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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在喧哗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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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旧梦的工具。他们对孩子们的伤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旧传统的毒害的延续。

  当父母缺乏爱心和责任感而不配作家庭支柱时,家庭的支柱便转移到了凯蒂身上,她同时还被看成是这个家庭的体面和荣誉的保障。可是这根支柱太脆弱,这种保障太没有保证,正如福克纳所说:“其岌岌可危的程度,不下于一只置放在受过训练的海豹鼻子顶端的地球仪”。所以,当这种南方淑女规范把凯蒂逼成了一个堕落女性之时,这个家庭的支柱便垮掉了,这个充满着梦魇和死亡气息的家庭也因此而垮掉了。

  就这样,在《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中,福克纳通过康普生家庭的悲剧和衰亡,反映了南方传统精神文化的消亡,揭示了这种精神文化的罪恶。它不仅已不具备什么价值,而且已构成了对家庭幸福生活和个人的幸福生活的障碍,康普生家庭的没落和瓦解,昆丁、凯蒂等人的悲剧便是最好的证明。

  福克纳对南方传统的憎恨是明显的,但他对已资本主义化的南方新秩序也同样是不满的。在这种新的秩序里,金钱的地位日益上升,人所具有的价值不是他自身所拥有的勇敢、荣誉、善良的同情、怜悯之心、牺牲精神等,而是财产。在追逐金钱的战场上,人失去了太多本质的东西,失去了美好的人性,却又造就了大量的实利主义者。杰生是这种新式人物的一个代表,福克纳对他的厌憎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不知道福克纳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地说,杰生决不会是他的理想社会中的一员。

  注定灭亡的南方精神文化,是无法避免它的厄运的,而新的现实又令作家失望,那么人类向何处去?或者说怎样拯救这个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世界?这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表现的另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主要是通过迪尔西这个形象的塑造和她的宗教活动并紧密地围绕全书而展开的。

  迪尔西是康普生家的黑女佣,在这个家她做了几十年的佣人。作为一个黑佣人,她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她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有一种坚韧的精神。不管怎样的被人使来唤去,不管生活多么不顺心,她从不怨天尤人,也从不抱怨生活。就好象一头母牛一样,吃的是草,但奉献的却是乳汁。

  她有一颗博爱仁慈的灵魂,同情之心如永不枯竭的泉水从她身上不断地涌流。在这个冷冰冰的坟墓般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厨房是温暖的;在这个缺乏爱心的家庭里,她却象一位母亲一样,把爱给予了所有的人,除了那个她深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杰生。

  她诚实而勇敢,她不畏惧主人的仇恨和世俗偏见的压力,勇敢地保护弱者,如班吉和小昆丁,尤其是班吉。康普生太太把班吉视为对自己的一种惩罚,杰生则恨不得立即送他去精神病院,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不关心照顾他,并迫使杰生不敢按他的想法行事。她还常带他去教堂,当她的女儿弗洛尼告诉她许多人在议论这事时,她就告诉女儿:“告诉他们慈悲的上帝才不管他的信徒是机灵还是愚鲁呢。”对杰生对小昆丁的虐待,她同样勇敢地加以阻止。

  她忠诚而富于牺牲精神。面对这个败落的摇摇欲坠的家,面对自私冷酷的杰生和自私冷漠的康普生太太,她为了这个家,为了班吉和小昆丁,她没有一走了之,牺牲了自己而留了下来,象一根稳固的柱石支撑着这个家。

  她有坚定的信仰,不只是她常常去教堂听布道,而是她有一颗怜悯之心,信仰并身体力行了基督所颂扬的搏爱与同情精神。她为耶稣的受难而难过,坚信这个“上帝的羔羊”的血能洗涤人的罪恶。她一边听牧师传道,一边哭泣,她是在为那个她看到了初也看到了终的衰败的康普生家而悲哀,为那个没有爱心和温暖的家而悲哀。这种悲哀,是一种救世基督式的悲哀,她以深沉的怜悯祈祷着悲剧不再重演。

  福克纳在谈到迪尔西时说过,她“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她充满母性的温存,勇敢而富于同情心、善良而肯于自我牺牲,忠心耿耿而信仰坚定,她是作者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是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化身,她代表着南方的未来,也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作者把她作为主人公的故事安排在复活节这一天,并不是偶然的,也许她并不等同于复活的基督,但却使人在心中永远记住“羔羊的血”,从而净化自身的恶而获得新生。

  作者还有意识地在这一章安排了一次宗教活动,描写了人们去教堂的情景。土路的地势一点点升高了,土路通向一个红土小山上挖出的缺口,山顶上有一座饱经风霜雨露的教堂,教堂及整个景象如同是支在万丈深渊之前一块平坦的空地上的硬纸板。人们以缓慢的安息日的一本正经的步姿涌向教堂。这实质上更象是一次朝圣活动,人们艰难地向上走去,就象是通过那苦修苦炼的炼狱而走向天国,以免坠入那罪恶的“万丈深渊”。而牧师的布道正是在救赎这些向往天国的灵魂,让他们永远记住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从而博爱,克己而获救。其实,这次象征涤罪与净化的宗教活动和牧师的布道,何尝不是作者在为人世传布福音呢。

  全书是围绕康普生的家庭悲剧而写的,而这场悲剧与这个家庭忘记了基督所说的“你们彼此相爱”的遗训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为仇,自觉不自觉地在彼此伤害,尤其班吉所受的伤害,更说明了这一点。作者谈到班吉时所说的“为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的话,正与此有关,当然也与班吉在外界所受到的伤害有关。作者通过这个家庭因缺乏爱心而导致的种种惨局和班吉绝望的吼声,在提醒人类“你们的要彼此相爱”!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福克纳对人类的命运问题的关切。但他乐观地认为人类是不朽的,因而迪尔西便是他给这个无意义的世界的一个亮点,一线希望的光明。

  尽管《喧哗与骚动》确有晦涩难懂之处,但是,透过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爱憎态度还是相当鲜明的,书中正面出场的人物并不多,但那些虽没出场的人物,其形象和性格也都很鲜明,并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人物画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爱憎态度。

  象杰生、康普生太太、康普生先生、赫伯特·海德、毛莱舅舅、吉拉尔德和他的母亲等,显然是作者鞭挞、嘲笑和否定的对象。自私、缺乏爱心和信仰可以说是他们的共性。而昆丁、凯蒂、班吉和小昆丁则是作者同情的对象,他们无法按照发自内心的意志而行事,成了环境和他人的牺牲品,任意遭到剥夺和伤害。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则是作者满怀激情而加以颂扬的对象。她是一个伟大而无私的母亲象征,与第一类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认为,迪尔西的原型是福克纳自己家里的黑女佣卡罗琳·巴尔大妈。在福克纳的童年及成长过程中,她曾给过他许多的关心和照顾,福克纳对她十分尊敬。晚年以后,福克纳象对待长辈一样来照顾她。1940年她以百岁高龄病逝,福克纳在她墓前发表演讲,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为她的白种孩子所热爱”的铭言。1942年,福克纳又把刚刚出版的《去吧,摩西》献给了她。“如果我们说得概括些,那么,福克纳的所憎所厌莫不与蓄奴制和实利主义有关,他的所敬所爱则是普通人身上那种淳朴的精神美。”

  南方文学魁首艺术形式大师

  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它所涌现出的众多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伟大作家和作品即证实了这一点。而南方文学的突然出现和它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而且,它兴盛时间长,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至今仍有着活力与影响。

  这个重要的文学派别,不是指一切出身于南方的作家,也不包括南方黑人小说家,而是指那些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方面具有共同地方色彩的作家群。其中一些作家二十年代聚集在 《逃亡者》杂志周围。他们逃避的是南方早期作品中的空洞无物和社会上对新南方的乐观主义。三十年代初,又有一些作家发表共同宣言,高喊反对工业化社会的罪恶,并鼓吹南方继续忠实于其农业传统,因而被称为“重农派”。他们的论题曾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方文学的作家与作家之间不尽相同,而且每个作家前后又有变化,这就使得它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显得十分复杂,但毕竟还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便是:对家乡的炽烈感情,对南方的历史既骄傲又沉痛的心理、一种大家族的共同命运感在种族问题上的内疚感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疏远、陌生感。艺术表现上,他们继承爱伦·坡的传统,广泛使用“哥特式小说”的技巧,描写恐怖离奇的故事,渲染神秘气氛;其笔下的形象有时是怪诞的、畸形的,并且用意识分析人物的心理;在表现手法上,他们突破传统的写法,如时序错位、角度转换等。其主要成就是小说,全盛时期是三、四十年代,二战以后已有新的变化。

  有人也把南方文学称为“南方的文艺复兴”,但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南方过去并不存在独树一帜的文艺,因而也谈不上“复兴”。那么,它为何突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也是有其出现的契机的。

  美国最早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北方的不一样,更适宜于农业种植(如棉花),因而从一开始,它就形成了以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式。为了获得所需的大量的劳力,便贩卖非洲黑人为奴,使之成为最谦价的劳动工具,无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这种以奴役黑人为基础的种植园政治体制,从一开始便充满了血腥和肮脏气味,染上了无法抹去的罪恶的色彩。独立战争以后,随着北方工业的日益发展,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差别与对立也日渐明显。南方种植园经济不仅自身越来越落后,而且也阻碍了北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种植园主对黑人及混血儿的虐待日益在道义上受到谴责。南方还在政治上亲英,经济上敌视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税制。南北双方所存在的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终于导致了1861——1865年间的美国内战,南方蓄奴制被摧跨,随之,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向南方侵入,并改变了南方的面貌。本已衰微的南方经济在战后更是举步维艰,教育水平不普及、文化水平低,从而使这里形成了一个保守、闭塞的南方社会。因此,南方文学并没有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马上出现。

  但南方意识却由此而基本形成,南方人的独特的心理状态也由此产生。南方人对历史向来自有一套解释方法,尽管他们实行野蛮落后、不合时宜的奴隶制度,却自以为奴隶比雇工更有保障,他们的种植园是更为人道的牧歌式天堂,并把这种制度视为是天意。他们讲究门第,自认为血统高贵、富于贵族骑士精神,但战争的失败却使他们自视高贵的迷梦化成了泡影。失败的滋味象难以下咽的苦酒,使他们常常感到屈辱,因而又试图去恢复往日的旧秩序、旧传统,但是,这套体面规矩如同他们的名门望族的头衔一样,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变得一文不值,煊赫一时的大家族一个个纷纷破落衰败,代之而起的却是,被他们最瞧不起的缺乏修养的北方佬或过去的穷白人。正是这些可恨的暴发户最终用金钱打败了这些不甘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南方绅士们。南方的没落贵族要么执迷不悟,对这种历史的必然视而不见,要么不愿承认失败,可内心又非常痛苦,因而,他们要么愤世嫉俗,要么颓丧、悲观,不能适应新的现实。对往昔的荣耀的缅怀和对失去的天堂的想象,成了填补他们空虚心灵的安慰剂。这场战争的失败,使庄园主后世的子孙为祖辈的罪孽深重而感到内疚,试图通过道德批判而自我拯救。这种矛盾的心理表现在文学上便是南方小说所特有的那种怪诞畸形、孤独怀旧、梦魇罪愆。

  内战后的几十年间,南方处于经济发展缓慢的重建阶段,刚刚经历了灾难和失败的人们,还沉浸在一片痛苦的情感漩涡里,产生伟大文学所需要的时间间隔和契机尚未形成和出现。但此时出现的回忆录、日记等、对后来的文学繁荣提供了素材。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时机终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美国军火工业的扩张,使南方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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