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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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把握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军队质量建设的步伐，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次精简整编，从1997年开始，当年即完成了第一期的精简整编任务，第二期整编，即大规模精简整编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从1998年开始，至1999年底，裁减员额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也已基本结束。
压缩规模，完成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通过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裁减编制员额50万。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目前，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250万以内。
精简机构，精干军以上领导机关。军以上机关通过调整职能，撤并部门，减少了内设机构和人员。总部和军区、军兵种机关撤并了部分业务部门，业务部门下属的局（处）和编制员额均减少了20％左右。调整后，全军军以上机关共减少1500余个机关部门，机关人员精简20％。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趋向精干、灵敏、高效。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的2900余个生产管理机构和地区性企业管理机构全部撤销或移交地方。
调整编组，优化部队编成结构。陆军野战部队撤销部分集团军军部和师、团，部队编成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部队，通过淘汰落后装备、调整编组，撤并了一些建制单位。调整后，陆军野战部队在加强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方面取得进展；军兵种技术含量较高部队的比例有所提高，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改革体制，进一步理顺关系。成立总装备部，调整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实现了全军主要武器装备的集中统管，加强了武器装备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全系统、全寿命管理。调整后勤保障体制，建立了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统供保障与专供保障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使后勤保障向三军一体、集约化保障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改革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减少院校数量，扩大单所院校办学规模，提高军官培训层次和调学比例。军队院校开始走上规模化办校、现代化教学、正规化管理、社会化保障的新路子。
经过此次精简整编，减少数量，优化了结构。使步兵进一步精干，技术军兵种继续加强，编制体制更加科学合理，现代化水平更加提高，在“精兵、合成、高效”上迈出了新的步伐，更能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军队的质量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陆军的装甲兵、炮兵等兵种已占70％；海军建立了5大兵种，作战舰艇增加；空军航空兵从单一机种发展为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加油机等多机种，具备了现代空战能力；第二炮兵已形成核常兼备、远中近配套的双重打击能力和威慑力。在三军战斗力构成中，高技术军兵种已成为主战力量。把一支更加精良的人民解放军引入21世纪，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3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250万人的基础上，再次精简整编，这次减少员额20万人，预计2005年完成。
四、精兵之路秘诀
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兵之路走了一条大弯路，两头搞得比较好，中间膨胀。如何才能解决越减越多的怪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9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已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丰富经验与规律。其主要有：
第一，确定适度的军队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进行战争的工具，国家的安全环境需要军队来保障。军队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军队的组织体制的建立与战斗力的强弱。军队的规模主要指军队的总人数、总体结构、组织编成和武器装备的数量等。国家军事战略的需要和所担负的任务是确定军队规模的基本依据。军队建设必须确定合理适当的目标和规模。“兵多民不胜养，兵少则不足卫。”彭德怀在1953年12月指出：“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总数也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既不宜定得太小，以免减弱我国的防御力量；也不宜定得太大，以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因此，合理适度地确定军队的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需要建设一个积极防御型的军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具有现代条件下善守能攻、卫国戍边的作战能力，能制止敌人“蚕食”中国领土和侵犯领海、领空的能力，能打赢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以及必要时收复被外国侵占的领土（领海）的能力，并保障社会稳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是确定军队规模的重要依据。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是一个幅员广大、以大陆为主且海域辽阔的国家。在边界问题、领海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领域，与有的国家存在争议。为了防御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完整，保障安全环境，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建立起一支与之相适应的、适当规模的军队。
第二，正确认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军队的规模与质量所决定的。军队建设取决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数量的增加可以弥补质量的差距。但是，当质量的差距难以用数量的增加来缩小时，则必须减少数量，强化质量。否则，在经济建设水平还不高，军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数量越大，越影响质量的提高。
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及其发展，是确定军队数量的重要内容。军队主要是由人和武器所组成的武装集团。武器装备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确定军队规模大小的重要内容。武器装备先进、质量高，战斗力强，军队的数量少一点、规模小一些，同样也能完成所担负的职能任务。否则，军队数量多，规模大，也可能难以适应需要。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促使军队的规模缩小，以往惟数量代替质量，以规模谋取功能的做法，已不适宜。世界各国军队都在发展装备，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质量差、数量多、规模大已不能够构成威慑。现代化战争的实践证明，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数量虽不多，却有强大的战斗力。早在1957年，彭德怀就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方针：“裁减数量，加强质量。”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数量裁减到237万人，武器装备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个方针后来未坚持下来。军队数量扩大，影响了质量建设。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曾指出：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深刻地说明了武器装备与军队规模的关系。80年代裁军百万，减少了数量，发展了武器装备，提高了质量。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江泽民指出：“现在，我军规模仍然偏大，‘肿’、‘散’的问题仍然存在，国防费的开支中生活费占的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此，他提出再精减军队员额50万，再次说明了缩小规模，发展武器装备对加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武器装备的发展将是制约中国人民解放军数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时，必须同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相称。
第三，正确处理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和平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保持一支战时所需要的庞大常备军。和平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经济，军队的任务是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创造有利的形势，支撑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地位，为减少军费的负担，国家应将军队规模压缩到尽可能小的限度。和平时期应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邓小平根据世界军事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人民解放军的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明确地表述了必须建设高质量的精兵的思想，指出了新时期军事改革所要遵循的根本途径。要做到精干高效这一点，既能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改善武器装备，又可提高效能，增强战斗力。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需要有一支高质量的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数量已经代替不了质量，在军费有限的条件下，军队的数量过多，势必直接影响质量的提高。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这是人民解放军50年代和80年代后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因此，今后一定要坚持这一重要原则。
为了减轻国家对军费的负担，世界上许多国家平时都只保持一支规模较小、质量较高的军队。但是，为了战时的需要，也都保持一支精干的、应变能力较强的基干军队，并建立完善的后备力量动员体制，以适应局部战争、突发事件和战时扩编的需要。平时与战时，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军队所担负的任务不同，军队规模的差别也必然很大。实践表明，平时军队的规模同战时的需要总是有一定的差距，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随着未来高技术战争突然性的增大，这个特点愈加突出。从世界一些国家武装力量建设的情况看，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并强化快速动员机制，是解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基本办法。只能在保持一支精干常备军的同时，以寓兵于民的办法，保持相当数量的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后备兵员，以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问题。军队建设的规模应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
第四，科学判断战略形势，及时做出精兵之策。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将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中心错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对形势估计不足，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必将危及国家安全。5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实力的消长和现实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正确认识和判断。多次明确指出，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但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必须抓住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加速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同时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最根本的准备，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人又担心不久将发生新的战争。毛泽东经过冷静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一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精简整编提供了重要依据。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在指出战争威胁仍然存在的同时，又指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彭德怀在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时机，紧缩军政费用的开支，加速经济建设以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我们就可能犯丧失时机的错误。”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坚决地连续四次大量缩减军队员额，由600多万人减到300多万人，是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分不开的。
后来，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世界战争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认为已经迫在眉睫，军队员额又达到600多万人，这不仅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国防和军队的根本建设。
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透彻分析，依据战争运动规律和相关因素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世界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考察，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新判断。早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做出了大仗在近期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1975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压缩解放军的定额，准备精简全军总人数的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