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被攻击为“文化汉奸”的苏青，也早就对吴式的正义高调作过回答：“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载《续结婚十年》）
三、一厢情愿的臆测
吴文多处提到张爱玲的富贵梦：“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何曾做过“富贵梦”？她只做过“天才梦”，“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并非没有缺点，却唯独没有“富贵梦”这条，如果这也算缺点。
散文《中国的日夜》开篇即云：“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天天买菜劳动四体，还“贵族架子”？还“四体不勤”？何况“四体不勤”乃诋毁知识分子的“文革”老调，这或许正是吴文大唱不合人情的道德高调的病根。
张爱玲即使真做富贵梦也无可非议，谁都想过舒适生活，但这只是作者无视事实的猜度和强加。所谓贵族生活，张爱玲早已展示给我们，“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只此一点，张爱玲便受不了，再富且贵又怎样？如果她想过贵族生活，就不必卖文，听父亲后母的话就是了，她却偏偏得罪了他们，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因为她向往的是母亲式新女性的独立生活。否则即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
“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对张爱玲与赖雅的关系，吴文同样毫无根据地妄加臆测：“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人又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年龄大点有什么？”
拥有赖雅部分日记的司马新，在其专著中辟专章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赖雅资料，提要如下：
赖雅像张爱玲一样早慧，二十岁以前已写有不少诗歌和至少一部诗剧，但第一次大战后，“他便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作为自由撰稿人开始过一种变幻不定的生活，他的余生几乎就是这样过的”。与张爱玲一样，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甚至包括烹饪。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十二年，虽然丰衣足食，报酬优厚，但却也纵容了他的弱点，放任了他的欲念，以致不能写出严肃的作品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