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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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胡风在狱中的“射击”实际上也体现了类似鲁迅《铸剑》中表现的死缠烂打的现实战斗精神。
在狱中的胡风对这种韧性的战斗精神有了更强烈的体认。如果说在上面所引的诗句中胡风还仅仅对之作了一个概括叙述，在系狱十年之后，胡风则在致梅志的书信之中对重读鲁迅的感受作了更加详细的、充满激情的叙述：
……在我说来，读鲁迅不是为向后看，反而是为了吸取向前看的力量。对于大多数党员文化战士和进步文化人，鲁迅是过时了，应该被跨过去，或已被跨过去，这是不用说的。但像我这样的人，还绝无资格把鲁迅埋掉的。……当然读鲁迅，并不是向他取理论；如他自己所说，他并没有什么理论，能有的一些具体论点之类也大半过时了或已成为常识了（除了文艺上的）。读鲁迅，是为了体验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神圣的悲愤；读鲁迅，是为了从他体验置身于茫茫旷野、四顾无人的大寂寞，压在万钧闸门下面的全身震裂的大痛苦，在烈火中让皮肤烧焦、心肺煮沸、决死对敌奋战的大沉醉；读鲁迅，是为了耻于做他所慨叹的“后天的低能儿”，耻于做他所斥责的“无真情亦无真相”的人，耻于做用“欺瞒的心”、“欺瞒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耻于做“搽了许多雪花膏，吃了许多肉，但一点什么也不留给后人”的人；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的与其和“空头文学家”同流合污，不如穿红背心去扫街的那一份劳动者的志气，是为了学习他的绝不拉大旗做虎皮或借刀杀人的那一点大勇者的谦逊，是为了学习他的为了原则敢于采用表面上和原则正相反的反击法（例如说和某某斗争是为了“报私仇”），置身败名裂于不顾的那一腔战斗者的慷慨；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对敌人要做一个二六时中执着如怨鬼的怨鬼，纠缠如毒蛇的毒蛇，对人民、对友人、对爱人要做一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的“牛”和“别有烦冤天莫问，仅余慈爱佛相亲”的“佛子”；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耻于占用任何堂皇的招牌，却全心全意地、始终如一地、大小不改地，用反语，用“伪装”以致敢于站在“假想敌”的地位，在个人“孤军作战”的地位下，也要做一个没有任何杂质的真正的集体主义者；——毛主席所说的“骨头最硬”等等，等等。〔18〕
可以看出，胡风在这里表现的对鲁迅传统的体认与他对“文官”们的精神立场的批判以及他自己坚持的战斗精神有着本质的一致性。除过“集体主义者”这一标示不太准确之外，他对鲁迅精神显示出非常准确深刻的体认。在对鲁迅精神的描述中，他也将自己狱中处境与心态写了进去，那种茫茫旷野之中的大寂寞、闸门之下的大痛苦以及面对深重的苦难的大悲愤，分明也是他自己的感情；那种“无真情亦无真相”、“用‘欺瞒的心’、‘欺瞒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也是他自己在现实与意识之中经常遭遇、不断作战的势力；而“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韧性战斗精神，也一直是鼓舞他支撑他的力量。自然，胡风对鲁迅精神的体认不自狱中始，在这里他仅仅是对之作了更为显豁与真挚的表述，但从这种表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在狱中诗篇中不懈作战所赖以支撑下去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
在另一方面，胡风也标举出鲁迅精神中“对人民、对友人、对爱人要做一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的‘牛’和‘别有烦冤天莫问，仅余慈爱佛相亲’的‘佛子’”的一面，这可以看做胡风所一贯坚持的作战的最终目的，即一切斗争为了人，为了人民。而他认为自己的对立面则是在愚弄人，残害人。胡风在狱中研读的另一本书是《红楼梦》，并在这基础上写了一部长诗《〈石头记〉交响曲》。在这里，他特别注意其中体现出来的“崇人”、“爱物”、“爱才”等思想，这些思想不见得完全是曹雪芹的思想，不过倒很能看出胡风自己思想关注的中心所在。例如他这样解释曹雪芹的“惟人主义”：“曹雪芹毕生用了整个身心追求一个理想，我把那叫做‘惟人主义’（或崇人主义）：世间一切严肃而正义的事业都是为人类幸福服务的，都是为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和合理生活服务的。在这个限度上说，他是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相通甚至相合的。在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力的各种各样的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伪装和层出不穷的变态，他们的总目的是愚弄人、剥削人、奴役人、残害人、牺牲人；对于他们，曹雪芹的唯人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骄傲。不但如此，就是对于‘见物不见人’的各种各样的庸俗唯物主义，打引号的唯物主义，惟人主义也是人类思想的骄傲。”〔19〕这种思想和胡风自己在文艺理论中坚持的“感性的人”、“实践的人”的立场是一致的。有学者认为：“胡风的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人道主义，在这里，人道主义在作家的主客观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与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性，也就是胡风所认为的文学的真实性，这与靠图解政治原则来写作的方法是背道而驰的。”〔20〕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一贯的“人”的立场，胡风才从《红楼梦》中发现了“惟人主义”，并引起了巨大的共鸣。而他自己一贯批判的“教条主义”，其哲学基础实际上就是胡风指出的“‘见物不见人’的各种各样的庸俗唯物主义，打引号的唯物主义”，其支持者将之奉为客观真理，不但在精神立场上抹杀了人的主体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借助权力“愚弄人、剥削人、奴役人、残害人、牺牲人”。胡风冤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也正因为有这种亲身经受的创痛，胡风在狱中诗篇中对之做了不懈的战斗。胡风自述他的狱中诗歌是记录他“感情里反复出现的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希望，战斗者的坚强性格和情操经验”，正是对这种在“惟人主义”精神支撑之下的韧性作战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在《怀春曲》的《重音篇——十章，悲歌》中，胡风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黑暗面概括为“吃人”、“瞎说”、“盗血”的“刀兵史”，慨叹“一部刀兵史，民情似火煎。无权皆可杀，有力不能闲。……骨碎心难碎，汗酸泪更酸。心伤空易敌，泪竭妄求天。地黑真官吏，天昏假圣贤。圣贤名压榨，官吏实凶残。吁地山河惨，呼天日月寒！一生除九死，苦痛几千年！”他同时看到“一部刀兵史”中反抗黑暗的“梦想几千年”、“摸索几千年”、“感动几千年”、“战斗几千年”的一面。在这样的一部历史中，胡风将自己归于“求真”的一类，而以战斗做结。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新文学中的现实战斗精神，胡风终其一生对之有深刻的认同。1978年，他虽然还没有被释放，但处境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在这时候，他写作了一首《猴王赞》，其中有这样两句，用来概括狱中诗篇中显示的他自己的性格与风骨，非常合适：
翻天无畏惧，系狱不凄惶。
注释：
〔1〕一般的记载都说胡风一开始就被关进秦城监狱，这一点不确切，因秦城监狱在1960年才建成。这一点承张晓风女士告知，特致谢意。
〔2〕这种“写作”从被关押不久就已经开始，因为无法以笔墨书之，他只好凭借顽强的记忆力默吟默记。最初十年间默吟的诗歌在1965年底监外服刑后开始抄录，在成都方始凭借记忆完全抄完，得几千首。在成都期间与聂绀弩、萧军等时有书信往来，以诗歌唱和。在1967年又被单独关押在成都看守所时，也默吟了一些诗篇，记录在报纸的空白处，被搜去后作为加刑的“罪证”。1976年9月后又写作了一组《〈石头记〉交响曲》。胡风的这些诗篇，数量庞大，但现在的《胡风诗全编》中成都看守所期间的诗作一首未录，大约被抄去后已经完全亡佚，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胡风狱中诗作仅仅是其他三部分内容的选录。本章所引用胡风狱中诗篇均依据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引用时仅在正文或括号内注明篇名，不再一一注释。
〔3〕《〈胡风评论集〉后记》，引自《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629页。
〔4〕〔5〕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332页。
〔6〕李辉：《太阳下的蜡烛》，引文见《李辉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7〕〔8〕〔10〕何言宏：《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9〕本段上引文均见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11〕〔13〕〔17〕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2〕张新颖特别强调了对章太炎的这一理解：“章太炎张扬国粹论，是与个人的主体性觉醒和主体性建设密切相联的，是要把国粹作为个人的自觉意识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14〕《亚洲的“近代”与“现代”》，伊藤虎丸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此处转引自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5〕〔16〕〔18〕胡风：《致梅志》，收入《胡风遗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7—9、7—9、11—12页。
〔19〕胡风：《读〈红楼梦〉随想》，收入《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
〔20〕陈思和：《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收入其论文集《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疯狂天才”？作秀大师？
——读《达利谈话录》
？ 朱亚宁
一、萨尔瓦多·达利是谁
萨尔瓦多·达利是谁？或者说，谁是萨尔瓦多·达利？
这样的发问看似荒诞无稽，可加之于萨尔瓦多·达利其人，却实实在在成了一个问题——
萨尔瓦多·达利是谁？或者说，谁是萨尔瓦多·达利？
凭藉五花八门的传记、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介绍文字类资料，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萨尔瓦多·菲利普·伽辛托·达利·多曼尼奇（如果写出他冗长的全名），西班牙人，1904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赫罗纳市附近的菲格拉斯镇（那儿离法国只有大约十六英里路程），公证人萨尔瓦多·达利·卡西和菲利帕·多曼尼奇之子，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艺术大师（？）、富翁（有文称达利全部资产加起来逾万亿比塞塔，约合360亿美元——此数据疑有误）之一，其尝试过的艺术体裁、门类有油画、拼贴画、版画、蚀刻版画、全息画、雕塑、时装与日用品设计、电影的创作拍摄（二十年代末同西班牙电影导演L·布努埃尔一道制作超现实主义影片《安达鲁的狗》和《黄金时代》）、文字写作（小说、剧本、诗歌、评论、自传、日记）、甚至舞蹈（包括一出献给他妻子卡拉的芭蕾舞）、珠宝收藏等诸多方面（他自称“绘画只是我天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用珠宝、花圃、性欲和神秘主义来表达自己”）。
顺便收集一批他蓄意惊世骇俗哗众取宠的语言与行为表演及其朋友、敌人、同行、艺术评论家、媒体记者对他的评价（包括攻讦、批判、谩骂）作一个粗略打量，就会发现披挂在达利身上的头衔、符号、装束是惊人的五花八门、杂乱无章：譬如怪物、骗子、大师、魔鬼、野心家、反动派、花花公子、可怕的人、施虐－受虐狂、“伟大的谄媚者”、“伪君子”、“内奸”、“神圣达利”、“大蠢猪”（达利自况。他说猪这个象征是完美的）、“绝对的君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达利自称）、“超现实主义者”（被超现实主义团体驱逐并开除的）等等——这一系列称谓的意义显然是模糊含混、相互矛盾、抵牾、无法兼容并且相当情绪化的，然而它们从不同角度透射出的或许恰恰是一个真伪并存、复杂多义、立体完整的达利。
二、矛盾的达利
即便是在枭杰异类辈出、奇行魔障迭现的光怪陆离的西方现代艺术界，达利也算得上是一个极端罕见的矛盾体：他的傲慢自负，他的偏执，他对个人天赋、智力的蓄意扩张、夸大，他乐于、惯于、善于表现、表演、作秀的癖好，他蓄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各色言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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