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山河呼啸 作者:傅建文-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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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扫荡”，下半年又再次发动了秋、冬季“扫荡”。也就是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理论，蒋介石并不是随便说说，他还要把它体现在行动上。因此，1943 年夏季，从日本鬼于的“扫荡”中悟出了一些门道的蒋介石，也企图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共首脑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王近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卒领大岳二分区16 团赴延安扩编部队，去完成保卫党中央的新的使命的。王近山这时己是386 旅旅长。1943 年10 月22 日，王近山带领部队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22 日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韩略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宿营。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很好，部队一到，群众就开始站岗放哨、封锁消息、烧水做饭。在同地下工作者的接触中，一个消息引起了王近山极大的注意。地方党的同志介绍说：最近每天上午都有若干辆汽车，满载物资，在少数部队的掩护下，由临汾出发，经过这里东去，支援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敌人，下午又满载从抗日根据地抢掠的财物，经此返回临汾。地方党的同志介绍完后，又补充说：最近敌机动兵力正在根据地腹地“扫荡”，这里根本没有大的兵力可贤调动，正是打击敌人千载难逢的良机。针对这一情况，王近山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韩略村伏击敌人，迅速解决战斗后，即奔赴延安。下定决心后，王近山丝毫不敢大意，带领团、营干部进行实地勘察，了解敌情。当地的敌人是参加“扫荡”大岳根据地的日军一部。10 月初，日军集中了驻山西第1 军的第36 师团、第62 师团和第69 师团，加上伪军，共约两万余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其时，“扫荡”的日军正好推进至临屯公路的两侧，撞到了王近山的枪口上。韩略村位于临汾东北、洪洞东南地区，距离日军“扫荡”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临汾只有50 多里地，是临屯公路上的一个据点。临屯公路恰好从韩略村中间通过，村西南一带地势险要，公路两旁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是个打伏击的好地形。这一仗最能体现王近山敢打敢胜、胆大心细的性格。虽然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不少不利因素：韩略村离敌人县城很近，就在敌人据点的限皮底下，如果不能速决，或走漏消息，则敌人就会迅速赶至韩略村，这样的话16 团不仅无便宜可捡，而且还要面临极大的危险。但王近山就是这样，即使困难再多，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经过认真的研究、演练，王近山部署部队进入伏击阵地，经4 、5 小时的耐心等待后，鬼子的汽车终于来了。日军共来了13 辆汽车，有3 辆还是小汽车。进入伏击圈后，车上的日军还在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设伏的迹象。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设伏部队同时开火，猛烈的枪弹立时将鬼子打得晕头转向。战斗中，这股日军出奇地顽强，有的跳下车来，端着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有的依托汽车向公路两旁射击。有十几个敌人辽迅速聚集成一个小的战斗群，向设伏的重机枪阵地反击。战斗打了3 个多小时，120 多名日军，只有3 人钻窑洞逃脱了性命。战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上得知，这次被歼灭的敌人，原来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组织来大岳参观“车轮式扫荡”的一个“战地观战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5 、6 中队和其他部队的一些军官，内有少将旅团长1 名、联队长6 名，其余的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韩略村伏击战对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从临汾调来500 亲人，在6 架飞机的支援下，来韩略村追击王近山部。王近山面对急于报复的日军，冷静、沉着地进行了突围部署，他说：“敌人是来报复的，来者不善。我们不必与敌硬拼，要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分队，利用夜暗，迅速行动，突出敌人的包围。”第二天早晨9 点，部队无一伤亡的全部突围到达预定汇合地点洞子沟。战斗后，王近山兴奋地对战友们讲道：“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行军，可是碰到了歼灭敌人的机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不影响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情况又有利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机断行事，积极歼敌。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职责，就是随时随地不放弃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不仅要懂得‘枪声就是命令’，还要懂得积极作战、寻机歼敌的道理，这才是合格的指挥员。战争，永远是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韩略村战斗后，气急败坏的冈村宁次将一名中将师团长撤职，同时将韩略村据点的日军中队长枪毙，该据点的其余日军和伪军每人都被打了几个耳光，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温村会议”经过1941 年、1942 年两年残酷的斗争，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便扭转被动局面，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中共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下达了《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华北党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的新时期之到来。”为贯彻上述指示，太行分局于1943 年1 月25 日在河北涉县温村的一个教堂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总结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对晋冀鲁豫军区、边区和129 师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影响。由于开会地点在温村，这次会议又被称为“温村会议”。中共太行分局是1942 年9 月成立的。根据中央1942 年9 月1 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为便于统一调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所有力量，进行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为分局委员。在太行分局这个为期25 天的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被各摘录整理一部分，变为三篇文章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共有8 篇文章力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所写，而其中以这三篇文章最为重要，最能反映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对今后的斗争也最具指导意义。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一文中，邓小平在回顾了对敌斗争的三个阶段后，从10 个方面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当前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要掌握住敌强我弱的特点，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对敌斗争的着眼点转向了敌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思想。刘伯承曾首先提出在敌“扫荡”时，不能囿于“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基本原则，而应在敌包围圈的缝隙中，以“敌进我进”的方式跳出包围圈，到敌人的侧后去打击敌人，即“军事变换线”理论。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提出的“敌进我进”则范围要广泛得多了。它既包括军事的，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一理论既指导正规军的“敌进我进”，又指出了地方兵团和抗日群众如何“敌进我进”的问题，它是针对日军“总体战”而提出的有效对策。邓小平提出的“敌进我进”，不是盲目的“进”，是讲求策略的“进”。他认为：在敌强我弱，开展持久战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
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唯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使敌人看不起我们”一句，充分表现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联系现时国际上的斗争，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还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过去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对“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时期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今后根据地的游击战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二是过去一直未树立起巩固华北敌后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在这方面，甚至做得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已取得先机，有了不小的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中来补救。“温村会议”后，129 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斗争，迅猛地开展起来。其时的一个有力的形式就是武工队。武工队的全称是武装工作队。早在1942 年春就已成立的敌后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奸说：“别人都好惹，只有武工队这批人铁面无私，碰着他们就要栽跟斗。”武工队经常把传单贴在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上，甚至贴到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和日军宪兵队的门上。但那时，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讲道：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行动，如果以为随便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有的武工队对政治斗争认识不够，存在着单纯军事行动的观点，与敌人硬拼而招致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单位没有把武工队当作一个大事来抓，在人员、武器等方面没有给予必要的保障。经过不断地调整，到1943 年，在“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的指导下，大批的武工队如丽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敌占区的形势大为改观。“温村会议”的“敌进我进”的思想，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前奏曲。
36。 最后一击
最后一次肃正1942 年的夏季日军曾经得意一时，自认为取得了彻底消灭八路军总部的辉煌战绩。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后的第二年夏季，日军又欲重温去年的“辉煌”。1943 年5 月，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除了一次比一次疯狂以外，在方法上已是黔驴技穷。这次“扫荡”，日军又派出了挺身队，伪装成八路军，仍然是夜行晓袭，也仍然是专走小路，不走村庄，不走大路，目标也仍然瞄准了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但这次已经不是上一次了。129 师积极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日军主力部队和挺进队出动之前，就获得了情报。刘、邓在判明敌人的企图之后，决定乘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的时候，将反“扫荡”中的包袱——师部机关先行转移至外线。5 月6 日，日军第36 师团分几路分别由潞城向北，由武乡、左权等地向东；第4 独立混成旅团由林县地区向北；第37 师团、第69 师团各一部由陵川地区向北；采取梳蓖队形，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主力部队围歼于清漳河两岸。在日军出动的前一天，5 月5 日，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师部同时向太岳区转移。129 师师部选择了和辽县、武乡东进的日军对进的转移策略。当两军互相接近时，李达派出一部分警卫部队牵制、迷惑敌人，而主力则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安全地转了出去，使日军“未能取得大的战果。”这次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作战行动非常成功，因为他们要想捕捉到八路军的目标“是极为困难的”。于是日军由于“未能取得大的战果”，就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群众。而八路军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参战的民兵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相互配合，内抗外袭，使日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日军不得不于5 月13 日开始撤退。来，由不得我；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