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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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镇定自若，不为挑衅左右。于是他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将陆军的注意力转到在麦克马洪线地段针对中国。　　
　　东段的局势通过另一次爆发的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以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的地点命名的“朗久综合症”而变得再次燃烧起来：印度人坚持有权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那些他们认为当地地形说明麦克马洪将线画得太过靠南的地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将线画得太过靠北的地段）。正如自1959年以来所证明的和在1962年10月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样，中国不允许这种单方面调整，总是勇敢地面对它们。然而在1985年，当春天冰雪融化，印度人的巡逻季节再次开始时，特别服务局（SSB，1963年成立的一个边界侦察和情报机构）派出了一个分遣队。在桑德洛河（The　Sumdarong　Chu）上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所。那个地点使哨所对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一览无遗；而且这个新哨所不仅是位于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一边，还由于它曾是边界战争的爆发点因而是个具有特别意义和敏感的地区。　　
　　　1962年人民解放军单方面撤军时提出的条件规定：在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间三角地带的领土要成为非军事区，并且保留“反击”的权利，如果印度进入该地区。　　
　　然而，中国人对新哨所的建立没有立即作出反应，直到冬天降临时特别服务局分遣队撤离前它未受到挑战。在察看撤走的地点时，中国人注意到已经开始工作要把这个地变成一个长年性的哨所；他们摧毁了那些结构，并建立了自己的哨所，还开辟出一个直升机场。在1986年7月特别服务局的人员返回要重占阵地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牢牢地把守在那里。中国人预料到的那些言词很快地披露给新闻界，官方发言人同往常一样将它说成是未经挑衅的对印度领土的入侵；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谴责中国故意派出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桑德洛河地点先发制人和不让印度占有它一事被森达尔吉将军利用来作为陆军必须采取行动的一次挑战。接着一次新的演习，猎隼行动，在一次例行的地图演习棋盘行动的基础上被很快组织起来。后者原来曾计划大约在那个时候实施。猎隼行动是要同中国对抗以在其边界显示巨大的进攻力量，如黄铜平头钉之对巴基斯坦一样。　　
　　　1987年初印度陆军逐渐收缩黄铜平头钉，开始从西向东和从南向北部署重兵。作为开端，三个步兵师，尽管由于它们在黄铜平头钉中担任的角色弄得紧张而疲劳，还是穿越印度被调往麦克马洪线地段。到1987年4月，印度军队已以巨大的兵力据守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在那里其几个营在边界战争开始时曾被打垮过。印度人在桑德洛河建立了两个很强的威胁中国哨所的尖兵哨，中国人立即在距其7至10米处部署与其对峙。印度人在七个分得很开的尖兵哨所，都跨过麦克马洪线向前作了少许移动，这立即引起中国人的反应，形成对立的两军之间的紧贴接触对抗。于是，森达尔吉放弃了交火。　　
　　到此时为止，印度陆军经过几十年的重新武装和扩军，与1962年勉强集中起来要将人民解放军从其在塔格拉山脊居高临下的阵地上赶走时的装备不良、衣着单薄的军队大不相同，后来尽管有牢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将领无能，没有进行战斗即告崩溃。现在印军不仅对在这种地形中作战很有准备，装备精良，而且有多条公路通达靠近关键的边境地区，并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提供给养和支持地面攻击。在演习的高峰时，印度部署了12个师和好几个附加的独立旅来反对东北方面的中国人。印度空军的地面支持和战斗轰炸机都被调到阿萨姆和北孟加拉的机场：据来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有5个空军中队。　　
　　森达尔吉将军的计算是，如果中国人象他们1962年所干的那样被招引作出反应，使用轻装步兵开展迅速移动，猛烈打击扫荡周围的印军阵地，他们可以被从准备好的防御基地进行攻击的优势印军所制止、包围和消灭——一种被森塔尔吉称为“围歼”的策略　＇　注：1993年11月在哈佛与森达尔吉将军的谈话。　＇　。如果中国人以武力作出反应，他的战略还要求对西藏实行有限的反攻，伴随着印度空军对步兵起支援作用。必要时扩展到确保制空权，轰炸中国在西藏的空军基地。森达尔吉的战斗方案似乎以越南成功地抵抗中国的入侵作为范例：不久前他曾率领一个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过河内。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象他们在1962年所干的那样作出反应。他们对西藏大大地进行了增援，包括来自成都和兰州的野战军，伴随着战斗轰炸机和适于在高原上行动的战斗直升机。北京的领导人无疑知道在新德里官方圈子里所表达的观点——公正地说，是在他们异常偏激的时候——即印度应当将其边界推到藏布江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30页。经同意引用。当时一位著名议员拉姆·马努哈尔的观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边界扩展到西藏的布拉马普特拉（或藏布）河（江）”。穆立克争辩说，只有到了这个地步，“印度部队才能就有关地形和适应水土而论是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同中国人会战”。　＇　，因此慎重行事。5月间，北京正式警告印度它坚持“侵略”的严重后果。当时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印度陆军计划并准备以一个师的进攻来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区的中国人；但有两次，据这些报道说，在最后一分钟撤销了攻击令　＇　注：拉维·里克耶，《印度时报》，1987年4月16日。　＇　。此种行动无疑会重新点燃一次全面规模的边界战争，或许有更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北京没有被一些刺耳的话挑动起来进行报复。　　
　　印度政府将这次对抗看作是中国借故生端侵占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的另一结果的说法淹没了北京比较真实的陈述，犹如曾经匆忙走向边界战争时发生的那样。但是考虑到这一对抗的潜在爆炸性，令人吃惊的是在国际上却很少公开对此予以关注　＇　注：作者在《南方》上的文章：《走向印度的第二次对华战争？》（伦敦，1987年5月）是个例外。华盛顿官方的知情人士使他对印度挑战的规模和严重性一直保持警惕。　＇　。然而，卫星观察使华盛顿可以看到所发生的一切，行政当局从大约1987年3月起便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看来美国人在4月间中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将军访美时向他提出了此事，引起的反应是：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将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使华盛顿的官员想起邓小平在去年10月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期间对印度所进行的激烈批评，据《远东经济评论》消息十分灵通的通讯员称，当时邓“指责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说，如果不停止这种行动，中国将不得不‘教训一下印度’”。在1987年3月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去北京时，邓再次就印度行动的潜在后果发出警告，并劝告美国政府考虑美国计划向印度提供高技术防御装备在印度的各邻国所造成的忧虑　＇　注：纳廷·昌达，《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6月4日，第42…44页。　＇　。　　
　　美国人全然不喜欢看到任何一种情况。在印度与中国发生争吵中华盛顿的最高希望（和最深远的计划？）得到满足的欢欣鼓舞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现在此类冲突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得到过这样的通知。从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即清楚表明，苏联希望看到新德里和北京之间恢复良好的关系，自己还采取了为开始解决同样棘手和显然难以处理的中苏边界争端所需要简单的——但有预兆性的——步骤。　　
　　　1987年夏末对抗以惊人的速度缓和了。这一巨大逆反大概反映了印度总理或内阁在回应美国的警告中对权威的一次过时伸张。新德里在其声明中把调子放低了；还接着伸出一个橄榄枝：寻求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的邀请。　　
　　沿麦克马洪线对立两军的地方司令员之间的会见得以安排。这导致在某些地区的脱离接触。然而在塔格拉山脊的4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在整个东段，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森达尔吉学派的另一位将军在1995年发表意见说，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　＇　注：阿肖克·K。梅塔将军：《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土？》（“Why　Are　We　Quitting　Our　Territory？”），《印度斯坦时报》，1995年9月13日。　＇　此后不久森达尔吉的任期结束。他退了休，但强调说：他曾提出挑战，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这恢复了印军在1962年丧失的斗志，“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　＇　注：1993年森达尔吉在哈佛对作者的谈话。　＇　　
　　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对北京的访问并没有出现什么突破，但是正在进行的边界问题的讨论被提到较高的级别。两年后李鹏总理对拉吉夫·甘地进行了回访。就边界争端来说，这次高峰会见还是没有提出什么可以显示的东西，但是在幕后却取得了进展，因为在甘地的访问后，印度方面的做法有了变化，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也是在官员一级。变化的一个因素也许就是森达尔吉玩弄边缘政策的余波。将也许6万人的部队（有些估计认为人数要翻一番）部署在位置遥远、条件极为艰苦的边界沿线，给国防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对士气有破坏作用。但是单方面撤退部署在中国边界上的大部分部队，甚至对其作出有意义的减少，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家和反对派作为退却和投降而对政府进行攻击。如果要纠正印度的紧绷的和被歪曲了的军事态势，那就得在同中国签订一项提供相互对等的协定的掩护下进行。　　
　　接受北京40年长期有效的老建议，开展目的在于划定边界并接着联合将它们标定的谈判，在新德里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能悄悄地绕过尼赫鲁拒绝维持边界现状的立场，某些官员好象作过论究。陆军的苦境便能得到解决；在边界上的实际控制线如果在几十年或几代人期间不予触动，最终也许在印度被认为是可以进行谈判的。但是，认识到企图同中国达成允许使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带有高度的国内政治风险，所以不得不谨慎地、试探性地进行处理。因此作为第一步，外交部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　　
　　　1991年7…8月，中国的副外交部长齐怀远访问新德里，与一些官员进行了会谈，接着会见了总理V。P。辛格。在齐离开后，印度官员向外交通讯员暗通消息说，会谈取得了突破——根据达成的一项协议双方将保持中印边界的现状。这一泄漏展示在9月2日的精英集团的布告栏，即各主要英文报刊上　＇　注：《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政治家报》。　＇　。这一协定并没有使人想起，用尼赫鲁的说法，其含意是有效放弃了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这条新闻被政治家和报界平静地接受了，甚至以满意的心情。但是事实上声称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是虚假的。　　
　　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的全部内容是促进在边界上对抗的两军之间通讯的各种措施　＇　注：这在一年后被参加新德里会谈的中方一位成员对作者所明确确认，并后来在与北京外交部的几位官员进行的讨论时得到确认。强调了那时的现状在事实上对中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它包含着与印度部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贴近对峙；印度部队应先行撤退以实现脱离接触然后才能达成维持现状的协定。证明这曾是一个试探气球，1991年的报道，纯属故意编造，到1993年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才真正得到谈判，并表现在一项条约之中。　＇　。但是试探气球没有引来敌对的火力必定鼓励了散布这一消息的印度官员去坚决推进，去努力使陆军能脱离接触，并在走向边界问题解决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这些努力在前外交部长P。V。纳拉辛哈·拉奥成为国大党政府的总理时得到加强；他可能感到比其紧挨的几届前任政府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因为国大党在1988年决定，印度应当在“相互利益”和“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同中国寻求一项解决办法　＇　注：苏尔吉特·曼辛格：《中印关系》，见《亚洲慨览》，1994年3月。　＇　。再者，一位阅历很广而活跃的外交家J。N。迪克西特出任外交秘书，集中注意并给予外交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