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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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根据波普尔的塔尔斯基转变，才能够恰当地理解他的《研究的逻辑》。因为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波普尔1934年没有为归纳法提供一个肯定的解答。他的《研究的逻辑》的主要成就是表明了不涉及任何“归纳原则”也可以解决分界问题，因为这种归纳原则反过来只能依赖于某种令人满意的真理理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成就。但是在以这种自主的方式解决了分界问题之后，还是不得不重新建立起科学游戏与知识增长之间的联系。如果一旦接受了波普尔的问题转换，分界和“归纳”就成了独立的问题，对归纳问题的解答就成了对分界问题的解答的一个或许无关紧要的结果。但剩下的问题是不应忘记的。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科学游戏是增加我们知识的逼真性和接近真理的现有的最好方法，逼真性增长的标志是证认度的增长。我几乎毫不怀疑，如果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出现于1925年（并且波普尔在1930年具有了他的真理内容和逼真性的思想），那么，波普尔一定会从这种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着手写他的《研究的逻辑》。但是，由于真理的观念在二十年代时混乱不堪，由于波普尔那时不知道塔尔斯基的成果，他就仅仅用拒斥和接受这种实用的说法表述了科学的“规则”。他做得那样巧妙，致使那些企图证明他实际上有一个隐蔽的归纳原则作为隐蔽的本能指导思想的人都失败了。按我的“变化的归纳逻辑问题”的术语来说，波普尔使可接受性1和可接受性2（他的方法论的评价）独立起来，并使它们在逻辑上独立于可接受性3。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从哲学上讲，它们的立足点是悬空的，缺少一个基础的、猜测的“归纳的”形而上学的支持。波普尔的方法论评价是有趣的，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这样一个隐蔽的归纳假定，即如果人们实行了波普尔的科学规则，比起不实行来、有更好的接近真理的机会。超余证认的价值就在于它指示出科学家们可能正在接近真理，正如哥伦布船上空的鸟的价值在于它们表示了探险家们可能正在接近陆地一样。
因此，一旦我们有了逼真性理论，我们就可以把方法论评价和真正的认识论评价联系起来。方法论评价是分析的，但没有综合的解释，它们就仍然没有任何真正的认识论意义，就仍然只是纯游戏的一部分。必须借助于一个归纳原则对波普尔的方法论评价作出新的综合的解释：必须有一个建立在“接受1””和“接受2”基础上的“接受3”。
只有这样一种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才能把有建设性意义的可错论与怀疑论及其所有恶果，如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区分开。然而，波普尔在以其逼真性理论的形式为这样一种肯定解答准备了工具之后，却退缩了，没有清楚地、明确地对（波普尔的）归纳问题，即他的发现逻辑的认识论价值问题，作出一种肯定的回答。
（b）向波普尔要求一点儿“归纳主义”
波普尔没有充分地利用由他的塔尔斯基转变所展现出的可能性。现在他自由地谈论关于真理和谬误的形而上学观念，却仍不明确地说出他的科学游戏中的肯定评价可以被看作是猜测的知识增长的猜测的标志；证认是逼真性的综合的（虽然是猜测的）尺度。他仍然强调说，“科学经常犯错误，而伪科学却可能偶然碰上真理。”尽管他进行了非常乐观主义的说教以赞扬人类知识，但是，当要作出一个精确的陈述时，他就把他的“乐观主义”限制在一个经典怀疑论论点上：“我是一个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并且在下述意义上是一个认识论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我们的科学理论的似真性（“逼真性”）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就是这样增长的。”当然，怀疑论者可以抱有实在论的信念；但是，从“我们的科学理论的逼真性可以增加”这一陈述所得出的结果只是“我们的知识可以增长，但我们却意识不到”。如果这样的话，甚至波普尔新发现的可错论也不过是怀疑论再加上对科学游戏的赞扬而已。波普尔的逼真性理论仍然是与认识论无关的形而上学的－逻辑的理论。
难怪沃特金斯这样指出：“在批判地讨论波普尔的认识论时，［我们经常感到］怀疑，他的方法论实际导致了彻底的怀疑论，而远没有解决在相互竞争的假说之间作出合理选择这个问题。”
沃特金斯的回答非常清楚，值得引证一大段：
许多哲学家不再指望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经验陈述都是确定的，但却更固执地抱定了这样的希望：
其中至少有一些要比另一些稍微确定一点儿。这种哲学家倾向于把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陈述都是同样
不确定的这个论点说成是怀疑论的。我将用ST1作为这种（第一种）“怀疑论的”论点的编写。现在，波普尔的哲学在ST1的意义上就是“怀疑论的”；但这样一来，这种意义上的“怀疑论”在我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沃特金斯继续写道：
有些哲学家不是把自己的希望寄于确定性上，无论这种确定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寄予合理的论证和批判上，这样的哲学家倾向于把我们永远没有任何恰当的理由以偏爱两个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陈述中的一个这种论点说成是怀疑论的。我将用ST2作为这第二种怀疑论论点的缩写。ST1和ST2决不是等值的。（如果一个假说比另一个假说更确定，那么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这就是偏爱该假说的理由，根据这一假定），
ST2蕴涵着ST1。但ST1并不蕴涵ST2：可能有着与相对确定性无关的理由以偏爱两个假说中的一个。经验科学家不能指望有恰当的理由在所有（无限多的）可能的可供选择的假说中偏爱一个特定的说明性假说。但他们的确经常有着恰当的理由在已被实际提出的几个竞争假说之中偏爱一个。怎样才能合理地把一个假说评价为优于其他被讨论的假说，一个未来的假说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优于这个假说，这就是波普尔的方法论所关心的问题。
但是，“在两个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陈述中偏爱一个的恰当理由”，在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中，在他的科学游戏的规则中却有规定。在这一游戏的范围之内，偏爱只是一个实用的概念。只有借助于一个以某种方式断定科学与伪科学相比具有认识论优越性的附加的、综合的、归纳的（或准归纳的）原则，这种偏爱才能获得认识论的意义。这种归纳原则必须建立在“证认度”和“逼真度”之间的某种关系上。但是，能否综合地解释证认度，波普尔和沃特金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沃特金斯声称：“我们可以有恰当的理由说，一个特定的假说h2比另一个竞争的假说h1更接近真理。”但这与他先前所持有的h1和h2都是同样不确定的主张是相矛盾的，除非他是匹克威克式地用“同样不确定”和“更接近真理”这两个术语来说尽管h1和h2是同样不确定的，然而我们还是有恰当的理由认为h2比h1更接近真理。但对于那些想做不可能的事情即以怀疑论立场来反对伪科学的哲学家来说，这种悖论是在所难免的。
的确，波普尔最近爱抱怨说，一些批评他的人相信他是一个纯“否定主义者”，“对于寻求真理是轻率的，沉湎于无聊而有害的批评，并提出一些显然自相矛盾的见解。”波普尔的回答是出色的，但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对我们的观点的这种错误的描述，大都是由于采取了辩护主义的纲领和我所说的那种错误的主观主义的探求真理的方法所造成的。因为事实是，我们也把科学看作是对真理的寻求，而且至少自塔尔斯基以来，我们不再害怕这样讲了。实际上，只有鉴于这一目的，即对真理的发现，我们才能说尽管我们会犯错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正是由于这种真理的观念，才使我们能理智地谈论错误和合理的批判，才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合理的讨论，即在尽可能多地淘汰错误以便越来越接近真理这个严肃的目的下所进行的探求错误的批判性讨论。因此，正是关于错误的观念以及可错性的观念包含着以客观真理作为标准的观念，尽管我们可能达不到这一标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真理的观念是一种调节的观念。）
在这一段话中，没有一个字谈到如何认识接近真理的标志，全部话不过是说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科学游戏以希望更加接近真理。但是皮浪或休谟曾有过丝毫反对“认真”或抱有“希望”的表示吗？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全部问题，我简要地分析一下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
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是，正如我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的战役中，（至少）有三个逻辑上独立的问题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分。
（1）第一是反对归纳主义的发现逻辑的战役。归纳主义的发现逻辑是培根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只有当一个发现由事实所引导，而不是被理论引入歧途时，它才是科学的。科学家必须首先清除他头脑中的理论（或确切地说，是偏见），然后自然界才会对他成为一本打开的巨书。这种学说已经遭到了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儿和康德的反对，但是甚至他们也区分了误人的坏理论和直觉可以识别为真的好的先验原则。自由的、创造性的猜测和经验检验的方法，只是分阶段由休厄尔、伯纳德经过皮尔斯，最后到柏格森派发展起来的，而在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中则达到了无比的明确和有力，波普尔的分界标准把这种发现的方法及科学的进步与归纳的事实收集及“形而上学的”臆测区别开来。在这一战役中，波普尔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社会心理学上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少在科学哲学家中，培根的方按现在只有最偏狭的和最无知的人才认真地加以接受。与此同时，他还对科学增长中猜测和经验的作用提出了肯定的理论；但这一问题并非到此为止，我希望我已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2）波普尔进攻的第二个矛头是针对一种先验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或确认理论的纲领的。这一纲领假定有可能以逻辑的确定性确定任何一对命题的“确认度”，这种确认度表征了第二个命题对第一个命题的证据支持。这种函数服从概率计算的公理。这个纲领的中心是（通过对宇宙的有限的或无限可列举的可能状况定义一个分布函数）来构造一种先验的元科学，从而使人们能够计算确认函数。这样，确定性就从实际的科学转到了可能的元科学中，元科学进而又为科学提供了一个已经证明的确认理论。这个纲领是由剑桥哲学家（约翰逊、布罗德、凯恩斯）开创的，汉斯·莱欣巴赫，然后是鲁道夫·卡尔纳普则成了其最坚决和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尽管显露了退化的研究纲领的一切特点的“归纳逻辑”在社会学方面仍是一个兴隆的事业，但在这一战役中，波普尔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波普尔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二个组成部分的一个缺点是他决心一举获取最后的明确的胜利、其办法或者是证明卡尔纳普的方法是矛盾的，或者是证明如果归纳逻辑是可能的，那么，给定证据，理论的优点就在于它的不可几性而不是可几性。他没有认识到，通过揭露一个研究纲领的退化并发展一个竞争的纲领来同它作战（在此例中是同一个非经验的纲领作战）不可能是一个快速的过程。我希望我对他的战役中这个矛头的阐述也会有助于澄清他的某些观点。）
但是，可以在一种更强的意义上来解释波普尔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二个矛头。可以说它是用来反对任何无误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能为科学陈述领域确定一业经证明的尺度的归纳原则，无论这一原则是概率主义的还是非概率主义的。
那些懂得波普尔反概率主义逻辑的论证，但不懂这一更为普遍的要旨的科学哲学家们，仍在制造非概率主义的确认逻辑，有一些很具有独创性。
（3）波普尔反归纳主义战役的第三个矛头是不容易看出的。它默默地而又顽固地拒绝接受任何将波普尔的分析的理论评价（如内容和证认）与逼真性结合起来的综合的归纳原则，这构成了第三个矛头。但为什么我们要从合理性中排除猜测的归纳原则呢？为什么要把科学的应用归结为它的“动物的”、“生物的”机能呢？波普尔反对辩护主义归纳原则的有名论证（即它不是导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