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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世界现代后期生活习俗史-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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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安”、“晚安”外,“您”和“你”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界限。在俄语中, 

 “您”一般用于称呼上级、长者和不相识的人,表示尊敬、客气和礼貌;而 

 “你”则用于称呼自家人、熟人、平辈和儿童,表示亲热、友好和不拘泥于 

礼节。俄罗斯人的姓名包括父名。男人的父名是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后缀“维 

奇”,女人的父名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后缀“芙娜”。俄罗斯人的习惯,名 

字加父名是对成年人的尊称;而彼此很熟悉的人则直呼对方的名字。在农村, 

老年人常用一个父名称呼对方,表示贴心和知己,十月革命期间老年人就称 

列宁为伊里奇。 

     宣传教育不仅限于大型活动,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日常用具, 

许多碟子、盘子、杯子上都印有革命标语和革命题材的装饰画。说起碟、碗、 

杯等日常用具,俄罗斯人的茶和茶炊是值得一提的,俄罗斯人自己认为,他 

们是世界上最爱喝茶的人,很久以前,喝茶就成为全民族的习俗。茶是在17 

世纪上半叶传入俄国的。当时,俄国大使奉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之命 

赠给蒙古汗100多只黑貂。蒙古汗以4普特 (6。5公斤)的茶叶回赠,大使 

觉得吃了亏,抱怨说,沙皇用100只珍贵的黑貂换来的只是一些干树叶子。 

汗听说之后,急忙派行家前往莫斯科,当场为沙皇煮茶。从此,这一饮料倍 

受沙皇及贵族们的喜爱。直至现代,俄罗斯人每天都离不开茶。与其说喝茶 

是为了解渴,不如说是为了充饥。喝茶时,一定要有糖块、点心、面包圈、 

蜂蜜及各种果酱,茶里还放有牛奶、鲜奶油和糖。俄罗斯人习惯用茶炊煮茶 

喝,所以他们的茶炊是极为精美的。俄罗斯人的茶炊长期以来都是手工制作 

的,工艺很复杂。现代工厂才大批生产。苏联图拉市的茶炊驰名全国。那里 

生产的茶炊是用银、铜、铁等各种金属原料和陶瓷制成的。能工巧匠们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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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炊的把手、支脚和龙头雕铸成金鱼、海豚、公鸡和狮子等动物形象。茶炊 

上刻着许多有趣的字样:“火旺茶炊开,茶香客人尝?”“茶炊香飘风引客, 

云杉树下有天堂。”如前所述,在文化改造时,这些字眼当然为革命语录所 

替代。 

     除此之外在人们心中,“红”与“白”则成为界定某人某物的好坏、是 

非、善恶的通用概念。“红”是起义的人民和革命的象征,“白”则专指旧 

的反动的东西。日常生活中,茶馆、杂志等都冠以“红色”字样,如“红色 

茶馆”, 《红色档案》 (杂志),《红色处女地》(杂志)等等,以示革命 

与先进。总之,生活中的一切都与新政权联结到一起。生活习俗已不再是自 

然形成的“约定俗成”,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与大众宣传同步,旧的生活习俗也受到了根本的改造。 

     在俄国,东正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除了传统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 

圣母领报节、谢肉节、复活节、圣三主节、圣母圣诞节以外,还有各个教堂 

建立这一天的教堂节日,人们都要极为隆重地庆贺一番;而且遇有诞辰、成 

年、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大事,照例也要举行繁杂的宗教仪式。宗教活动成 

了人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根除宗教意识对劳动群众的影响,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就颁布了 

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剥夺了教会的财产和法律地位,从而摧毁了宗 

教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1924年成立了无神论者协会,创办了《无神论者》 

等报刊,出版了许多宣传无神论的图书和小册子。无神论宣传活动的声势十 

分浩大。在这种情况下,1917—1927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十年里,教 

堂的数量就从8万座减少到了3万座。 

     1918年12月,人民委员会规定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5月1日国际劳动 

节,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为全民性节日,此目的也在于消除传统宗教节 

日的影响。 

     俄罗斯人为婴儿命名的习俗由来已久。以前这一仪式在教堂中由神甫主 

持进行。20年代初期,在某些地方,为婴儿命名的庆贺聚会,如“十月命名 

聚会”、“红星命名聚会”,取替了宗教洗礼。整个命名的仪式大致如下: 

     教父、教母改称“寄父”、“寄母”;仪式进行的地方称“婴儿宫”; 

婴儿的亲生父母也可以参加。婴儿不取教名。在仪式举行的那一天,父母抱 

着婴儿和寄父、寄母,祖父、祖母以及亲戚朋友一起到婴儿宫,父亲办理出 

生登记,母亲抱婴儿进入母婴室,由儿科医生和护士介绍育婴知识并免费赠 

送一本《婴儿保健手册》。准备工作就绪后,主持人笑容满面地打开礼堂大 

门,4位手捧鲜花的小女孩为先导,父亲抱着婴儿,母亲手持鲜花,其余人 

依次走入大厅。婴儿的父母坐在大厅中央的椅子上,寄父和寄母坐在他们的 

两侧,其他人分别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主持人宣布:“×年×月×日×× 

×家中诞生了一位男孩(或女孩),这不仅是他们家庭,也是我们国家的重 

大喜事。市苏维埃委托我×××和市苏维埃×××主持这位小公民的诞生和 

命名典礼,请接受我们的热烈祝贺。”接着,扩音器里传出庄严的国歌声, 

婴儿的父母和寄父、寄母起立走到铺着丝绒台布、摆着鲜花的小桌前,面对 

主持人和市苏维埃代表站立。主持人高声宣读婴儿的出生年月日和姓名,向 

婴儿及其父母表示美好的祝愿,请婴儿的父母和寄父、寄母在婴儿出生证上 

签名。从此,寄父、寄母便成为婴儿的法定监护人。最后,市苏维埃代表郑 

重地把一份纪念品放进婴儿的怀里,把一封贺信交给婴儿的父母。仪式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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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贺信是写给孩子的,由其父母暂时代为保管,直到孩子十八岁生日时 

才能启封宣读。信的内容多为预祝孩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用的人、有杰 

出成就的人。 

     与此同时,婚礼习俗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苏联各大城市设有“幸福宫”, 

专为新婚夫妇举行结婚典礼之用。主持人由“幸福宫”的工作人员担任,也 

有一名市苏维埃代表参加。婚礼前10—15分钟,新郎新娘由亲友陪同。分乘 

两辆披红挂彩的小轿车来到“幸福宫”。新娘身穿雪白的纱裙,头上戴着饰 

有白色花冠的轻纱,手捧一束鲜花;新郎身穿深色礼服,左边的衣襟上佩带 

着一朵鲜红或洁白的鲜花。当《婚礼进行曲》响起时,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 

新娘新郎、双方父母、证婚人、男女傧相、来宾们先后步入大厅,大厅的墙 

上挂着国旗、国徽和列宁像。大家就座后,主持人致贺辞,并向新人提出一 

些问题:“你们是自愿结合吗:”“你们是诚心诚意地组织新家庭吗?”“你 

们婚后,选择谁的姓?”得到肯定明确的答复后,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签 

字,证婚人也应邀签字,然后,主持人正式宣布男女双方结为终身伴侣。大 

厅里奏起《欢乐颂》,大家热烈鼓掌祝贺。这时主持人亲手端出事先准备好 

的一只精美的小盘,盘上放着一对刻有双方姓名的戒指,请一对新人相互给 

对方戴上。市苏维埃代表宣读贺信,将印有国徽的结婚证书授给他们。最后, 

他们走出大厅,来到“幸福宫”大门前宽阔的台阶上留影,全部婚礼到此结 

束。婚礼后,夫妇还会坐上彩车,来到无名烈士墓前静立默哀,献上一束鲜 

花,新娘的花束是白色的玫瑰花和百合花,新郎则是红、粉两色的玫瑰花和 

石竹花,以表示他们对烈士们的永远怀念与感谢。 

     此外,还出现了“红色丧礼”。但是,这些新的生活习俗实际上并未在 

普通老百姓的家中扎下根来。教堂的确人为地减少了,但几百年来流传下的 

宗教生活习俗是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农业 

国家中短期内消失;而且由于人为设计的命名礼、婚礼等,形式上过于拘谨 

与政治化,使得参加者显得呆板,不自然,失去了应有的气氛。这也决定了 

这些新生活习俗的短期性和局限性。 

     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1928年的年历上,革命的节日与宗教的节日赫然并 

存。革命的节日有:1月21日,列宁纪念日;1月9日,彼得堡工人“流血 

星期日”纪念日;3月12日,二月革命推翻专制政权纪念日;3月18日,巴 

黎公社纪念日;5月1日,国际劳动节;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宗教 

节日有:4月15—16日,复活节;5月2O日,耶稣升天日;6月4日,圣灵 

降天节;8月6日,变容节;8月15日,圣母升天节;12月25—26日,圣 

诞节。1928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宗教节假日的数量仍然 

超过了革命节日,可见宗教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之深。同时说明,社会习俗 

有它的相对稳定性,仅仅以法律手段将原有的习俗人为地废除,是不可能达 

到预期的目的的。而只有以一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形式同步跟上,旧习俗 

才可能较快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新的生活习俗才可能较快建立并普 

及。如果一味地批判和废除,只能适得其反。热火朝天的革命过后,一些传 

统的宗教仪式又极为自然地恢复起来。20年代中期,作为国家首都的莫斯科 

市约有一半居民为新生的婴儿洗礼;几乎2/3的居民出殡时,1/10的居民结 

婚时,均举行宗教仪式。其它地方的宗教仪式保留得更多。例如在萨马拉省, 

逢婚丧大事,不举行宗教仪式的仅为0。01%。 

     革命也使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政府首先废止旧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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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婚姻法”,仅承认不经宗教仪式的俗世婚姻为合法,而且男女双方 

均有提出离婚的权利。父母不得包办子女的婚姻,婚后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具 

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妇女不再依附于男子。但旧的传统习俗还十分顽固。妻 

子依旧惧怕丈夫,“毒打妻子的丈夫不需世俗法庭审判,只能由上帝的法庭 

审判”;“母鸡不是禽,妇女不是人”。这些极为落后的俄罗斯古训,深深 

地束缚着广大的劳动妇女。在农村,女子们最大的祈望就是自己的丈夫能够 

温柔善良,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不遭受毒打,而是丈夫在打妻子时,丈夫自 

己也流泪。由此可见丈夫打妻子在苏联不仅是个普遍现象,而且人们也不自 

觉地接受了。可以想象,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妇女参加工作不仅是受到家 

庭成员的非难,简直是十恶不赦的罪过。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以 

及新的思想和观念的普及,家庭生活与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 

系。许多家庭中那些愚昧、落后的东西日益为积极、进步的新习俗所替代。 

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比率由1928年占工人和职员的24%,提高到1940年的 

39%,妇女经济上的自立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在家庭中 

的地位。 

     苏联生活习俗中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酗酒问题。以酒贺喜,借酒消愁, 

是俄国人的传统习惯,实际上这是下层劳动群众对生活的绝望、得过且过的 

一种心理状态的体现。巴枯宁曾有这样一段话:“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 

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 

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 

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 

次更加陶醉。”久而久之,酗酒成了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许多人甚至不惜 

让全家人挨饿,卖掉家里能卖的一切,来满足自己对酒的渴望。苏维埃政权 

建立之后,这一习俗一如既往。一些嗜酒如命的酒徒,常在酗酒之后,或殴 

打妻儿,或外出滋事,或耽误工作,造出诸多的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恶习,1928年,苏联成立了全俄反酗酒协会,建立了对酒 

类产品的买卖进行监督的机构,出版了反酗酒的读物,举办了“以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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