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一期-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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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了解现代文史的读者，不读这书中的注释，实在是一大遗憾。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5年二版）
看先生骂人
？ 陈 村
书屋品茗
家里的地方小，原来想等光盘版的《鲁迅全集》出来，小小一片就一网打尽了。后来听说此事黄了，只好买了十六卷纸印的，放在书橱很壮观。家里原有先生的单行本，“文革”时出版，一册两三毛钱。过一段时间，我会拿出一本翻一翻，就像在听老朋友谈话。这样说有点“我和鲁迅是相通的”之嫌，但我确实爱读他的书。我读了许多人的著作，到头来还是最要读他，说一声像听老朋友谈话不算过分。
我还买了鲁迅《两地书》的手稿影印本，鲁迅年谱，买了一本《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对照着看，很好。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从此不骂了。所有读过鲁迅骂人文章的人，应该看一看别人骂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的火气比较大，一语不合就骂开了。这当然表明文坛的自由和民主，人人都可说话。但是人人都要说，不免有了麻烦。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在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攻击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那些话就是今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中的苏修间谍，岂不是要人的命吗？）随手一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先说老，然后顺理成章地就糊涂得可观或固执了，成了堂鲁迅了。在他们幸灾乐祸地说鲁迅垂垂老矣时，分明有一种快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真是他妈的！
虽说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而且不关我的事，读了还是非常生气。从法律上讲，从人权讲，人人当然都可以说话。但是从文化而言，绝不是人人有资格发言。我能对相对论说三道四吗？有人要我写文章谈谈周易，我说不行，我没读过，翻了读不懂，他要我随便谈谈，《易经》岂是可以随便谈谈的东西，在相对论和周易面前，我是不配谈的。同样，在鲁迅的面前，有些人是不配说话的。不要以为侥幸和他同处一个时代，就有权吆五喝六了。看年谱，鲁迅的精力多半被此牵扯了，直到去世，还在苦斗。苍蝇飞来飞去的，人将它拍死，你当然可以说拍得好，拍的姿势很优美，是战斗的身影。但是，除了拍苍蝇，人就没有更好的事情做一做吗？讨厌之处在于，苍蝇不拍不行。你不拍死它，你就别想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它去了又来，比蚊子还讨厌。蚊子是要吃血，让它吃饱了，就一边歇着去了，而苍蝇是娱乐，它似乎并不吃你的什么，而死了心要和你玩玩，还敢神风突击队一样朝你的嘴巴飞来。那么，就只好打苍蝇了。悲剧在于，苍蝇是拍不完的。我有句话：太阳和月亮是永恒的，苍蝇和蚊子也是永恒的。至于那些似乎受了冤枉的，我偏颇地觉得没道理可讲。当苍蝇绕着鲁迅飞舞的时候，即便你是美丽的蝴蝶，也不该凑什么热闹。你到他的头上采蜜，被拍一巴掌也是活该。
鲁迅对年轻人，常常有着超人的耐心。这为他赢得了萧红萧军等人的友谊，也为他招来痛心疾首的磨折。你看他到了大学，给学生讲演。有人不爱听尽可以不听的，不以为能听到鲁迅的讲演是幸运尽可以不幸运的。但是，听完了，说他是“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哼了不满三十分钟的雅调。”说自己听罢“充满着烦恼，失望，沮丧……”假如对牛弹琴，牛也不至于如此的。牛只是吃自己的草，并不沮它的丧。我的结论是他们根本不配听。别以为一成了青年一成了读者就有非常的权利，不配的事情还是不配。我自然不是鲁迅，没他的人品学问，也没他的雅量。从前也到大学去说一说，自以为有益于人，后来就不去了。我去大学，他们问我什么名人逸事，什么财经小说，什么恋爱的手段发财的窍门，这些我都是不懂的。我懂的他们没兴趣。他们不读文学却要见见作家，岂不是很没道理。他们要我恭维他们几句，我实在无从恭维起。难道一个人的年轻也是可以恭维的吗？难道一个人仅仅因为进了大学就比别人更值得恭维？所以我不去了，敬而远之。我省下时间自己看书下棋岂不更好？我用时间写文章挣钱岂不更好？当然，我想得没出息，所以没法自以为著名文豪的。即便以不当文豪做代价，我也不肯再去和他们玩了。
我读鲁迅，深感先生真是格外的伟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先生没有。他嬉笑怒骂，他诚恳真挚。他并不总是披着铠甲，另有赤子之心。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一个人骂人还是容易学的，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是鲁迅区别于其他骂人者的最大的方面。
《经史》及其他
？ 朱新华书屋品茗建国初期的陈寅恪诗中有《经史》一绝。诗云：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陈寅恪诗集》65页）这首诗相当集中地表达了陈寅恪当时的感受，“溪刻阴森惨不舒”一句尤其令人生惊心骇目之感，周一良先生认为，“陈先生晚年诗篇中所出现的、所感受的客观环境与自己主观心态”，这七个字足以“概括无遗”（《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读书》1993年第9期）。如此说来，这首诗的作意格外值得关注。此一问题，蒋天枢曾经作过一番推测：昔年先生语枢：在德（国）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此殆后来《经史》诗之所由作欤？（《陈寅恪先生传》，收入《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读《资本论》事，又见石泉《追忆先师寅恪先生》，中山大学出版社《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2页）只是陈寅恪留德时当一九一○、一九一一年，离此诗之作已四十载，倘无具体的触媒，很难成为作诗的原由。看来，要找到触发写作欲望的因素，先得明确诗的写作时间。不巧的是，《陈寅恪诗集》的编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碰到了困难，没给标注写作年代，只是把它安排在一九四九年所作与一九五○年所作之间。周一良先生认为，作于一九五○年的可能性要大些（同前）。根据这两年发生在陈寅恪身边的事，我完全赞同周先生的推断，并且想进一步把此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一九五○年暑假期间或稍后。当时陈寅恪所待的岭南大学两年后才被易名为中山大学。据李稚甫先生回忆：一九五○年暑假，省文教厅集中广州市各高校教师，在岭南大学举办暑期讲习会，为期一月，由杜老（杜国庠，时任省文教厅厅长）亲自掌握，我被指定为学习小组组长。讲习会的目的，在于帮助教师们初步学习马列主义，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酝酿进行院系调整。（《蔼然长者 学术宗师——回忆在杜国庠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据李稚甫先生惠赠复印件）讲习会的举办可能跟此前一系列重要会议有关。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著名讲话，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选》第五卷23页）几乎同时（6月1日至9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对此当也有所布置。这个讲习会陈寅恪是否参加，不得而知，但至少会耳闻有关种种。我以为，这就是《经史》的产生背景。
背景既明，内容便昭然可解。首二句，陈寅恪以问答的形式写对“经史”的感受。这“经史”绝不可能取其传统意义，因为此一意义的经史乃是寄托着他几乎全部感情的“圣籍”（语见1964年赠蒋天枢诗），决无加上“虚腐”、“溪刻阴森”一类评语之理。我以为它指的就是讲习会上所学的理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陈寅恪的角度看，显得严酷可怕。联系他以往对俄国式共产主义的恐惧（参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一九四八年部分，三联书店版）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告，陈寅恪“溪刻阴森”这样的过激之语是可以理解的。诗的第三句，是写当时参加学习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鲁论开卷语”，无疑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家竟相表示，学习马列主义，“不亦说乎”。末句“说瓜千古笑秦儒”用秦始皇坑儒之典：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古文奇字》，此说不见于《史记》）冬天不结瓜，本是人人皆知的常理，秦儒们一见到瓜，不去分析硎谷的特殊地理条件便纷纷改口，结果仍不免一死而为后人所笑。现在许多读书人一下子背弃昔日所学，套用《阿房宫赋》里的话来说，后人笑之（秦儒）而不鉴之，势将使后人复笑后人。从日后的反右运动和“文革”看，陈寅恪的预言是不幸而言中了。由此可见，《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跟他一贯主张的为人应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汪笔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出北上任职的两项先决条件，第一条不就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吗？
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的，其实还大有人在。这种学习后来有愈演愈烈无休止之势，弄得许多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深以为苦。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二十七日，顾颉刚作了题为《我在两年中的思想转变》的大会发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在二十九日的茶话会上作了讲话《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提及顾颉刚的苦闷，见《周恩来选集》下卷298页）。实际上，这不是周恩来关注这个问题的开始。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他谈到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第一点便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因此，“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周恩来选集》下卷171页）。这也许是“六分之五工作日”这个提法的最初出处。遗憾的是，虽说要求是以中央的名义提出的，虽说报告在一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但保证六分之五工作日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然没有被“坚决贯彻实现”，而且事实上更多的工作时间被剥夺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不得不重提这个要求：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卷二51页。同样的意思又见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加上“必须”、加上“至少”，这就完全回到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的提法上去。不同的是，这一回，同样的要求被真正贯彻实现了。
对政治学习的迷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谁也无法否认，政治宣传和学习在武装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这种过去非常有效的办法在进入城市面对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