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山河呼啸 作者:傅建文-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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鋈魏炀懿文背さ闹拔瘛：罄匆蛄醪卸怨膊蚀砝畹略诜础拔Ы恕敝械南怪富硬宦畹陆杩诹醪蟹涟墓ぷ鳎ü┕懦废肆醪凶懿文背さ闹拔瘛�1934 年底的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坚持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这是刘伯承第二次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后期，刘伯承随第四方面军一同行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坚决抵制张国青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错误路线，因此，刘伯承又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于1936 年12 月7 日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 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力主席。之后，刘伯承重新复出，仍然官复原职，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第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对于三上两下的经历，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一败”指南昌起义失败，“两罢官”指被李德、张国焘撤掉职务，“三参总戎幕”指三度出任总参谋长。实际上刘伯承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1930 年8 月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被委任力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当时正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久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为了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贯彻国际指示，刘伯承被派往武汉长江局任军委书记。算上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参谋长的那一次经历，刘伯承在担任129 师师长前全部加起来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建国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在1957 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再一次被打倒。至此，刘伯承已是三起三落。与刘伯承一样，邓小平也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后，于1929 年7 、8 月间，被党中央派到了广西工作，以党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8 军，率军转战左、右江。由此，邓小平进入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高峰期。随着连毛泽东都不能幸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蔓延至中央苏区，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落”。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一整套做法并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邓毛谢古”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一批觉悟了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的抵制和坚决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人。
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时，是因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 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两起两落等待着他。“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 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的复出，竟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1971 年9 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方面予了肯定。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加上“他没历史问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中浮了上来。1975 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出。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13 年风雨历程。
9。 重操老本行
对游击战的再认识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不仅彭德怀“认识是模糊的”，对“ ‘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很多八路军将领也是如此。但“认识模糊”并不影响打胜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理论上的争论。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游击战、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11 月8 日的电报中说：“129 师全部在晋东南，120 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11 月9 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11 月13 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在同一封电报中还指示：“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大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十师部署于4 点，形成了支撑华北敌后抗战的4 个战略支点。115 师聂荣臻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115 师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120 师仍留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发展；129 师主力深入晋东南，开创太行山区根据地。129 师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石拐会议”。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镇，在石拐镇召开的这次129 师党员、干部会议，是129 师进入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署了129 师今后的行动方向与任务。当刘伯承宣布“129 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后，129 师与八路军其他部队一样，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进入了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在敌后创造了让日军害怕、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发布的命令规定得很具体：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此后，129 师派出的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队像种子一样遍布在晋东南广阔区域内。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了晋东南沁具、长治两个中心区，这两个地区有牺盟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游击支队到平和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地区活动。张贤约、张南生率领一个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又称秦赖支队。。。向下派遣游击支队并不像派部队出去打个埋伏那样顺当，大家虽然知道撒出去是“种子”，但更愿意留下来当“拳头”。当刘伯承将769 团副团长汪乃贵找来，准备派他出去成立汪乃贵支队，到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活动时，汪乃贵说：“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一向幽默的刘伯承这次严肃起来：“一不是叫你当山大王，二不是叫你考前清秀才。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不会记笔记，你就‘结绳记事’。这个司令你要坚决去当，还要想办法当好。你还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汪乃贵愉快地答道。从战略转变后到1938 年4 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九路围攻止，129 师将64 个连队中的41 个连队，占总数的2/3 ，分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新建立的游击支队多如雨后春笋，有的有几十人，十几争枪，有的只有十几人，几条枪。在129 师成立军区，建立军分区时，几支较大的游击支队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以后，撒下去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太行山区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各支队的人数，有几十人的，也有几百人的，甚至多到上干人的。开始时先发展成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为了进一步正规化，也为了突破国民党对八路军力量的限制，以后又逐渐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化整为零”是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零散的小部队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必将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即八路军拥有人民的支持。与此相反，日军从下敢“化整为零”，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使周围的日军有了一种“敌后”的感觉，他们不敢分散活动，更不敢单独行动。其实，当日军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后，他们确实已经在战略上将自己置干了“敌后”，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终究逃脱下了处处挨打，到处遭袭的命运，犹如一匹野牛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
点、线、面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到刘伯承用点、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新的含义。在刘伯承的辞典中，“点”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了，点指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城镇，线指与各个城镇、据点相连的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线，面则指点与线贯穿其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点、线、面已经是一个战略概念，已经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意义。日军的企图是夺点、造线、进而控面；八路军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将自己渗透到面之中，然后切断线，最后孤立点。八路军与日军围绕着点、线、面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日军占点时尚信心十足，日军参谋本部在战争之初叫嚷要在三个月至多在半年内占领整个中国，表明了日军对占点确有十足的自信。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并且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精锐师只比日军一个师团的人数和装备稍逊一些，但是战斗中能够得到的上级对本级的重火器支援和空军支援的数量的区别，使双方的作战能力的比较失去了意义。再加上国民党军特别是杂牌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日军攻城夺寨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是十拿九稳。日军从北向南，夺平津，占石家庄，攻太原；逆长江而上，打上海，下南京，一直攻到武汉，最后被大山挡在了四川盆地之外。点在日军眼里只是表明他们成功与荣誉的一枚枚勋章。在夺点成功后，日军在线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且不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