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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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相互的往来不必时时都要平等。当一个传统退化了，或一个新的坏传统建立了，成文法的方法就会变得重要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成文法可能抵制业已腐败的判例法的权威，减缓甚至扭转退化的过程。（正如当日常语言退化为低劣的新闻文体时，求助于语法规则可能是值得的那样，）当一个科学学派退化为伪科学时，强行来一场方法论的辩论可能是值得的，以希望实践着的科学家会比哲学家从辩论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
d）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种评价竞争的方法论的“历史”方法。这些论证主要是讲给科学哲学家听的，目的在于说明他如何能够而且应该向科学史学习。但是这些论证同样也暗示科学史家反过来应该认真注意科学哲学，并决定他的内部历史要建立在哪一种方法论上。我希望我已对下述论点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证。第一，每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决定了（主要的）内部历史与（次要的）外部历史之间的独特的（鲜明的）分界；第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批评性的相互影响。
最后，让我再向读者提醒一下我所喜爱的、现已陈旧的玩笑，即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我认为，本文使我可以再加上一句：这已得到了证明。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第三章“波普尔论分界和归纳”导言
波普尔的思想体现了二十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发展，体现了休谟、康德或休厄尔传统的一个成就，而且是一个可与他们相提并论的成就。就个人来说，我从他那里获得的教益是无法计算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将近四十岁时才进入他的知识的磁场。他的哲学使我终于放弃了我坚持了近二十年的黑格尔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问题领域，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研究纲领。当然，研究一个研究纲领是一件批判的事情，因此，从事于波普尔问题的研究使我经常与他自己的解答发生矛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在本文中，我将对波普尔的两个问题概述一下我的见解。波普尔自己经常提到这两个问题即分界问题和归纳问题是《研究的逻辑》一书的两个主要问题，而该书现已成为他的经典著作。波普尔首先对分界问题作了一个解答，在断定了“归纳问题不过是分界问题的一个例子或方面”之后，他应用他的分界标准去解决归纳问题。我认为，波普尔对分界问题的解答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仍可改进，甚至在它改进了的形式中，仍显露出迄今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我认为归纳问题决不仅是分界问题的一个“例子或方面”。波普尔在他的早期哲学中，对归纳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问题）的更早的解答作了决定性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纯否定的解答。他的（建立在真理－内容和逼真性观点基础上的）后期哲学包含了这一问题的转换及对这一转换了的问题的肯定解答；但我认为，他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成就的全部意义。
1波普尔论分界
（a）波普尔的科学游戏
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或“方法论”，或“评价体系”，或“分界标准”，或“科学的定义”）是一种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组关于科学理论的标准。原先人们曾希望一种“发现的逻辑”可以给他们提供一本用以解决问题的机械的规则簿，这种愿望已被放弃了：波普尔认为，发现的逻辑或“方法论”仅仅是由评价现成的业已明确表达出来的理论的一组（尝试性的而决非机械的）规则所组成的。他把其他的一切都视为发现的经验心理学的事情，不在发现的逻辑的规范范围之内。这体现了规范的科学哲学问题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换。“规范的”这一术语不再指获解的规则，而只是评价已知解的指导。一些哲学家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转换。
关于什么时候应当认真接受一个理论（当能够并且实际上业已设计出一项反对该理论的判决性实验时），什么时候应当拒斥一个理论（当它未能通过一项判决性实验时），波普尔的发现逻辑中有各种“建议”和“约定”。波普尔的发现的逻辑首次在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研究纲领范围内给予科学中的经验一个新的作用：科学理论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不是为“事实”所确立或由“事实”获得“或然性”，而是被事实所淘汰的。波普尔认为，大胆的猜测的理论与可重复的观察的不断的、无情的、革命性的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迅速淘汰失败的理论，便构成了进步：“试错法是根据观察陈述淘汰虚假理论的方法。”“大胆地提出猜测以接受检验，如果这些猜测与观察相矛盾就淘汰它们。”因此，科学史被视为理论和实验之间的一系列决斗，在这种决斗中只有实验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理论家提出一个科学理论；一些基本陈述与它相矛盾；如果这些陈述中的一个成为“被接受的”，那么这一理论就遭到了“反驳”，必须予以拒斥，并由一个新的理论来取代它。“最终决定理论命运的是检验的结果，即对基本陈述的一致同意。”当然，波普尔意识到我们总是检验大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理论。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他建议，或许借助于对该体系某些部分的独立检验，我们应该猜测（实际上是一致同意）该体系的哪一部分应对反驳负责（即哪一部分应被视为假的）。在波普尔的哲学中，这种猜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总是允许将反驳归咎于初始条件，那就没有必要拒斥任何重要理论了。他并不满足于设计用来检验大体系的检验：他要求科学家事先详细说明那些一旦得出否定的结果，就将证伪体系核心的实验。他要求科学家事先说明在什么实验条件下，他将放弃自己的最基本的假定。实际上，这就是波普尔的“分界标准”的要旨，用一个更好的术语来说，是他的科学定义的要旨。
波普尔的科学定义最好用支配“科学游戏”的“约定”或“规则”来表示。
第一步必须是一个首尾一致的、可证伪的假说，即一个具有一致同意的潜在证伪者的首尾一致的假说。一个潜在证伪者是一个“基本陈述”，其真值借助于当时的实验技术是可以确定的。科学陪审团必须一致同意存在着一种实验技术，这种实验技术可以使他们赋予该“基本陈述”以真值。（当然，也可以通过把少数派作为伪科学家或狂想者加以清除而达成一致。）
第二步是在受控实验中进行反复的检验，科学陪审团要作出第二个决定，以确定潜在证伪者的实际真值（真或假）。（如果这第二个决定意见不一致，那么就有两种可能的做法；要么“潜在证伪者”的地位必须予以撤销，而且，如果找不到一个替换者，第一步也必须予以勾销；要么换一种办法，必须宣布持有异议的少数派是狂想者，并把他们从陪审团中驱逐出去。）
如果这第二个裁决是否定的，潜在证伪者就被拒斥了，那么，就会宣布这个假说得到了“证认”，这只意昧着它欢迎进一步的挑战。如果第二个裁决是肯定的，潜在证伪者被接受了，那么，就会宣布该假说“被证伪”了。这意味着它被拒斥、“推翻”、“丢弃”，以军葬礼埋葬了。（1960年波普尔引进了一个新的规则：军葬礼只能授予一个被淘汰的假说，即在其被证伪以前至少有一次在一个不同的实验中曾得到过证认的假说。）
葬礼之后，一个新的假说就引进了。但这个新假说必须说明其先行假说的部分成功，假如该先行假说有任何成功之处的话；此外，新假说还必须说明更多的东西。一个假说必须比先行假说有更多新颖的经验内容，否则，无论它在直觉方面是多么新颖，都不容许提出。如果它没有这种超余的经验内容，仲裁人就会宣布它是“特设的”，并迫使提出该假说的人收回自己的假说。如果这个新假说不是特设的，那么，它就会按上述可证伪的假说的标准程序来发展。
这种“科学游戏”，如果进行得恰当，将在顺序提出的理论的普遍性（或“经验内容”）不断增长这个意义上成为“进步的”，它们就会对宇宙提出愈来愈深刻的问题。
正如象棋规则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些人要玩这种游戏并终生致力于这种游戏一样，科学的规则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些人要玩科学游戏并终生致力于这种游戏。这些规则可以确定一个特殊的步骤是不是“适当的”（或“科学的”），但却不能确定整个游戏是不是“适当的”（或“合理的”）。这些规则对参加游戏的人的（心理）动机以及对这场游戏的（合理的）目的都来作回答。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种游戏当作纯游戏来进行，只是为了喜欢它而喜欢它，而不必关心它的目的，也不必意识到自己的动机。
注释。在我的“归纳逻辑问题的变化”和“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以及本节中，我同我的一些波普尔派的朋友长时间地讨论了波普尔和“波普尔1”（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的同一性。我应该指出，在我的生活中，从未象在这一分析中那样体验了历史学家的剧烈痛苦。我的“批判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尤其是第384页以后，表明当时我把波普尔等同于我所说的“波普尔2”，即精致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在我的“归纳逻辑问题的变化”中，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波普尔是这两种见解的混合（见第2卷第8章）。在我的“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正文中，我坚持这种观点；但在附录中，我实质上把波普尔等同于波普尔1，即等同于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了（见本卷第1章）。在本文中我坚持这一观点，但有着严重的怀疑，即在整个分析中我可能遗漏了某些重要的成份。《科学发现的逻辑》的问题与我所重建的问题会不会不同？难道我把波普尔分为波普尔1
和波普尔2是我的问题转换的结果？毫无疑问，最典型的波普尔1的引证出现在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中。这些引证会不会仅仅是他对伪社会科学的激烈谴责中的偶然夸大呢？但波普尔本人把他最初的问题说成是如何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问题，这一点是肯定的！我承认现在我作为一个评注者感到困惑，只希望波普尔的回答可以消除我的疑惑。”
（b）怎样批评科学游戏的规则？
科学游戏的规则是约定，可以用定义来阐述。如何批评一个定义，尤其是，如果唯名论地解释定义的话？那样，定义就只是一个缩写、一个重言式。对一个重言式能批评什么呢？波普尔声称他的科学定义是“富有成效的”：“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澄清和说明许许多多的论点。”他引用门杰的话说：“定义即教条；只有由定义得出的结论才能给我们以新的洞察力。”但是定义何以能够具有说明力并给人以新的洞察力呢？波普尔的回答是：“只有根据我对经验科学的推论，和基于该定义的方法论决定，科学家才能够看出该定义与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的直觉观念的差距。”
波普尔的这个回答符合他的这样一个一般观点，即通过讨论某些约定相对于某种目的的“相符性”，便可以对这些约定进行批评：“对于任何约定的相符性，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只有在有着某种共同目的的派别之间，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讨论。对这一目的的选择……则超出了合理争论的范围。”但波普尔在他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并未规定一个超出科学游戏规则之外的科学游戏的目的。科学的目的是真理这一观点，只是在1957年才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寻求真理可能是科学家的心理动机，而不是科学的合理目的。
即使在波普尔后来的著作中，我们也没发现他对如何评价一组一致的规则（或分界标准）比另一组更成功地导向真理提出过任何建议。实际上，从1920年到1970年，任何将方法与成功联系起来的论证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论点一直是波普尔哲学的基石。因此我断定波普尔从未对一致的约定提出一个合理批评的理论。他并未回答这一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你将放弃你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