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 作者:史冷金-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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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传播广泛，后来议员们听说了，就再也没去过豳风堂。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９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１０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６月１３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１４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最终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来，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之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是，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
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他的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各系和西南军阀所占领的区域内，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有人统计，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0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0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0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0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全国纷纷议论，在曹锟自己所颁布的“宪法”上，并无巡阅使这一官职，而在一天之内发表三四个巡阅使，显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上将军以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而在一天之内发表6个上将军，于是上将军也成为“关内侯、滥羊头”了。
曹锟这个中国政坛上著名的“闪客”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曹锟被软禁。冯玉祥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场贿选闹剧就此结束。而曹锟自己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丑事。
盖棺未定论
吴佩孚是一个盖棺没有定论的人物，有资料证明，吴佩孚虽然是个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军阀，但在他的一生中，也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之处。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和冯玉祥带兵杀入紫禁城。各位看官，且莫小看了这一细节。在之后的历史走向中，冯玉祥一直是吴佩孚的左右手。每次吴佩孚作战，总是让冯玉祥担当他的侧翼。吴也待冯象兄弟一样，倚为心脏边的长城。
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是言行一致的。以女色为例，当时似他一样的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锟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传，有位叫露娜的德国女郎慕吴佩孚之名，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追求他，他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像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有传说，吴佩孚也不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在北京寓居期间，就曾被一个日本女特务勾引得神魂颠倒。但不管怎么说，吴佩孚一生中只有张佩兰一个老婆，这却是事实。
吴佩孚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段祺瑞第二次南征时期。当时吴佩孚带领陆军第三师，势如破竹，几战就把革命党人谭延辏е鸪隽顺ど吵牵恢贝虻搅撕庋簟？墒堑笔北毖缶诓康痴翟诶骱ΑＪ《揭恢埃幢煌钕刀戊魅鸬那仔耪啪匆⒌玫健！�
吴佩孚在衡阳待了三年，老虎入闸，无所事事。这三年中，却为他赚了极其良好的声誉。他天天通电号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20年，张敬尧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会”，垄断了几乎所有内阁实缺，政府肥差。吴发起了狠，不听老段调令，直接带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阳。吴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锟密商大计。
曹锟没有主见，招集各处直系将领，合兵一处，讨伐皖系。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当时的徐世昌想去调停，但此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血洒执政府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