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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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蒙古回国最方便的路线是经过北京。　　
　　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会晤中，对于发表官员报告以后的下一步行动未作决定。除了相互提出外交抗议、指控和谴责之外，政治僵局仍然继续。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当时前进政策还没有实行；陆军继续抵抗政府要他们向中国所主张的领土推进的压力。一九六一年三月，陆军总部解释说，由于空运的限制，拟派往拉达克的那个旅不可能派去；目前在该段的小股兵力只能阻止中国军队越出他们的主张线（对方并没有打算要这样做的迹象）和防卫列城。四月，陆军接着警告说，拉达克的供应情况万分困难，陆军甚至连防卫这一地段也力所不及。当时署理参谋局长职务的考尔将军（蒂迈雅仍然是陆军参谋长）在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中说：“按照目前的状况，不得不承认，如果中国军队想在他们所选定的地点大举入侵我国领土，我们将无力抵挡。”六月，参谋局提出：除非空军能把当月计划向拉达克空投物资的数量增加两倍，陆军最近所设立的哨所中，有几个将不得不撤退。　　
　　一九六一年夏天，印度陆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维持着一条哨所和巡逻线，该线全程几乎都同中国在西段的主张线相距很远。线的极南端是例外：印度军队在碟穆绰克——在中国主张线内，北京称之为巴里加斯（Parigas）——设立了一个哨所并曾于一九六一年从那里派出巡逻队。八月间北京指责了上述行动以及印度越过斯潘古尔（Spangur）湖附近的中国主张线进行巡逻的行为，说这是印度“任意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扩大非法占领范围”。新德里复照反驳说：中国所说的地区是属于印度的，“所谓印度军队到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去就是在进行侵犯，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印度在其境内为保卫其领土而采取的措施与中国无关。　　
　　同月，尼赫鲁对人民院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发现＇中国＇进一步侵略。”但到了十月间，印度在迟迟回答中国的抗议时，却又指责中国“最近多次入侵”。照会列举了十一件事例，其中只有二件是在一年内发生的，而且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件提到对方侵入八十码），而其他的事例又讲得含糊。中国认为印度这些指责是企图为自己向前推进制造借口。但印度接着举出了中国设立的三个新哨所，并说它们都在印度领土之内，“确凿地证实了中国人进一步的侵略”。这个指责的消息公布后，在印度就爆发了猛烈批评政府的高潮，人们愤怒地责备政府未能阻挡中国咄咄逼人的蛮横的推进。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要求同一九六O年提出的要求之间有差异；印度报纸和反对派就据此责备政府让中国推进到一九六O年要求的边界线。他们在地图上把据说中国新近设立的一些哨所用线连结起来，包括的面积估计就有二千平方英里，他们于是就指责政府把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丧失给中国。尼赫鲁争辩说：“这是可笑的，这并不是事实。”凡是中国人占领一个新的据点，他们“只是在这个据点的附近实施某些权力”，但并不是影响到那么大的地区。他的批评者并不信服。一位人民同盟的议员说：“他们推进了十英里，这就是说，十乘一百，就等于一千平方英里的边境地区。”　　
　　所说的中国的新设哨所有两个是在库尔纳克堡废墟以北，照尼赫鲁的意见，它们是“确实在国际边界上”，就是说，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上。　＇　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个地点上是穿过库尔纳克堡，而不是沿着自然地理特征而行。甚至把印度主张的疆域画得很大的那些地图，也把库尔纳克堡画在中国领土之内很远。例如，根据印度测量局一九三八年地图而绘制的美国陆军绘图处第五类（Series　V　502，NI44…9）。　＇　十一月间当议会就中国新哨所提出质问时，他承认“这些哨所究竟是在边界线这面的一、二英里地方，还是在那面的一、二英里地方，他还不十分肯定，因为在这些山脉纵横的地区很难确切说出边界线究竟在哪里。”尼赫鲁这么一承认，就引起了反对派议员的叫嚷：“那末，这些哨所必定是在我们这边。如果有疑问的话，那就显然在这边。”这是怎么推理的，不太清楚，但尼赫鲁却接受了这种看法。他说：即使这些哨所确实是在国际边界上，也是“侵略心理……和侵略行动的标志”。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印度把哨所设在它所认为的国际边界上是很正常的，而中国即使将哨所设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上也是“侵略的”。　　
　　尼赫鲁陷进了印度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印度指责中国“重新入侵”，议会就要求政府解释为什么让中国把手伸得那么长。为了替自己辩护，免遭有失职守的指责，尼赫鲁又力图缩小中国推进的范围，指出两年来中国只设立了三个新哨所；如果讲推进的话，只是比以前的阵地稍为推进一些。他要人们注意印度的反措施：“我们在拉达克已设立了半打以上的新哨所，都是重要的哨所。”但是这番话却引起人们谴责他因循自满，他的批评者也可以据此而说他是在缩小中国的罪行，所以他又不得不转过来，说即使中国的新的推进是很小的，即使在某个地区中国人并没有明显越过国际边界，中国仍然是在进行侵略。这是尼赫鲁的特点，听了批评者的反对意见就随风转舵，结果，他自己的提法也就逐步更趋极端——可能比他原来的打算更为极端。　　
　　印度指责中国建立的第三个哨所是在奇普恰普河谷。它成为一九六一年在总理办公室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上的重要议题。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除尼赫鲁外，还有梅农、新外事秘书马·贾·德赛（M。J。Desai）、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考尔、情报局长马立克（B。N。Malik）和其他官员。这次会议产生了一项实行前进政策的新指令。　　
　　外交部的官员和马立克从中国在奇普恰普河谷设立新哨所这件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有目的地向前推进，把占领地区扩展到它所主张的边界。陆军参谋长塔帕尔说，虽然他的部队在九月间第一次看到这个哨所，但不可能判断它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马立克却坚持说，那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之后设立的。他争辩说，中国有意要推进到他们的主张线，但是凡遇到驻有印军的地方，即使只有十几个人，中国人都会避开。所以，他建议陆军应迅速推进以填补真空，否则，中国军队几个月内一定会把真空地带填满。马立克的看法是，印度越过中国的主张线设立哨所，对方除了提出外交抗议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反应——肯定不会采用武力。外交部的官员也同意这种看法。　　
　　十一月二日会议所产生的指令中，有关军事行动的几段如下：　　
　　　（1）关于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设立我们的哨所，以阻止中国继续向前推进，并制止中国利用他们已在我国领土建立的任何哨所来进行控制。在这样做的时候，除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2）在北方邦＇即中段＇和其他的北部地区，没有象在拉达克那样的困难。因此，我们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之。　　
　
　　　（3）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一旦得到通知，就能立即开赴边界以恢复那里的局势。　　
　
　　这几段话的措辞和先后次序，反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执情况，表明意见分歧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能在两种相反的行动方针中作出选择：不做好准备就立即向前推进呢？还是先集结兵力（这必然是迟缓的），然后再大大向前推进呢？在指令中，这两种行动方针都有所反映，但立即采取行动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反映得较强烈些：“关于拉达克，我们要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然后又照顾到军人们提出的“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接着表示让步说，“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　　
　　根据处理问题要有轻重缓急的正确原则，一个谨慎的指挥官有充分理由把指令中所讲的几件事情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暂不在拉达克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而是先集中主要兵力以支援这种向前推进的行动。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正是一位这样谨慎的指挥官，这可从他过去所提出的推行前进政策的必要条件的意见中看出来。但他没有机会选择那条比较正确的方针。在发给有关的两个军区指挥官的命令中，关于集结手中兵力的字样全部被删掉。塔帕尔将军十二月五日发给西部和东部军区的信件中说，政府最近审查了在边境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的政策，并作出以下的决定：　　
　　　＇在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我们所承认的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哨所；新哨所的位置应能阻止中国人继续前进，　并能控制中国人已在我国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哨所。　　
　
　　把这里加着重点的那句话和原来的指令第一段对比，就可以看出原来指令中含糊的地方已经去掉，概念更强化了。塔帕尔在信件中继续写道，“执行这一‘前进政策’时，除非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与中国人发生武装冲突。”下一段讲到中段和东段，是重复了政府指令的第二段。但这封信最后写道：　　
　　我认识到在拉达克和边境其他地段实行这项新政策，将需要进行大量的军队调动，随之而来的还有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我要求你们根据政府的新指令精神重新估计你们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增加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你们在这一方面的建议要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送交给我。与此同时，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采取上面所说的行动。　＇　注：政府指令的原文以及塔帕尔致各军区传达上述指令的信件都没有发表过，但本书作者都看到了。从这里开始，我在叙述中，将大量引用未经发表的材料。参看序言。　＇　　
　
　　前进政策于是就成为陆军总部颁布的绝对命令，要下面立即贯彻。　　
　　对于这项极端重要的政府指令为什么要进行有意的窜改，其解释只能得自推论。很显然，从档案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的解释。可以注意到的第一个线索是，根据尼赫鲁对前进政策的设想，集结兵力以支持这一政策的执行，是整个计划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一月底他在人民院中讲到，“问题在于组织强有力的武装小队，每队人数比较少，派去占领一个地方，或把对方从该地赶走……后面要有强大的基地去支持他们。”另一次，在十二月初，当尼赫鲁在议会中拒绝了有人提出要他采取他认为是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他给这种行动所下的定义是，“采取某些行动而没有支持这种行动的基地。”他接着说，“这对我们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他们都很勇敢、优秀，使他们处于那种境地是不公平的；而且，采取某种行动，而又不能予以支持，结果是半途而废，这对国家也是不公平的。”看来可以肯定，对于前进政策指令的窜改，并不是出于尼赫鲁的命令，大概还是背着他干的。　　
　　到了这个时候，陆军总部已换了全套班子。考尔自三月以来就署理参谋局长的职务，到了仲夏，塔帕尔就任陆军参谋长，接着参谋局人事上也有了不少更动，考尔亲自选拔了一批人员和他共事。陆军后来对参谋局这一时期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一时期内参谋局越来越忽视系统的规划和协调工作，而这些正是参谋局的职责所在，又是“适当的军事行动、态势和布置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凭灵机一动和假想推断办事因而漏洞百出的情况，而不是先进行细致的军事考虑，然后采取有计划的行动”。参谋局玩忽本职，又不断干预下属单位的军事行动，它的这种做法也影响到整个军事系统。从一九六一年年中起，参谋局的工作方向和质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只能以考尔出任新参谋局长和任用了他所挑选的一批军官的人事变动来解释。　　
　　考尔也赞成对中国采取进攻姿态，这从前进政策指示拟定以前，他署理参谋局长时给国防部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建议：“中国采取了一步步西进侵入拉达克边境的政策。制止中国这种政策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