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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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尝试说明为什么这种反对与题无关。在一个退化的纲领被一个对手超过之前，甚至之后，一个人都可以合理地坚持这个纲领。不该做的是否认该纲领的公开记录很差。费耶阿本德和库恩都把对一个纲领的方法论的评价同建议该做什么的确定的启发法混为一谈。冒一下风险是全然合理的：掩耳盗铃才是非理性的。
这看起来好象是支持那些坚持退化纲领的人，其实不然，因初他们大多只能是暗自坚持。一般来说，固执地坚持自己观点的论文，或者通过特设的语言调整来吸收反证据（或者甚至吸收竞争的纲领）的论文，科学刊物的编辑应该拒绝发表，研究基金会也应拒绝给予金钱资助。
通过区分合理地（或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和非理性地（或不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上述意见也对马斯格雷夫的异议作了回答。这些意见还进一步阐明了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之间的分界。它们证明内部历史本身就足以表现为一部独立的科学史，包括退化的问题转换。外部历史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对科学进步抱有错误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可能怎样影响他们的科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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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
我们已经扼要地讨论了四种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说明了每一种理论怎样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框。
因此，所谓确凿事实的发现及所谓归纳概括，构成了归纳主义者的内部历史。事实的发现，鸽笼体系的建立，及其被所谓更简单的鸽笼体系所取代，构成了约定主义者的内部历史。证伪主义者的内部历史则突出了大胆的猜测，突出了据说内容总是不断增加的改进，尤其是成功的“否定的判决性实验”。最后，研究纲领方法论强调重要研究纲领之间长期的理论和经验竞争、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以及一个纲领对另一个纲领的逐渐胜利。
每一种合理重建都为科学知识的合理增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模式。但所有这些规范的重建可能都必须要由经验的外部理论作为补充以说明剩下的非理性因素。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但是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不论科学史家想解决什么问题，他首先必须重建客观科学知识增长的有关部分，即“内部历史”的有关部分。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什么构成了他的内部历史，这取决于他的哲学，无论他是否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关于知识增长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关于独立的知识的增长理论：一个实验是不是判决性的，根据可资利用的证据一个假说是不是高度或然的，一个问题转换是不是进步的，这都丝毫不依赖于科学家的信念、个性和权威。对任何内部历史来说，这些主观因素都毫无意思。例如，“内部历史学家”记载普劳特的纲领是连同它的硬核（纯化学元素的原子量是整数）及其正面启发法（推翻并取代当时用于测定原子量的错误的观察理论）一起记载的，这一纲领后来得以贯彻到底。内部历史学家不会在普劳特是否相信当时的“实验技术”得到了“仔细的”应用、实验发现得到了恰当的解释、反常将立即被看成纯假象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内部历史学家将认为这一历史事实是第二世界的一个事实，而第二世界的事实只是它在第三世界中的对应物的漫画。这类漫画出现的原因不是内部历史学家的事情；他可以（在脚注中）把为什么某些科学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抱有“错误的信念”这一问题交给外部主义者来解决。
因此，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这种规范的选择还算不上是充分圆满的合理重建。例如，普劳特从未明确表达出“普劳特纲领”：普劳特纲领不是普劳特的纲领。不仅一个纲领的（“内部的”）成功或（“内部的”）失败只能以事后之明鉴加以判定：而且纲领的内容经常也只能以事后之明鉴来判定。内部历史不仅仅要选择从方法论上予以解释的事实，有时可能还要选择根本地改进了的事实。这可以用玻尔纲领来说明。1913年玻尔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电子自旋的可能性。没有电子自旋，他手头的问题已应接不暇了。然而，历史学家用事后之明鉴来描述玻尔纲领时，应将电子自旋包括在纲领中，因为电子自旋与纲领的最初大纲很自然地相符。玻尔在1913年本可以提出电子自旋，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在脚注中加以注明。（然后这种问题或者可以通过指出客观的、与个人无关的知识发展的合理理由从内部来解决；或者可以通过指出玻尔个人信念发展中的心理原因从外部来解决。）
指出历史与其合理重建之间的不一致的一个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而在脚注中按历史合理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的”。
许多历史学家会对任何合理重建的观念都表示厌恶。他们会引用博林布鲁克勋爵的话说：“历史是以实例教诲人的哲学。”他们说在探讨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多得多的实例”。但是，这种归纳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乌托邦。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寻找确凿事实的发现、归纳概括，另一些历史学家寻找大胆的理论和判决性的否定实验，还有一些人却寻找重大的简单性，或寻找进步和退化的问题转换；所有这些人都有某种理论“偏见”。这种偏见当然可以被各种理论的折衷变体或理论的混杂掩盖起来：但无论折衷主义还是理论混杂都不等于无理论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外部问题常常清楚地引导人们看出他未言明的方法论：一些人要问为什么一个“确凿的事实”或一个“大胆的理论”恰恰在它实际被发现的时间和地方被发现，其他人要问为什么一个“退化的问题转换”能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内广受欢迎，或为什么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却“毫无道理地”不被承认。已有人长篇累牍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科学是否只是在欧洲出现，如果是的，为什么；但是，如果不根据某种规范的科学哲学清楚地给“科学”作出定义，这种研究就只能是一些混乱的杂论。外部历史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规定出使科学有可能进步的必要的（当然永远也不会是充分的）心理条件，甚至社会条件。但是要阐明这一“外部”问题，就势必要涉及某种方法论的理论，某种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这样，迄今被忽视了的对竞争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进行评价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竞争的历史重建进行评价的问题，便获得了头等的重要性。现在我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2 方法论的批评比较：以历史检验其合理重建
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可分为两大类。
（1）辩护主义的方法论规定了非常高的认识论标准：古典辩护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一个命题被证明时，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新辩护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命题（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是或然的或（在波普尔关于证认的第三个注释的意义上）被证认到了一种证明度的时候，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有些科学哲学家放弃了证明科学理论或计算科学理论的概率的想法，但他们仍然是独断经验主义者：不论归纳主义者、概率主义者、约定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他们仍然坚持“事实”命题的可证明性。当然，现在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辩护主义都在认识论和逻辑批评的力量下崩溃了。
（2）我们所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实用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某种普遍的归纳原则给这种方法论戴上了皇冠。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在还没有为证明与反驳、真理与谬误制定出规则的情况下，就先为“接受”与“拒斥”事实的和理论的命题制定了规则。这样，我们就有了不同的科学游戏规则体系。归纳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不是业已证明的）材料，并从中作出“可接受的”（不是已经证明的）归纳概括。约定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材料，并将它们安排在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中（或设计出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然后充之以可接受的材料）。波普尔还把另一种游戏规定成“科学的”。即使已在认识论和逻辑上丧失信誉的那些方法论，经过这样的阉割，也可以继续指导历史的合理重建。但是，这些科学游戏同认识论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联系，除非我们给这些游戏加上某种形而上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归纳的”）原则，这种原则会告诉人们说，正如该方法论所规定的那样，该游戏给了我们接近真理的最佳机会。这样，这种原则就把该游戏的纯约定变成了可错的猜测；而没有这种原则，这场科学游戏就与任何其他游戏没有什么区别了。
批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如迪昂的和波普尔的约定主义方法论，是很困难的。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来批评一场游戏或一个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方法论（即至少在引进归纳原则之前的第一阶段中是约定主义的那些科学方法论）的新理论。我将证明，不直接涉及任何认识论的（甚至逻辑的）理论，不直接利用任何逻辑－认识论的批评，也可以批评方法论。这种批评的基本观念是，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或元历史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
我将尝试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发展这种编史学的批评方法。我由一个特殊的例子着手：我首先通过把（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的）证伪主义“应用”于证伪主义本身来“反驳”证伪主义，然后，我还要把证伪主义应用于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并且要论证，借助于这种皮浪式的战争机器，所有方法论都必然以“被证伪”而告终。最后，我不再用证伪主义，而是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应用”于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以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并证明根据这一元标准可以对方法论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比较。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如何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在这些竞争的发现逻辑中（在一种仔细地加以规定的意义上），历史可被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
（
a）以证伪主义作为元－标准：历史是对证伪主义（以及任何其他方法论）的“证伪”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科学评价在自己的纯“方法论的”形式中，都是一些约定，并且总是可以将其表述为一种科学定义。怎样才能批评这样一种定义呢？如果唯名论地解释定义，定义只是一个缩写、一种名称上的提法、一个重言式。怎样才能批评一个重言式呢？以波普尔为例，他声称他的科学定义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澄清和说明许许多多论点”。他引用门杰的话说。“定义即教条，只有由定义得出的结论才能给我们以新的洞察力。”但是，定义何以能够具有说明力并给人以新的洞察力呢？波普尔的回答是：“只有根据我对经验科学定义的推断和基于该定义的方法论的决定，科学家才能够看出该定义与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的直觉观念的差距。”
波普尔的这个回答符合他的这样一个一般观点，即通过讨论某些约定对于某种目的的“相符性”，便可以对这些约定进行批评：“对于任何约定的相符性，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只有在有着某种共同目的的派别之间，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