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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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身后的荣耀，张载的一生，虽然不能用杜甫的“艰难苦恨蘩霜鬓”来形容，但是也经常处于饔飧不继的窘况。他在早年最佩服的是傅介子、班孟坚一类立功边陲的“投笔从戎”之士，又有范仲淹这样文武兼资的现成榜样，德、言、功三立，俱在怀抱。范仲淹劝他一心致力于儒学，必有大成。在无涯学海中，他也曾经想在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中间寻找皈依，“又访诸释、老。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张载在陕西眉县的横渠乡间讲学，其规模和南方的岳麓、东林没法比，但是，他的影响则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他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学说，使程颢大为叹服，说“《西铭》明理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自孟子后未见此书”〔2〕。以后接受张横渠影响者像刘古愚、于右任、张季鸾，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坂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陕西曾经是汉、唐朝廷的所在地，那些时代的文化名人灿若河汉星辰。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影响的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陕西地处西北，虽然久为帝都，其实多为苦寒之地，是北方。北方人、北方文化，和北方的食品一样，没有那么多花样，形式的成分比较淡薄而崇尚质朴。这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在中国的一切学问中间都分出“南派”和“北派”。诗歌、书法不用讲了，连昆曲这分明是产生于软语吴侬的玩意，也分出“南昆”“北昆”。钱钟书曾经说：“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3〕可是，大有名于学界的钱基博先生却于1905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舆地大势论》，公开提出大河流域民族即“北人”必须由长江流域民族即“南人”“处置”。钱氏的理由是“南人”交税多，对社会贡献大，在以后的代议制民主中应该居主导地位。第一个站出来批驳的就是于右任。现在收入《于右任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驳钱基博氏〈中国舆地大势论〉》。于右任在比较儒、道两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若就文化而论，南老北孔，作者判断天然。按太史公谓老子为楚苦县人者，系从后日定之，其实苦本属陈，地势当南北两界之间，老子之非长江流域之生产物，可断言也。……然老子之厌世，与孔子之救世，二者孰有益于社会？平心论之，养成数千年不痛不痒之世界者，其学说大有力焉。”〔4〕于右任早年思想便有张载的烙印。于氏在历数“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贡献以后，剀切言之：“北人，北人，勉力为之，宁使天下笑南人之失言，毋使天下笑北人之心死矣。夫同处一高度之中，则无人非主人翁。长江流域者，即大河流域人之长江流域也；大河流域者，即长江流域人之大河流域也。”钱锺书曾经说和他父亲学术路径不同，语焉不详，但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通达”方面，他和于右任倒是异曲同工。
　　于右任是张横渠在千载之下的一个期望。于右任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儒家正统当中特别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关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一位和张载志趣学行相仿佛的“关学”传人——刘古愚。
　　说起刘古愚，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平生意态。戊戌变法，他以为是挽救中国的千载难逢之机，和北京的康、梁声气相投，成为陕西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一时间有“南康北刘”之称（这里，陕西又成了“北”的象征）。陕西的第一家现代化的轧花厂，是刘古愚和朋友集资，从海外买机器建起来的。变法失败之后，他学习张横渠，在乡下办学，居然自己钻研，弄通了高等数学。他在陕西办学，既不同于为科举做准备的旧式私塾，又不同于新式学校，而是和横渠张载仿佛，教导学生“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教育宗旨，居然在大西北不胫而走，刘古愚被邀请到兰州创办甘肃大学堂（现在兰州大学前身），就死在兰州。陕西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接受过刘古愚的教育和影响。于右任和张季鸾是刘古愚的及门弟子，吴宓年辈晚，未及亲炙謦咳，但他少年时读书的“宏道学堂”也是刘古愚培植过的。“关学”的精神贯注在这三位事业不同、经历迥异的风云人物的毕生学行之中。
　　张季鸾曾经在《烟霞草堂从学记》中谈到刘古愚当年办教育的环境：“烟霞草堂为庚子后所建，在唐昭陵之阳，负山面野，深谷怀抱，唐诸名将墓皆在指顾间。地极清幽，去市尘十里，群狼出没，常杀人。”“先生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5〕。刘古愚是一个把国家兴亡挂在心间而且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啼哭。常纵论鸦片战役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此外，喜谈明末诸儒逸事，尤乐道亭林、二曲两先生。清代人物，则重湘中曾、胡、刘、罗，及戊戌死难诸人。”这些，就让人想起陈寅恪的家门自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际，议论不出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刘古愚虽然居于乡间，却真正是身无半文，心怀天下。他得“北刘”与“南康”齐名，弟子辈与有荣焉，刘却说：“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党耳。”这倒不是文人相轻说大话，吾道不孤之意耳。刘古愚又不是一个简单冲动的民族主义者。在义和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杀给外国人看的陕西籍朝廷大臣赵舒翘，是刘古愚的好朋友，刘办学曾经得到他的全力帮助。赵在“拳变”中推波助澜，以为可以藉与外人抗，刘古愚提醒他勿袒拳民，赵不知其中幽微，终于当了替罪羊。刘古愚的学问不是当官往上爬的敲门砖，性情便不因为学问大而扭曲。还是张季鸾的回忆：“乡人求教，无不满意以去。然贵显干犯，则严峻自持，党祸流言，俱置度外。偶遇官吏来谒，直言政事得失，不避忌讳，故抱膝深山，为清议所宗。忆入陇议起，礼泉知县某代陇吏致聘书，载丰宴来山，余等待门外。席间，忽闻先生抗声曰：‘老父台胡说！’知县唯唯。门外人不知何事，相与匿笑以为奇。明年上元，知县请入城观灯。归，告余等曰：‘今日知县夸灯好，我告以‘使良民为无益之戏，何好足云’。知县大不欢，我不顾也。’其严直类如此。然先生非故作矫激傲富贵，第从心言事，平等待人而已。”
　　张季鸾以后做了记者，把乃师的这种平等待人而又往往容易被人看成“故作矫激傲富贵”的意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长期担任《大公报》主笔，几乎天天有社评文字出其手。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夕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说：“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作为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蒋介石说的也是心里话。以后的军人阶级，在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大刮离婚再婚之风，和蒋介石的提倡大有关系。张季鸾在12月2日便撰文《蒋介石的人生观》说：“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为动物生活。”“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共有之耶，何以离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张季鸾给老蒋讲世界观，讲革命观，讲恋爱观，大有耳提面命、颐指气使之慨。刘古愚夫子教训县太爷的架势被他拿来在“最高”面前大大过了一把瘾。但是，张季鸾没有忘记他是一个执天下公器的新闻工作者，他面对的是全体读者，他要以理服人，并非只图嘴皮子快活。他继续说：“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以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奈何更发此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骂一个大人物不学无术，就真正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了。张季鸾对蒋家可谓一骂再骂，且看，1927年12月9日《大公报》社评：“现在无论南北，不拘新旧，非脸厚心狠不足以成功名，非善拍能吹不足以博位望，名流即是下流之别名，好人坏到坏人所不齿。”骂得多么精彩，多么文学艺术。台湾的李敖以善骂著称，他喜欢用“剥什么什么人的皮”这样的题目，一搭眼便让人看见恐怖，他的恐怖和他骂的恐怖抵消等于零。李敖自吹五百年来没有比他好的文章，张季鸾之死离现在才刚刚六十年。
　　在抗日战争发动一周年之际，《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署名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此文是张季鸾代笔，其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更是张季鸾的得意之笔。张季鸾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他的大恸；而没有看到以后的大规模内战，也应该是他的大幸。以前我们很难听到张季鸾的名字，甚至连专业搞新闻的也对其人不甚了了，或许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骂之后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于右任早在1910年的《民立报》上发表过一组文史随笔，其中一篇谈辛弃疾的词：“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于右任说：“世传此词为辛幼安赞成韩（佗胄）相开边之作，以为幼安病。或者又谓其非幼安作。予谓此词光焰万丈，韩自失败耳！即为幼安作，何足为病！国事日艰，文人笔墨，皆带一种肃杀之气，亦属不祥。齐唱《大风》，此日何日，予亦愿作《大风歌》也。”于右任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季鸾，理解一切出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心艺慨。张季鸾死后，灵柩归葬陕西，于右任把他送到重庆郊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他有礼敬之词。于右任作《悼张季鸾先生》，追述了他和刘古愚的学问渊缘：“古愚师治《通鉴》、《通考》甚精核，又刻欧阳公《新五代史》，先生得师承观览，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而后来历办各报以至今日《大公报》论述之成功，其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固早有所受之也。”〔6〕于右任自己也是一位老报人，他谈张季鸾就像在谈他自己。这是心灵的交汇。
　　吴宓的志趣学行和于右任、张季鸾有所不同。于、张早年均处于贫寒之中，并以儒学立身，亲历清朝末年的社会糜烂，眼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对改良以救中国的道路都认为行不通。二人都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信徒。吴宓则出生在一个富裕之家，十七岁时十分幸运地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后便公费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吴宓一生的思想行为，都没有离开“保守”二字，即使对于辛亥革命，他也有很多非议，这样的思想底蕴，一直影响到他以后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只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而吴宓敢于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他的迥异于人的平生学行和独特人格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吴宓的父亲和嗣父都曾经就学于三原宏道学堂，是刘古愚的学生，吴宓因此而称呼刘古愚为“太老师”。吴宓的嗣父吴仲旗虽然做过于右任任靖国军总司令时期的秘书长，但本质上不是一个革命家。吴宓在“自编年谱”里面曾经说仲旗公在吸引女人方面本事最大，在甘肃任凉州都统时期吃了一回官司，几乎把性命丢掉，原因竟然是他在与同僚一起逛花街柳巷时独得妓女们的亲媚，惹起同僚醋心齐燃，合伙设谋把他送进了班房。其时吴宓在清华学校读书，为营救嗣父，不得不奔走权门，看够了其间丑恶。到美国去究竟学什么，吴宓曾经这样记述：“而尤为痛心者，则爹尝言‘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7〕吴宓当时只有二十岁，虽然性格比较懦弱，毕竟血管里流的是青春之血，他在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