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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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在导言中所说的信念，“只有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这就是牛顿的道路。遵循这一道路，“人类的心灵由真理上升到真理……”麦克劳林1748年毫不犹豫地声称：“建立在实验和证明基础上的［牛顿的］哲学决不会失败，除非理性和事物的本性改变了。”牛顿“使后代除了按他的模型观察天空、进行计算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但早在麦克劳林说这番话的两年以前，克莱劳特就发现月球远地点的进展实际上是牛顿理论所计算的两倍。他为牛顿的公式提出了一个附加项，涉及到距离的反四次方。（麦克劳林似乎未听说此事，也许他只是不理睬它，因为他从未提到悬而未决
　　的问题。）但后来证明，克莱劳特的数学计算是错的，事实上，后来在牛顿未发表的手稿中发现了正确的计算。但即使这样，也还有一个小矛盾：即“长期加速度”。
1770年，巴黎科学院悬赏解决这一问题。欧拉的一篇论文获得了这笔奖金，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作出结论说：“根据无可争辩的证据，［牛顿的］引力不会产生月球运动的长期均差，看来这是可以肯定的。”他提出了一个又涉及到附加项的竞争的公式。在一年后出版的续篇中，他试图由笛卡儿以太的阻力来说明这个公式。然而，拉普拉斯在1787年证明这个问题在牛顿研究纲领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他尖锐地指出，牛顿纲领的“杰出”就在于它把每一个困难都变成了一个新的胜利。拉普拉斯说，这就是“真理最确实的表征”。

　　　　当克莱劳特和欧拉试建新的研究纲领去解决牛顿的难题的时候，他们就象库恩肯定要说的那样犯了一个方法论的大错，只是浪费时间、精力和才能吗？或者，当狭义相对论唾手可得时，彭加勒却坚持牛顿理论，不敢提出狭义相对论，他象波普尔和费耶阿本德肯定要说的那样是犯了一个错误吗？

　　　　牛顿的方法论没有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提出回答。
　　（
e）牛顿的双重遗产

　　　　牛顿给世界留下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评价这种纲领的批评标准。这一精神分裂症似的成就对思想史的影响是极大的。牛顿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第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纲领；他和他的杰出的追随者们实际上建立了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牛顿的方法创立了近代科学。

　　　　另一方面，牛顿从神学统治的时代，从“辩护主义”那里继承了他的认识论；尽管他修改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式的认识论，但他仍然是它的囚徒。用彭伯顿的经典性论述来说，牛顿派的主要方法论问题是如何“走一条正确的中间道路，既不能全凭猜测的方法前进……又不能要求过于严格的证明，以至于把一切哲学都降低为纯怀疑论，排除了在认识自然界中的一切进步的前景。”但是，尽管牛顿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比笛卡儿派的好，但仍然是很软弱的。牛顿关于科学成就的理论的混乱、贫乏与他的科学成就的明确、丰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关于为什么拒斥笛卡儿旋涡说而接受自己的引力说的理论是十分荒唐的。但是他的研究纲领的惊人成功给他哲学上的仰慕者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捍卫牛顿关于他的成功及其对手的失败的理论。最初的牛顿派在自己的方法论方面是混乱和矛盾的。后来的庸人们虽然不能遵循牛顿的研究纲领，只能喊喊它的口号，却从中选出了最粗糙的口号，把它们排列成一个一致的、富有色彩的子集。这样，这些粗糙的口号就引起了许多（偶尔也有竞争的）哲学规划，尤其是引起了两种重要的哲学研究纲领：第一种要发现一个坚实的基础，一个以“纯感觉”为形式的绝对可靠的科学经验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去发现某种渗透着理论的科学经验基础、或以约定的基本陈述为形式的科学经验基础。第二种要解决如何由这一经验基础来正确地演绎／归纳出自然律的问题。第一种研究纲领导致了辩护主义的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的）“还原论”的纲领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要建立“没有理论的、中性的观察语言”的纲领。第二种研”究纲领导致了归纳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牛顿的方法创立了近代科学，而牛顿关于方法的理论则创立了近代科学哲学。

　　　　而且，牛顿关于方法的理论的最坏部分成了不发达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的规则簿。牛顿主义得到了诸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从未读过牛顿著作的半文盲的宣传，牛顿主义对不发达学科起了巨大的影响，使它们不能得以发展。

　　　　牛顿派的成功甚至影响了政治思想，它使独断论者真正感到了欣慰：在牛顿之前，问题是要达到知识究竟是否可能；在牛顿之后，问题成了达到知识如何是可能的、以及如何把它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中去。不懂得这个问题转换就不能理解十八世纪的思想。为承认牛顿天体力学是知识而进行的斗争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一旦得以承认，整个知识气候就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改变。十八世纪的许多思想是由十七世纪两个主要的、其结果互相冲突的事件决定的。一个是天主教与新教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痛苦和混乱；另一个就是牛顿的发现。第一个事件导致了宽容的怀疑论的启蒙运动：关于最本质事物的真理是无法证明的，所以人人都有自己信仰的权利，这种见解的最著名的代表是培尔。第二个事件导致了不宽容的独断论的启蒙运动：科学的光明要想扩展到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要驱散牛顿时期以前的黑暗和教会的黑暗。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牛顿派的伏尔泰。不宽容的独断论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快就取代了宽容的怀疑论启蒙运动的影响，并养育了极权主义的民主思想。被牛顿打败的科学怀疑论蜕变为休谟的心理主义并与独断主义结合到了一起：人类的理性可能不会赞成牛顿，但人类的本性必须赞成牛顿。但这样一来，对（不变化的、永恒的、普遍的）人类本性的研究就将把我们导向一种关于（统一的）“健康的”信仰的理论。

　　　　牛顿成功的影响可能是当时对近代思想最有力的影响。但描绘这全部过程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牛顿的成功给知识哲学带来的问题上，即使不必局限在这一问题上。

　　　　人们可能会说，从1687年到1934年的科学哲学大体上是由两个学派组成的，这两个学派的特点最好以他们对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的评价来刻划。一个学派是“独断论者”（无论是经验主义的独断论者还是理性主义的独断论者）的继承者，他们声称他们已经证明了或能够证明牛顿的事实是事实，牛顿从事实到理论的论证在某种客观的、第三世界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另一个学派是“怀疑论者”的继承者，他们声称牛顿的理论不能（或也许不能）被客观地证明，但它的最后成功（一个确凿的事实！）可以按照心理学的、第二世界的观点来说明。独断论者力图过多地证明，而怀疑论者则力图过多地说明：因为牛顿的理论是谬误的。但牛顿理论是谬误的这个事实（后来人们认识到它是谬误的）并没有把证明它或说明对它的必然赞同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伪问题”。这种研究并不必然引起退化的问题转换。正如一个由启发法而来的虚假命题系列可能蕴涵着越来越多有趣的真命题一样，一个由启发法而来的被错误地陈述的问题系列也可能包含着对越来越多的正确陈述的问题的解答。那些为数极少的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牛顿的实际方法而不是仅仅遵循他的方法论的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中，可以在缩小自称的方法论与牛顿实际方法之间的差距方面有所进步，即使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必须转换。对这一过程贡献最大的三个哲学家是亚当·史密斯、休厄尔和勒鲁瓦。

　　　　然而，决定性的问题转换只是在爱因斯坦理论实际上取代了牛顿理论之后才出现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明牛顿的得胜理论的成功，而是说明他的失败理论的成功，同时也说明牛顿理论的失败。波普尔是第一个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人，因而他开创了哲学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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