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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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外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以势压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现在“中国人民被任意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解放了的新中国决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的地位上去”。一九五九年九月，陈毅在北京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谈到印度企图把麦克马洪线强加于中国，他问道，难道这说明印度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有过丝毫的考虑吗？”　　
　　正如尼赫鲁一度觉察到的那样，中国认为西段的争议地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从这个前提出发，觉得他自己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是公平合理和切实可行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个立场是公平的，也是明确的。　　
　
　　印度不顾中国的合理态度，仍然采取了只能导致无法解决的争端的方针，还对中国“大肆喧嚷，造成中印关系的紧张”，并蓄意在边界进行挑衅。所有这一切表明，印度采取这些行动的真实原因必须从边界问题以外去找答案。中国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印度边界政策的动机和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照中国看来，边境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尼赫鲁政府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印度政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为反动的民族主义所代替，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北京在一个相当时期里还把尼赫鲁视为反动势力的俘虏，认为他可能从中摆脱出来，再度对印度的政策发挥进步的影响。一九五九年九月，《人民日报》写道：“在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政府根据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精神，也做过有益于中印友谊的事情。”尼赫鲁“是受到中国尊敬的”，令人惋惜的是他“对此没有保持应有的明智态度，竟被卷入印度反华的漩涡中去了”。印度的右翼政客、议员以及某些官员的恶毒攻击迫使中国作详尽的反驳。“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争论不能不涉及到尼赫鲁总理。”一九五九年末，尼赫鲁还是在抵制着国内喧然要求对边界问题采取极端和绝对的态度，他力图调和国内的争吵，其目的是使通往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敞开着，虽然当时印度政府在外交文件中都把谈判解决排除在外。　　
　　一九六O年后，中国对尼赫鲁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高级会谈看来是个分水岭。中国代表团的人曾告诉在新德里的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们说，尼赫鲁的不妥协态度使周恩来感到震惊。据报道，周恩来曾讲尼赫鲁“既靠不住，又摸不透”，不可能同他进行谈判。从新德里高级会谈后，周恩来在加德满都所作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尼赫鲁的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表示反感。在追述中国在公开谈话和声明中一直小心保持友好态度之后，他说：“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　　
　　在一九六二年底以前，中国并没有公开指责尼赫鲁，但是有理由推断：自从一九六O年以后，他们就已把他看作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忠实代表”和中国国际敌人的走卒了。　　
　　一九五九年以后，尼赫鲁政府对内执行日益反动的政策，　＇　注：一九五九年新德里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北京当然注意到这个行动。　＇　对外也继续向美国靠拢，这就证明了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对它的预测的正确。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尔访问新德里，一九六一年尼赫鲁回访美国，当然从中国看来，美国给予印度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援助更能说明问题。美国对印度援助的多寡反映了印度的不同态度。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二年中，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总共不到二十亿美元。但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这一期间，美国已经给予印度的或答应给予印度的援助竟超过这个数目两倍以上。中国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印度越是反华，美援就越增多。”美援的增加“同尼赫鲁政府为美帝效劳、反对中国的程度成正比”。中国从新德里在联合国、在刚果和东南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它在边界所采取的“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中看到了印度日益依附美国的后果。华盛顿方面也觉察到印度政策的变化，并且作出了用辞截然不同但实质相同的结论。北京也注意到了这点。一九六一年中，一家权威性的右翼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从印度对国际麻烦地区的政策中注意到“印度已改变了过去的倾向”，这正如北京过去所观察到的；该杂志并问尼赫鲁是否“正在改变他的旗号”。　　
　　四月份，尼赫鲁在批评了美国干涉古巴的二十四小时之后，来了一个大转弯，说肯尼迪总统“有魄力”，并暗示说古巴事件的当事两方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人们注意到这个大转弯发生在美国提出增加对印援助的前夕。尼赫鲁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警告过他，如果不取得大量的美援，就无法解决国内浩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此，一些美国官员也认为尼赫鲁是迫不及待地想同美国进一步靠拢。　　
　
　　这篇文章最后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变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宠爱的一个人物。”　　
　　中国在分析印度的政治、经济政策时，评论说：印度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仍然处于殖民地的地位；到一九六O年为止，外国在印度的投资增加了一倍半，其中英国投资增加了一倍，美国投资增加了六倍。在这时期，印度对外援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在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外援比重占百分之九点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占百分之二十点六，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占到百分之三十。印度一家保守的杂志《资本》（Capital）周刊一九六O年指出：“几乎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都是依赖‘外援’；如果得不到这种外援，这个计划将被毁弃，因为印度的外汇储备已经低于被认为所需要的最低点。”一家独立的杂志《亚洲团结》（United　Asia）的结论是：到一九六二年为止，印度经济的依赖性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致“任何削减或停止外援，都将在印度立即引起经济大危机，使大批公司倒闭，生产减缩，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美援一度中断，从而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测。）中国人后来说：帝国主义的“‘援助’到达那里，那里实际上就会没有真正的经济主权和经济独立。”　　
　　至于谈到尼赫鲁政府承诺要建设“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中国认为它不过是一场闹剧。　＇　注：一九五五年在马德拉斯郊区的阿瓦迪（Avadi）举行的国大党第六十届年会，宣布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式样社会”作为国大党的目标。在这次大会上，国大党所固有的两重性（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而政治上又支持保守和正统）表现在“式样”这个字眼上。正如一名国大党的重要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式样而不是社会主义。”　＇　“尼赫鲁政府用所谓‘计划化方法’，用外国‘援助’培殖起来的买办性　＇　注：买办……1。过去指由当地人充当的管家。2。现在，在中国指的是外国商行雇用的当地雇员的领班或代理人。（《简本牛津大词典》）　＇　的国家垄断资本，不仅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成份，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经济独立发展的力量，象某些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它使印度经济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　　
　　列宁早就预见到这一切：　　
　　　“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　　
　
　　中国人还从印度人自己所作的评论中证实了自己的分析。他们引用了甘·达·比尔拉（G。D。Birla）在一美国商人集会上的讲话。此人是印度的一名大资本家（如果印度真有大资本家的话），他也是整个六十年代印度得到庞大扩充的大工商垄断集团的巨头。当时比尔拉向美国商人保证说：“公营部分将成为私人企业的动力。”　　
　　六十年代的头几年，公开暴乱和政治不满情绪在印度已经开始不断加剧。以后这就成为六十年代印度政局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把遍及印度的日益增长的政治骚动看作是革命的前奏，“（资产阶级国有化）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与此同时，中国还看到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不得不经常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中国人还找到了尼赫鲁自己在他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所讲过的一段话来描述印度当前发生的情况：“只要资本主义还能够利用民主制度的机器来保持政权和镇压工人，民主就可以发展；当它不可能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抛弃民主而采取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　　
　　尼赫鲁在国内政治方面不断地向右转，中国认为他在外交方面也“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印度人民的视线，……打击国内进步力量……以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印度政府“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北京下结论说：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　　
　　中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释了印度正在发生的情况，分析了印度的动机是有意投入美国的阵营，制造边界争端作为其对内和对外宣传的借口。中国提出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作解释或辩护。中国的政策是对现实作出的反应，始终取决于印度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取决于对尼赫鲁政府阶级本性的辩证分析。共产党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对其他政府的政策并不是从这些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中国的行动。北京的座右铭可以说是“不问其人，但观其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就是明证。在中国看来，巴基斯坦在整个五十年代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它在联合国追随美国投票反对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它虽然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又同福摩萨的蒋介石残余分子维持着得罪北京的非官方接触；巴基斯坦还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在中国当时看来，阿尤布政府的政策是日益依靠美国，阿尤布提出建立巴、印“共同防御联盟”的建议是旨在“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中期的一篇观察家评论说，“巴基斯坦政府应当悬崖勒马，放弃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回到遵守万隆决议的道路上来，回到中巴两国友好的道路上来。”但前面讲过，巴基斯坦由于本身的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底改变了方针，从解决中巴边界问题着手，踏上了同中国建立亲切友好关系的道路，最后同中国几乎达成了反印的默契。　　
　　用马列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尺度来衡量，六十年代初期，阿尤布总统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没落方面比尼赫鲁政府跑得还远。如果新德里的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受到大资产阶级、封建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控制，那末，阿尤布政府则代表了下一阶段，即由军人统治取代了独立后的准民主制度。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被接管，说明印度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随着中印争端的尖锐化，印度政府更一步步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镇压——但在巴基斯坦共产党却已被禁止多年。若单纯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巴两国应该是继续互不信任和互相厌恶的，但是即使在中国对巴基斯坦最为不满的时候（当时巴基斯坦设宴招待了一个从福摩萨前赴麦加、路过巴基斯坦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北京仍然指出：“中国人民一向以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重，耐心等待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当巴基斯坦真的“悬崖勒马”，改变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