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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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愤填膺”的激进思想有—种过敏的厌恶和警惕，在她看来，鲁迅无疑是左派激进势力的“教主”，“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因此她着重跟胡适讨论了“关于取缔鲁迅宗教的问题”，自告奋勇要“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一矛”。苏对鲁迅究竟保持了多少“持论稳健”与“态度和平”，是值得怀疑的。她断言：“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誉罢了”，进而攻击“鲁迅的心理完全变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其时鲁迅已经逝世，所以苏又自谓“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若说郭沫若对于鲁迅是采用“形而上”的政治攻讦，苏雪林的咒骂就难免沦为“形而下”的人格诋毁了。一名标榜“持论稳健”、“态度和平”之人，显然不应操持这种情绪化的论调。胡适在其复信中便对苏雪林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
　　可以这么说，胡适的复信，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一名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事于人所应取的批判风格。
　　对于胡适，朱学勤先生有很高的评价：“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六十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坚持了六十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3〕引用法国阿隆的概念，胡适对其所处的时代是采取“技术化批判”态度的，换成胡适本人的话，就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论世，究竟持“技术化批判”，抑或持“历史（意识形态）批判”和“道德批判”；自我定位，究竟是首先以“知识人”还是以“道德人”存在，庶几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分野。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胡适不赞成那种一蹴而就、推倒重来的整体主义变革。他明确说过：“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4〕胡适就是那种看重“费心劳神去做那具体的科学研究”的人，实实在在的梳理学术、潜心学问、研究问题、点滴改造社会、点滴进步，比之阔谈主义、自许真理在握的轻妄要可贵得多。后者被胡适视为一种毛病的两个病征：“目的热”与“方法盲”，这是胡适认为在做人与治学上所要深戒的。
　　正是得益于自由主义信仰和自由主义学理的濡染，胡适在为人处事、知世论人上始终不改平和、从容而理性的态度。胡适反对以“恶腔调”攻击鲁迅，在复苏雪林信中，他说，鲁迅“已死了，我们尽可撇下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鲁迅于胡适曾有过苛评，但胡适对鲁迅却能取持平、公允之论，他不讳言：“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文学与学术上的贡献，体现了胡适重学术建树的“知识人”风度，而这却是那些热衷于“分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形态）斗士”所不屑为的。即使对青年的激进倾向，胡适也能宽容待之：“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见胡适复苏雪林信）这种宽容论人的长者风范，是与胡适一生崇尚自由主义，凡事以理性处之的人生态度所分不开的。
　　五四之后，随着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整合，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之间日益泾渭分明。尽管在反对专制暴政、追求民主进步上他们保持了一致的立场，然而，由于知识谱系与思想背景的差异，双方终归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在知识分子的自我自定及其所信奉的哲学观、历史观、变革观、批判观上，两者的差别简直判若云泥。他们对于鲁迅的不同评价，不仅从某个侧面向后人显示了两种大异其趣的批判风格，其与社会变迁千丝万缕、因果互证的关系，更值得后人掩卷长思。显然历史的演化并未遵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期许的路径去进行。以“历史（意识形态）批判”为特征的整体主义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不承认“根本解决”的自由主义者成了历史的弃儿，惟有虔诚接受改造：用“历史（意识形态）批判”的武器，首先向自己及所属的旧时代开刀。自由主义所揭橥的知世论人之道彻底让位于激进主义的高调批判。时世的变迁堪称地覆天翻，可谓换了人间。可是，恰如胡适对于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冷静判断：“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在历经激进主义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之后，重温胡适的判断，便恍然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感，——扯这么远，终究与鲁迅无关，与此有关的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晦明曲直。
　　注释：
　　〔1〕转引自袁希《不可或缺的情节》，载2000年第2期《随笔》杂志。
　　〔2〕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自序》。文化艺术出版社。
　　〔3〕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花城出版社。
　　〔4〕胡适《这一周》，岳麓书社《胡适妙语》，有节录。

　　尘埃落定水更清

　　
　　？　林　谷
　　在现代中国文化人当中，胡适大概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了。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同，对胡适的看法往往是针锋相对，各执一端。例如，对胡适抗战前关于日本问题的言论究竟怎么看，似乎至今也未能达到一个共识。我曾带着这个问题，翻阅了几种不同版本的《胡适传》，发现作者对胡适某些对日言论的看法就很不一致。有的温和，有的尖刻；有的观点还比较公平，有的持论几乎还是当年痛斥投降派的调子。现在，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我们总可以平心静气来评说一番了吧。
　　“九一八”后，胡适公开发表的关于日本问题的言论文章很多，但由于他恪守“我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这一信条（1933年4月11日《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讲了许多不合潮流的老实话而屡遭非议，其中被骂得最苦的，当属1933年3月18日对新闻记者的那次谈话（见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胡适在这次谈话中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此论一出，国人为之大哗，当即受到鲁迅的迎头痛击。鲁迅在《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实为瞿秋白执笔，发表于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鲁迅后来收入《伪自由书》）里说，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什么叫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只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采纳胡适的条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日本不用采取暴力，只须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自然也就不会再抵抗，而且变得更和平，更忠孝，中国民族的灵魂也就被征服了。鲁迅最后论定：“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惟一秘诀。”以后，鲁迅在《算帐》（《花边文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且介亭杂文二集》）等文章里，继续究追不舍，予以抨击。鲁迅一贬，力重千钧。从此，这件事就构成胡适卖身投靠，为敌人征服中国出谋划策的一大罪名，直到今天似乎也难以洗得清。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胡适传》仍然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实际上是向侵略者献计，乞求饶恕”云云。
　　其实，胡适的本意是大大地被歪曲和误解了。我们只要细读一下胡适写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就不难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是胡适在1933年3月12日夜里写出的，比3月18日那次谈话要早六天，这可以证明一点，胡适对记者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所准备的，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随意之谈。通览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如曾彦修先生《立此存照》一文（见2001年2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所指出的，不过是一句反话。胡适的意思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转而采取和平友好的睦邻政策，是可以赢得中国人民的心，化“九世之仇”为“百年之友”的。文中有一段话对正确把握胡适的思想十分重要，他说：“即使到了最后的一日，中国的‘十八九世纪之军队’真个全被日本的新式武器摧毁到不复能成军了，即使中国的政府被逼到无可奈何的时候真个接受了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了，——我们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决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决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精神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在这里我们实在找不出一点奴颜媚骨的影子，有的只是凛然正气的宣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屈服的。
　　1936年4月12日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一文，在社会上造成的冲击波也是前所未有的。文章一面世，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褒贬尖锐对立。有的高度赞扬道：“此真近来论坛上极有价值之文字，可与千架飞机、百艘军舰争勇武矣。”有的则斥之为“奴才的梦想”，“抹煞了民众的意志”，“喊出了放弃已失土地”，直称胡适是“民众的敌，国家的敌”。同时，日本报纸和日本军方收买的华文报纸也纷纷跳出来进行攻击，说胡适是“日本的敌人”、“中日两国的敌人”。天津一家汉奸报纸公然主张“驱逐胡适出华北”。天津《大公报》也因胡适这篇文章受到日本驻屯军的“严重警告”。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六十多年后，又出现一种颇为新鲜的见解，一位传记作者认为，由于胡适这篇文章也受到敌人的反对，“可见胡适的言论并非完全亲日的汉奸之论”。既然不是“完全”的汉奸之论，那么，至少也有“部分”的汉奸之论了。胡适就是这样的可悲，一顶汉奸的帽子就像幽灵一样老是在他头上游荡着。现在，就让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看看胡适与所谓“汉奸之论”究竟沾不沾边。
　　正当日本步步紧逼华北的危急时刻，日本政府忽然放出“调整中日关系”的空气，这显然是个极其虚伪的口号。为此，胡适在文章里首先对“调整”的意义给以正确的界说。他严正指出，中日关系所以需要调整，“是日本对中国的无制限的侵略和不可容忍的优越感造成的中国人仇恨日本的局势。这个仇恨的心理一日不解除，中日的关系一日不能调整；合作与亲善更谈不到”。接着他逐条批驳了妄图迫使中国屈服的“广田三原则”，对其第二条（即“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胡适毫不含糊地指出：“‘满洲国’的造成，是中日仇恨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迫中国承认这个伪国的存在，当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结果。”由引可见，反对者两眼只盯着胡适提出的七条先决条件中没有一条涉及东四省被侵占的问题，就指责他出卖祖国，这不啻为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胡适在“五四之晨”，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见1936年5月10日《独立评论》第200号）予以回答。他进一步说明他提出的七个条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