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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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呢？波普尔反对辩护主义归纳原则的有名论证（即它不是导致无限的倒退便是导致先验论）在本例中是错误的。波普尔的有力论证仅适用于一种原则，这种原则可以作为（局部时－空的）逼真性（如波普尔的证认度）的已经证明的测度函数的前提。猜测的归纳原则只有对怀疑论的独断主义者来说才是不相容的，他们认为，证据的全面缺乏与强烈赞同的结合只表明了动物的信仰。休谟式的怀疑主义的悲观论者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结论。康德式的独断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应该消除的“哲学耻辱”。但是对波普尔式的可错论者来说，他们认为猜测的形而上学至少可以在原则上加以合理地评价，它既不应该成为屈从怀疑论的原因，也不应该成为导致先验论的原因。只有这种将证认与逼真性联系起来的猜测的形而上学才能把波普尔与怀疑论者分开，并将他的观点，用费格尔的话说，确立为“介于休谟与康德认识论之间的一个第三者”。

　　　　我与波普尔在1966－1967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从这些讨论中获益很大。但我却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在我所说的“他的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三个矛头”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可能永远不会一致。原因并不是我们的分歧太大，而是非常小。全面的怀疑论与谦卑的可错论之间的区别是那样的小，以致人们常常感到是在从事一场纯字面的诡辩。应该把我所倡导的“归纳原则”归结为“合理持有的推测”、甚至可能是得到了微弱的“辩护的”推测呢？还是应该把它归为受达尔文主义生存斗争制约的十足的“动物信仰”呢？在我的“归纳逻辑问题的变化”的结尾，我插入了三页纸的一小节，论述“波普尔对‘可接受性3’的反对”（见第2卷，第8章）。恐怕这一节价值不大，因为，虽然在我对“可接受性3”的冗长的学究式的论述中，我想对古老的归纳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肯定的解答，但这个“解答”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是很遗憾的。一个解答只有被置身于一个重要的研究纲领中或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纲领时，只有当它产生了新的问题并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解答时，这个解答才会使人感兴趣。但这种情形只有当这种归纳原则可被足够充分地表述出来，从而人们可以；比如说，根据它的观点批评我们的科学游戏时才会发生。我的归纳原则试图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科学游戏。但它是用一种特设的方式来说明的，而不是用“纠正事实的”（或“纠正基本价值判定的”）方式来说明的。特设的说明非常接近于纯语言变换，虽然它们也可以是些建议及保护未来发展的巧妙措辞。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被波普尔禁止了，当时他严厉宣布：“至于归纳逻辑，我不相信它的存在。当然，科学的逻辑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应用演绎逻辑的一部分，即检验理论的逻辑或知识增长的逻辑。”相反，我认为，“知识增长的逻辑”（除了波普尔的逻辑－形而上学的逼真性理论之外）还必须包括某种将科学标准与逼真性联系起来的、推测的、真正认识论的理论。

　　　　我想正是由于目前猜测的归纳的形而上学的薄弱使波普尔不愿意理会它。我理解他的观点。然而，虽然“重言式的”评价和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是同样不可反驳的，但是把一种评价解释为重言式的和把它解释为形而上学的，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哲学区别的。因为这种选择（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是以纯否定态度来解决归纳问题的怀疑论与以暂时很弱的肯定态度来解决归纳问题的可错论之间的选择。由于拒绝接受一个“薄弱的”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波普尔不能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微光与全黑区分开来。没有这个原则，波普尔的“证认”或“反驳”，我的“进步”或“退化”，就仍然是在纯游戏中所授予的尊称而已。有了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不管它是多么地薄弱，方法论的分界理论就可以由武断的约定变为合理的形而上学。

　　　　当然，波普尔满可以反驳说，这个“肯定的解答”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武断的约定。理性主义者需要对归纳问题有一个肯定的解答，因此他就假定了一个。但是，正如罗素所说的：“假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方法有许多好处，正如偷盗比诚实的劳动有许多好处一样。”

　　　　然而，为什么我们对一些这样的形而上学假设比“已经接受的”基本陈述要更加怀疑呢？为什么不把波普尔顽固的约定论由（不相信地）接受某些时－空土特殊的陈述扩展到容许同样接受（我的“硬核”中的）一些普遍的陈述，甚至更进一步，容许接受某个虚弱的、猜测性的“归纳原则”呢？为什么波普尔认为一些荒谬的陈述如“任何东西都不能获得超过光速的速度”或“两个超距质量之间存在着引力”具有高度合理的科学的（尽管如我提到过的那样，不是真正认识论的）地位，却把“物理学比占星术具有更高的逼真性”这样似乎有理的陈述归之为“动物的信仰”？为什么只要未提出其他重要的选择，就只应该接受一项“基本的”陈述，而不能接受一项“形而上学的”陈述呢？

　　　　这样，波普尔反归纳战役的第三个矛头就导致了休谟式的关于人类实践行为和应用科学的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实际上，只有肯定地回答归纳问题，才能把波普尔的理性主义从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中拯救出来。

　　　　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我的确认为我对波普尔分界问题的解答的批评在他本人建立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传统中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我对他的归纳问题的“解答”所进行的“批评”只不过是一个尝试，以搞清楚他自己的逼真性理论对于归纳问题的全部含义，从而在古典怀疑论与他的可错论之间作出尖锐的明确的认识论区分。我希望他能够接受我对这两个问题的修正。

　　　　　　［1971年附加的部分：」波普尔为了澄清他对归纳法的见解，现已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论文。波普尔的“猜测的知识：我对归纳问题的解答”的大量章节，对我的“归纳逻辑问题的变化”（作为第2卷第8章重印）及本文作了回答。

　　　　我感兴趣地看到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波普尔现在接受了我以前的一些建议。例如，现在他把大胆等同于非特设，即等同于超余的内容，而不是等同于内容。现在他也放弃了自己长期坚持并顽固辩护的学说：即一个未被反驳的理论的证认度不能小于它的任何推断的证认度。相反，他现在大大地接近了我在“对预测的理论支持与对理论的证据支持”中所概述的见解。不幸的是，他错引了一个观点，并将这一观点明确地归之于我的著作：他声称我“觉得，如有可能给［他的］‘证认度’确定实际数字，就可以在概率主义的归纳理论的意义上将［他的理论］变为归纳主义的理论”。波普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这样”，我也看不出。在他向读者指出的我的文章第410－412页上我没说过任何这种话，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关于归纳法这一主要问题，波普尔的“猜测的知识：我对归纳问题的解答”中没有任何新东西。他对我要求有一归纳原则的诉讼提出了“批评”，但完全没有触动我要求这一原则的论证。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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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什么哥白尼的研究纲领取代了托勒密的研究纲领？

　　导言

　　　　首先，我很抱歉在哥白尼诞生五百周年之际，强求诸位听一个哲学发言。我之所以作此发言，是因为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专门的方法，当进行科学哲学的辩论时，以科学史予以裁夺。当时我认为，在一些当代科学哲学中，哥白尼革命尤其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验例。

　　　　我想首先我必须非常概略地说明一下，我目前考虑的是哪些哲学上的争论，以及编史学批评如何可能有助于判定其中的一些争论。

　　　　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科学理论进行规范评价的问题，尤其是阐明一个理论之具有科学性所依赖的普遍条件的问题。后面这个评价问题的特例在哲学中称为分界问题。维也纳学派、尤其是波普尔使分界问题受到广泛注意。波普尔想要证明，某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其实是伪科学的，因此，这些理论并不比占星术好。分界问题并非一个不重要的问题，要想解决分界问题，还要进行大量研究。在此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维利科夫斯基事件说明，科学家无法轻易地明确表达出可被外行（或如我的朋友保罗·费耶阿本德所提醒我的那样，可被科学家自己）所理解的标准，以便根据这些标准把对一个自称构成了革命性科学成就的理论的拒斥辩护为合理的。

　　　　评价的问题与新理论为什么出现和怎样出现的问题完全不同。对变化的评价是一个规范问题，因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对变化的说明（对理论的实际接受和拒斥的说明）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我认为康德对“评价的逻辑”和“发现的心理学”所作的分界是完全正确的，想混淆这一分界只能产生一派空谈。

　　　　普遍化的分界问题与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解决应给予我们这样的指导即什么时候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是合理的，什么时候是非理性的。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普通标准使我们能够根据该标准断定1616年教会对哥白尼理论的拒斥是不是合理的，或者断定1949年苏联共产党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拒斥是否合理。（当然，我们可能一致认为禁读《天体运行论》和杀害孟德尔论者都是很可惋惜的。）再举一个当今的例子，现在所谓的美国自由派拒斥詹森及其他人将遗传学应用到智力上，这种拒斥是否合理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不过我们可能都同意，即使决定拒斥一个理论是应该的，也不应给该理论的顽固支持者以人身威胁；而且，“如果对［一件事情］不懂、不会、甚至不闻，就不应对该事情进行任何指责。”）

　　　　1　“哥白尼革命”的经验主义的论述

　　　　首先让我对“哥白尼革命”这一术语下一个定义。即使在描述的意义上说，这个术语的应用也是含糊不清的。人们经常把它解释为“一般公众”对于我们行星系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这一信念的接受，但无论哥白尼还是牛顿都不坚持这一信念。无论如何，由一种流行的信念转向它种信念，并不属于科学史本身的范围。让我们暂时不管各种信念及心理状态，而只考虑陈述及其客观的（即弗雷格和波普尔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内
　　容。尤其是，让我们把哥白尼革命看成这样一种假说，即地球绕太阳运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运转，或更确切地说，行星运动的固定参考系是固定的恒星，而不是地球。这种解释主要被那些认为孤立的假说（而不是研究纲领或“范式”）是恰当的评价单位的人所持有。让我们依次看看这一方法的不同说法，并指出这些说法是如何失败的。

　　　　我先来讨论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将哥白尼假说的优越性归之于直接的经验的考虑。这些“实证主义者”不是归纳主义者，就是概率主义者或证伪主义者。

　　　　严格的归纳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是由事实推论而来，而另一理论不是由事实推论而来，那么，此理论便优于其竞争理论（否则两个理论都是臆测，便无所谓优劣了）。但是，即使最彻底的归纳主义者也已避免将这一标准用于哥白尼革命，人们很难坚持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由事实推论出来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承认托勒密和哥白尼的理论都与当时已知的观察结果相冲突。然而，许多杰出的学者，如开普勒，声称哥白尼“象一个借助于拐棍走路的盲人一样，由现象、外观、结果”导出了他的成果。

　　　　尽管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如玻思、阿钦斯坦、多林等，仍然相信有可能由（业经选择的？）事实演绎出或正确地归纳出理论。但从贝拉明到休厄尔，许多人严厉地攻击和批评了严格的归纳主义，而迪昂和波普尔最终推翻了归纳主义。但是，笛卡儿派的破产以及一般来说心理主义逻辑的破产和博尔扎诺－塔尔斯基逻辑的兴起，决定了“由现象演绎”的命运。如果科学革命在于发现新事实并由新事实作出正确的概括，那就不会有哥白尼（科学）革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概率主义的归纳主义者们。他们能说明为什么哥白尼的天体运动理论优于托勒密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