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反谍奇战写真-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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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今天坐飞机很累，好好休息一下吧？”于是，翁先生和王小姐告辞，
赵教授和曹先生陪郭奕宣住下。
5 天的参观旅游，紧张而愉快。他庆幸自己没白来，真是一饱眼福。
没想到晚上，一切都变了。他们把郭奕宣叫到另一房间。然后，他们4 人也相
继来到，表情阴冷，咔咔的皮鞋声也显得格外沉重。翁先生首先开口了：“现在，
咱们该谈谈工作了吧！”“工作？”郭奕宣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王小姐和蔼他说：“对，很简单的工作。你回大陆以后，把你看到的，听到的
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好不好？”郭奕宣只觉得一盆
冷水从头部泼了下来。他机械地说：“我既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机要工作的，哪
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呢？”“知道多少向我们报告多少。”翁先生一字一板，如雷灌
耳。
这时王小姐向郭奕宣介绍了多种联络方法和暗号，详细规定了联络记号和收听
广播的频率、时间等等，并嘱咐他回大陆后，用他们规定的方法向他们报平安。最
后，还强调说：“记住，你的化名叫王祥瑞，代号是3925。”王小姐讲完了。
不，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梦幻。郭奕宣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小手指。
十指连心，疼痛告诉他，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特务们看出他的神色。翁先生过去，满脸堆笑他说：“老弟，不要多虑。
我们告诉你的方法，是一种新发明的联络方法，很多人试着干过了，绝对安全。
即使发现了，也不知道是你。”曹先生接着说：“放心，百分之百安全。只要你与
我们合作，我们会不定期给你邮钱，肯定比你在美国挣得多。这样，可以提高你的
生活水准。”此时，郭奕宣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完全失去了自控的能力，他无
言以对，不知所措。他像一条系在拔河绳中端的标志带，被自己头脑里形形色色的
理论、思想、观念、感情撕扯着。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后悔了，
害怕了，但也终于屈从了。他拿起笔，记下了王小姐给他留下的通信地址。然后，
他又一遍一遍地辨别了台湾特务机关对他的广播呼号：“3925号问志请注意，3925
号同志请注意……”那短促、低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敲着他颤栗的心。
翌日，他面对着“青天白日旗”，将右手掌伸向前方，宣读了誓言，又接受了
赏赐给他的第一笔经费。
至此，这个曾经佩戴过红领巾、佩戴过团徽，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歌曲长大的青年，被毒蛇紧紧地缠住了。他卑鄙无耻地背叛了国家，出卖了灵魂，
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郭奕宣回国后，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台特机关通过电台一遍又一
遍地对3925 号进行密码广播，布置任务。我国家安全机关很快破译了这种新的密
码信号，将郭奕宣逮捕归案。1985 年7 月8 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0 条第1 、3 款，第50 条之规定，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间谍罪判决郭奕
宣有期徒刑12 年。在庄严的国徽下、在肃穆的法庭上、在神圣的法律面前，郭奕
宣低头了，猛醒了，他这才觉得自己重重地跌倒了，跌进了一个罪恶的深渊。
附录一
台湾“警总”内幕
前些年，美国联邦法庭开审谋杀江南案，揭发出台湾情治部门“中央情报局”
许多惊人内幕，例如拟用4 亿元巨款收买竹联帮，安排杀手越洋行凶，情治系统在
各地无所不为等等，都是触目惊心的内幕新闻。
据台湾有关资料介绍：在台湾，除“中央情报局”外，另一个情治机构——
“警备总司令部”也是叫人谈虎色变的。它以对付反对派、“异己分子”出名。
刁斗森严的“警总”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成立于1958 年7 月1 日，至1987年撤
销共存在了29 年。在这29 年中，“警总”的政治地位、权力不断膨胀扩大，
“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权宜措施”行事，并不具有“法定”地位，唯其
如此，有关“警总”职权的行使及角色，更是可大可小，极富争议性。
在台湾，“警总”是无处不在的，“警总”负担全台湾戒严地区卫戍、保安、
军事动员、文化检审、出入境管制、邮电检查、监听电讯等重大任务；故其动向备
受瞩目。“警备总司令”是最高头头，一向都由台上将级大员出掌，而历任“总司
令”在职期间，一直都有很多事件爆发，他们也都因“政治事件处理不当”而下台，
这几乎成了“警备总司令”去职的“铁律”。
“警总”的八个时代“警总”成立至今，先后有八人出任此一要职。在这八任
“总司令”中，由于各人风格不一，际遇殊异，因此，造成“警总”对外行使职权
的特性，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风貌”。“警总”28 年的历史，依“总司令”
在职期间区分，可分为八个时代：
第一任“总司令”黄镇球：“警总”仓皇过渡时代
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第九期。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崛起的将领。
黄镇球历任军校教育长，“军委会防空总监”、“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
部长”。1958 年7 月1 日，蒋介石改组特勤机构，成立“警备总司令部”，黄镇
球奉命接管“警总”。
1958 年8 月，黄上任未满1 月，即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为“警总”历任
“总司令”中，出身背景最特殊，而任期最短的将领。
据悉：黄镇球之下台，与蒋介石“斗智”有关。此因：
（1 ）蒋介石不想让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氏期主控“特情机构”，故其重用黄
镇球，无非是在试探黄镇球的“政治智慧”，藉此观察黄镇球的“忠贞”，能否为
其所用。
（2 ）黄镇球虽系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但为人颇识大体，深谙官场进退之道。
尤其在“孙立人事件”后，他更是戒慎恐惧，当他获悉老蒋的“用意”时，他立刻
“望风承旨”迅速将权力交出，以释当局的“疑虑”。
（3 ）黄镇球不擅情治工作，故而，在处理重大事件上，须向情治老手李立柏、
朱致一、夏季平等三位“副总司令”“请益”，否则，他所批阅的公文，几乎出不
了“总司令办公室”的大门，使他饱受“牵制”之苦。
黄镇球交出权力后，深获蒋介石的“赏识”，特意“重用”黄镇球出任“总统
府参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为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中的最后一位
“四星上将”。
黄镇球就任仅一个月，对“警总”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以他的辞职意义而
言，对台湾的政局，可有若干的启示。诚如黄镇球的一位部属所说：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政潮起伏中，能从心所欲的放弃权力，可谓少之又少”。
第二任“总司令”黄杰：“警总”权势鼎盛时代
黄镇球去职后，黄杰入主“警总”，象征黄埔系统当政时代的来临，促使“警
总”领导体系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黄杰之前，执掌戒严、卫戍、保安、情治
等重大任务的将领，如纽先铭、孙立人、黄镇球、李振清、余伯泉、徐培根等人，
都不是黄埔出身，他们虽是蒋介石的亲信或左右手，但却不是蒋介石亲自调教出的
“子弟兵”。因此，在人事任命的过程中，他们“忠贞”的程度，常引起蒋介石的
疑虑。
而黄杰却不然，他出身黄埔一期，对蒋介石一向“孤忠耿耿”， 1949 年退出
大陆前夕，黄杰率部转战西南后进入越南，被法国殖民政府囚居在富国岛上，他以
“忠贞不屈”的决心，一心返台追随蒋介石，被国民党捧为“海上苏武”。1953
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 1954 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
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
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的将领。
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
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
（1 ）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树立。 （2 ）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
可实施得更彻底。
（3 ）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当权。
（4 ）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
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
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排，及情治系
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件为：
（1 ）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 ）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事能
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
（3 ）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 ）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 ）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序而
升。
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时代而
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量引用防卫总
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国，时时借重政战势
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
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
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
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而色变。
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 “1959 年9 月4 日，黄杰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悉此事。事
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
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
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
之气恼。
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
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治地位扶摇直
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并晋升
“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
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
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
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
伯的助手。1949 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为莫逆，成为蒋氏
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
国）。1953 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
年11 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
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庆以
“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同
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布建方式的改变等，
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的阶段，
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震案后个个噤若
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房”、整顿职训总队
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
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