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 作者:史冷金-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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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公，比他在前清的二等男爵高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视之如敝屣，不时装病卖傻，公开反对。据袁世凯的爱女回忆，冯国璋就是在袁世凯死前也不原谅袁世凯对他的耍弄。在北洋大将中倒袁力度最大的就是冯国璋，如无冯国璋在南京的策动，北方北洋系统的将领还不敢公然造次。　
　　　　　　
　　　　　　　　五将军密电　　　
　　　　　　　　　
　　　　　　民国时，关于洪宪帝制一事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是袁世凯最亲信的旧部，却相继反了他，真是送了他的命。对袁世凯致命的打击应该算是“五将军密电”。　
　　　　　　　　
　　　　　　　　　
　　　　　　云南掀起护国起义后，袁世凯派冯国璋前去镇压，但冯国璋借口局势不稳，拒绝袁世凯。冯对袁世凯的帝制一直态度消极，同时发觉各省对洪宪帝制都有所不满，于是主动给北洋系的各省发去密电，建议共同发出一个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该密电马上便得到了诸省将军复电赞同。冯国璋认为五人力量远远还不够，于是又发一个密电，宣称取消帝制是大势所趋，并非个人行动，以此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这封密电传到直隶将军朱家宝处，其为表对朝廷效忠，就把密电转交给袁世凯，接到密电的袁世凯近乎昏厥，这时袁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　　　

　　　　　　　　　
　　　　　　不久后，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可他想续任总统，便央告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仍推自己为总统。冯国璋不同意，并且认为南方也决不会同意，通电反而会弄巧成拙。　
　　　　　　　　
　　　　　　　　　先后致电三次：　　　
　　　　　　　　　
　　　　　　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须于取消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从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　
　　　　　　　　
　　　　　　　　　
　　　　　　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世凯从踌躇满志地称帝到呜呼哀哉，不过短短半年时光，其崩溃之速令人侧目。袁虽有朱家宝这样执迷不悟的死党效忠，但他大势已去，其命不永，最终羞愤而死。　　
　　　　　　　
　　　　　　　　黎菩萨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菩萨供在神龛，受人膜拜。可是，黎元洪这个“菩萨”从未被人顶礼膜拜，反倒唯唯诺诺，因此又得了个“泥菩萨”的称号。　　　
　　　　　　　　　段祺瑞逼走了几任总统。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非常不情愿地以“顾命大臣”身份去黎府通知黎元洪继承总统职位。　　　
　　　　　　　　　
　　　　　　此时黎、段都迫不得已。黎木偶般坐于主位，段鞠躬，黎忙答礼。然后二人僵持许久，谁都没有开口。段出门，黎茫然起身送客。临走时段才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那国务院方面的事。段答，有我。　
　　　　　　　　
　　　　　　　　　
　　　　　　后段派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向黎大总统送来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要求加盖公章，黎元洪打算看看任命书，不料徐树铮颇不耐烦地嚷道，总理那边已经决定的事情，总统只管盖上章就行了。　
　　　　　　　　
　　　　　　　　　
　　　　　　黎元洪当政的第二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为对德参战，段祺瑞没经过总统的授意便在内阁通过了与德绝交书，随后，咄咄逼人的率领阁员到总统府盖章，对这等国家大事，黎元洪当然不会马上应允，这可惹恼了老段，愤愤地交上辞呈，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　
　　　　　　　　
　　　　　　　　　
　　　　　　黎元洪苦无良策，居然请“辫帅”张勋来调停。辫帅进京，调停是假，复辟是真，不但没有调节好黎段的矛盾，反而把各北京城弄得乌烟瘴气，黎只好请段出山平复。　　
　　　　　　
　　　　　　　　乱上添乱　　　
　　　　　　　　　
　　　　　　张勋复辟并不是偶然现象，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即便是当时政坛的头面人物徐世昌、冯国璋等人也不能免此，不管是保皇派的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还是受时局影响的徐世昌、冯国璋，还有那些见风转舵的督军都不能褪去那层皇室情结。　
　　　　　　　　
　　　　　　　　　
　　　　　　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因为在复辟派的心里，复辟没有被实践证明过，于是复辟一词如同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满街辫子，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历劫繁多，闹剧连台，常被后世耻笑，当时所谓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天下，而在北洋系的掌握之中，当局者的民主共和意识淡薄，而忠君侍君的情结严重。因此说张勋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其他人宣布复辟，唯独不同的大概就是复辟失败后的表现罢了。　
　　　　　　　　
　　　　　　　　　
　　　　　　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黎元洪和冯国璋的总统府主张中国不参战，段祺瑞的国务院则主张参战，发生著名的府院之争，大打出手、兵戎相向。黎元洪控制不了段祺瑞，只好请山东的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制约段祺瑞。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张勋到达京郊之后，发命限黎元洪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责调停事宜。之后辫子军就开进北京。张勋坐镇天津，令总统马上解散国会。最后黎元洪无奈，按张勋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入京后，请紫禁城里的清帝复辟，但十二天后事败。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人将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终究没做溥仪的“吾家千里驹”，这时反过来想想，不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政府总理或总统，他们总还顾及到共和体制和国会的限制，所以要围绕国会做文章，出争执。而满清体制下的军阀诸侯根本不把国会和民意放在眼里，独裁专制主义横行，为扫清独裁掌权的道路，动辄解散国会，他们的本质和嘴脸一旦公之于众，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不管怎么说，复辟都是倒行逆施的，是危险的。　
　　　　　　
　　　　　　　　按下葫芦起了瓢　　　
　　　　　　　　　
　　　　　　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相比毕竟有些不同。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争得是名气，总统认为总统大，总理认为总理大，为此常常大动干戈。后来演变到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这时的“争”已经上升到了政见之争。　
　　　　　　　　
　　　　　　　　　
　　　　　　在民国初年政坛上，貌似玩笑，实际必然，而且这种演变也不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民意能够上达，国会否决政府提案得到尊重，总统不可独裁，副总统可以不同意总统提议，总理能够反对总统主张，这些都是共和民主政体应有的作业。只是这些作业以不正常的军阀闹剧显现于世，所以被忽视和否定。　
　　　　　　　　
　　　　　　　　　
　　　　　　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没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良苦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算是诤臣，而冯国璋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会有“和平混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否定了袁世凯。而段祺瑞不管这些，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精虫总统”　　　
　　　　　　　　　
　　　　　　曹锟是“青史留名”的贿选总统。曹锟贿选总统，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当时的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　
　　　　　　　　　
　　　　　　　　　
　　　　　　他为了当总统，个人掏腰包给573名议员每人发放了5000块银元，再加上所谓的会议出席费、招待费，共花掉135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巨款从哪儿来的？除了明抢暗贪没有别的道！总统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了。　
　　　　　　　　
　　　　　　　　　
　　　　　　当过总统的曹锟，在第一次直系战争后，驻扎保定，而吴佩孚却蹲在洛阳。由于他们是非衍生，加上曹氏兄弟拨弄，社会传言“保洛分家”。鉴于事态严重，曹锟起草一封信给吴佩孚，信上写：“洛阳吴子玉弟：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锟”。吴佩孚大受感动，紧张之势缓和下来。　
　　　　　　　　
　　　　　　　　　
　　　　　　1923年，作为直系首领，曹锟唆使军警逼走总统黎元洪，并以5千元一票的代价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引起海内外抨击，被议员骂为“猪仔议员”。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某次演讲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同房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此话传出，引起百姓的耻笑，常有人称曹锟做“精虫总统”。　　　　
　　　　　　　　
　　　　　　　　　
　　　　　　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