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 作者:史冷金-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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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签问卜得胜利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居住的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总司令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做过二十余年蒋介石侍卫,职务做到侍卫总队长的宓熙,对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傍晚,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入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据宓熙说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简中抽出一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结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战事的胜败如何?”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住持僧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您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父,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在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主您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加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句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后,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二百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话,从预备队伍中调入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中求签和住持僧之训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士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十二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备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被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打了一个南昌城下的漂亮仗。
事先虽有部署,战斗也是极其激烈的,蒋介石卫士大队队长宓熙及其助手副大队长受伤,白崇禧卫士队队长被手榴弹炸死,卫士和警戒部队战死百余人。如果蒋介石不拉住白崇禧去求签算命,没有住持僧一番话,不作事先准备,整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要覆灭了。
讨蒋第一、抗日第二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
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而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宋氏“大姐大”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很快到宋氏家族拜访,希望得到孔氏夫妇的支持。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是个如鱼得水的人物。斟酌时局之后,她打算促成蒋宋联姻,并认为这是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
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臣。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他们之间彼此需要,又彼此排斥。
中美合作
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完成了他们的政治婚姻。《申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用《中美合作》做标题,一语相关(蒋介石字“中正”),暗道出这桩婚姻背后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兆宋霭龄牵线和娶宋美龄一样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宋蔼龄最得意的杰作,就是成功地策划并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从而将蒋介石的军力与宋氏家族的财力和英美背景彻底融合起来,为创立蒋家王朝与宋氏王朝奠定了基础。
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认为: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蒋宋的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式的婚礼。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力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在这之后,宋美龄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无齿之徒”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81岁高龄的他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少年。
但是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以后,吴稚晖给蒋光头出主意“清党”和在南京“另立山头”与武汉分裂。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
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吴稚晖厚着脸皮,倒多了几分“自解之意”。
过江专线
早期接触的电话都是人工式的,由专人负责专线,接不通的情况不多。蒋介石要电话时如遇总机忙,接线员只要说一声委员长要用电话,就可以将其他正在通着的电话切掉。
1929年蒋介石的桌子上换掉了原来的人工电话放了一台自动电话,由于新式电话,蒋使用不惯,以至于他“摔电话”的传闻不断。
蒋介石住在武昌,想往汉口打电话,可电话连续拨不通,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派人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传来问话。湖北电政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闻讯,慌忙责令专人检查电话机和线路,还查看了蒋委员长当时的通话记录,都没发现问题原因。后来查出原因从武昌到汉口的“过江中断线”一直是处于忙音的状态。
令蒋介石为打电话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接线的话务“语言不通”。当时电话局私下谈论一则趣闻:蒋的宁波话,碰到张发奎一口粤语,两人的说话简直不如所云,各说各的,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蒋按通话惯例,说完总要问“听懂了吗?”张也照例回答“是”!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而张只好回去再细细琢磨蒋的意思。
罗斯福欲除蒋介石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