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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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责备尼赫鲁的“领导软弱姑息”，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并重新武装。尼赫鲁驳斥这一类言论是“全然错误的和无用的”，是一些“头脑发热的胆小鬼”的人说的话，并且反复保证说，印度是一个军事上足够强大的国家。他在人民院讲过：“我可以告诉议会，我们的国防力量比我们独立以来，当然也包括独立以前的任何时候的状况都更好，士气更高昂，支援他们的工业生产也更强大。我不是替他们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国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确信我们的国防力量保卫我国的安全是非常胜任的。”报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评论家更有分寸地发表了同样的论调。一名能够反映高级官员想法的《印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尼赫鲁总理“对于我国防御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国军队竟然愚蠢地进行挑战，他们就会维护我国北部边境的领土完整。这种信心决不是吓人的空话，而是基于对中印边界沿线的军事和后勤情况所作的仔细认真的估计”。这类看法同事实相差多么远，从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在新德里又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解释说，他在米拉特演讲的对象是农村的听众，因此他使用了比较简单的语言和概念；而现在他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　　
　　空喀山口事件对尼赫鲁的思想和印度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影响，这可以从尼赫鲁发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的一份备忘录中看出。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纽约时报》，该报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点：　　
　　根据这份秘密备忘录，尼赫鲁先生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据传，尼赫鲁先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他现在深信，中国在目前的争端中只是想从印度那里攫取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依据的解决，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国的领土要求有增无已，并含蓄地威胁印度：除非印度在拉达克地区作出领土让步，中国将在东北边境挑起纠纷。　　
　
　　十一月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开始谈到战争，但也还是表示不赞成，甚至深恶痛绝，同时还提到他对印度和平传统的感想。不过他当时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能斥责他的那些最好战的批评者们所发出的冒险的战争叫嚣；然而，他如果走得太远，排除为边境而战的一切可能性，那就会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评，人家会说他束缚了本国的手脚，俯首贴耳地听任中国对印度进行他所说的侵略。他屡次暗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不断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助长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尼赫鲁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处于招架地位。人们不但责备他为了要维持“印中兄弟友谊”就对边境上的威胁熟视无睹，而且还责备他不让议会和公众知道中印争端的最初情况。他对议会解释说，“我们那时候以为如果不作过多的公开宣传，我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许会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认这种想法是个错误。九月七日，尼赫鲁向议会公布了从一九五四年起中印双方来往文件的第一册白皮书，其中包括他同周恩来最初的几封来往信件。尼赫鲁许诺说，“如果说过去我拖延了向议会公布这些（关于边界争端）文件的时间是做错了的话，那么，我今后不会重犯这个错误”，“……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使全国特别是议会充分了解事态的发展。”　　
　　此后，同中国的一切外交文件来往都马上在议会公布；议会不开会时就在报纸上发表，到一定时候又编成新的白皮书印发。这样，尼赫鲁就把行政当局处理印度对外关系的权力和责任实际上移交给立法机关，以此证明政府有义务充分信任议会。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尼赫鲁对边界问题的方针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国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论点加以宣扬。　＇　注：为什么尼赫鲁要公布白皮书呢？瓦尔特·克罗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写的这位已故的总理的传记中写道，“白皮书必然会煽起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会最后使他失去任何进行谈判的余地。由于感情用事吗？由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吗？还是由于打算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制止印度国内对他的边境政策的批评？也许他的动机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许是由于……一九五九年在议会内部屡遭揭露以后，最安全的办法是把有关情况和盘托出。”　＇　但是这样做也就把统治权力搞乱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说的，“行政当局由于代表制议会和群众舆论的压力变得软弱无力，时常陷于瘫痪的边缘”。　　
　　李普曼接着说，这就会“迫使民主国家犯下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把这个论断应用到印度政府处理它同中国的争端以前，必须牢记，尼赫鲁及其顾问们早在他们还没有受到重大的公众压力前就已制定了对撞的方针。再者，虽然尼赫鲁在立法机构监督政策的问题上几乎作了全面的退让，但这种监督也只是起了推动他沿着他早已自行选定的方向继续前进的作用。公众和议会的压力并没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愿作的事，也没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愿作的事。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舆论已很激昂，显然任何同中国妥协的企图都会被斥责为姑息，胆小，甚至更坏些。就这样，好象是一部车子的操纵装置都已按照尼赫鲁所决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鲁此后也一直没有想改变这个既定的方位。　　
　
二、躲躲闪闪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他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接受了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原则（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应从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他断言中国“从来没有使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紧张化的意愿”。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　译者注：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鲁信件中，一直提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或“会晤”，尼赫鲁则一直玩弄字义，在“会晤”、“会谈”及“谈判”的概念上打转转，借以拒绝同周总理会谈，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会谈”。　＇　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建议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的临时措施，看起来是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所主张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主张并无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认为印度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其实，甚至在中国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之前，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裂缝已经无法弥合，印度只不过用一套仔细琢磨过的外交词令掩盖一番罢了。　　
　　周恩来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双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经管辖的边境地区内，不去干扰对方占据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将继续遵守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在西段，稳定现状就可以使双方在大部分地区远远隔开，阿克赛钦则留在中国占领之下。中国人使用“现状”这个词，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状况”，亦即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议时的“边界现状”。印度使用这个词，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因此，中国建议维持现状，是说谁在哪里，谁还在那里。印度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实际上却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这种玩弄字眼的把戏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当印度的巡逻队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时，印度就可以说成是“维持现状”。而且这也使争端解决前达成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对边界形势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在西边，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无可争议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在遭到责难以后，又厚颜无耻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区提出了臆想的领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防部　＇　译者注：这个声明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作者误为中国国防部声明。　＇　在其声明中把这两个地区相提并论。声明说，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巡逻，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进行巡逻。印度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中国将放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领土的要求。在印度看来，中国人是说：“如果你们不再追究我们偷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偷了”；话里还含有一种威胁，就是说如果印度坚持要夺回失去的西边的领土，那么，中国就要吞并东北边境特区。　　
　　如果是发生了下面的情况，那么，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还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发现中国军队在一次突然的偷袭中侵入没有设防的边境山口，涌进旁遮普邦，占领了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开始横贯旁遮普邦筑路行车。假定中国军队还在公路干线上设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赶回去；在一次伏击中，又打死了好几名巡逻警察。新德里指责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国却和气地回答说，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过去一直是在中国控制之下的，并且表示愿意，甚至热切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整个边界问题，但首先双方要约定遵守现状。新德里当然会立即拒绝进行谈判的意见，甚至会斥责那种认为可以拿现状作基础作出即便是临时安排的建议；如果中国人不自动撤走，印度就决心使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那种虚构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样的反应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实际上，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所作出的反应却恰恰如上所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中国在阿克赛钦攫取的领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样，在道义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鉴于尼赫鲁在议会里承认过，西段的边界还没有划定，阿克赛钦地区比麦克马洪线更加含糊不清，从而可以推断，尼赫鲁自己最初并没有采取上述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对印度公众激忿情绪的共鸣，他对自己认为是中国的背信弃义、以势压人的态度感到愤慨，也许还有戈帕尔报告的影响，促使他转到这种观点上来了。由于印度的论点（即印度主张的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是精心制造出来的，所以尼赫鲁象印度或国际上的许多人一样，就相信了这种观点，从而也必然认为中国留在阿克赛钦是一种明显的侵略行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绝默认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的任何安排。　　
　　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他甚至进一步提出：讨论边界线的确切走向（不同于一般边界谈判）也必须以中国单方面撤退为条件。尽管印度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周恩来仍建议举行高级会谈，这表明中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立场是何等顽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于一个公开拒绝谈判的地位。　　
　　印度会拒绝周恩来的两个建议，这本来早已成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绝接受沿着全部边界实行非军事化的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一项反建议。尼赫鲁在复信中，首先把东段、中段同西段区别开来；他说只要双方在东、中两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逻队（他说印度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关于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张，说印度已经通过定期派遣巡逻队对阿克赛钦实行管辖。他排除维持现状的协议，他说，“关于现状的事实本身就存在着争论。”接着他就提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