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一期-第1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政治学习的迷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谁也无法否认，政治宣传和学习在武装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这种过去非常有效的办法在进入城市面对知识分子的时候却碰到了麻烦。叶圣陶《北游日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条载：初晤赵俪生，渠在华北大学作研究工作，近将回开封中原大学。承告北平解放之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感困难。余与铎兄（郑振铎）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前此数日，叔老（陈叔通）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江苏教育出版社版《叶圣陶集》第22卷42页）这是极好的意见。可惜多半只是见诸几位民主人士私下的闲谈，未能上达天听。历史已经注定，最需要知识分子为之献出聪明才智的新中国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多少知识分子也将为白白荒废了宝贵时光、为自己未能尽展才华而抱憾终身。当年的政治学习，其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的领导。读有关回忆录，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大学里并没有人有组织、强制性地向师生灌输马列主义，但是照样产生了大批共产党的支持者拥护者乃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主要应归功于两党所作所为构成的鲜明对比这种无声的教育。在取得政权之后，只要真正改善国计民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新政权竭忠尽智。适当的学习当然无可非议，滥用时间、死板的学习方法却只能招致反感和不满（参看叶圣陶《北游日记》1950年8月17日条）。逆反心理一经产生，学习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
云在青天水在瓶——读《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
？ 尔 建
书屋品茗
这是一本正在阅读中的著作，照理说，对一本尚未读完的书，是不应该勉之为说的，为了书，也为了自己。但如果并非“勉之”，而是激于一种冲动，那么又何必拘泥形迹、禁锢本心，而不让它行于所当行又止于所当止呢。
这本书的作者，我是认识的，尽管一年下来；见不着几次面；但接触之中，却明显感到他身上那种沉静的士子气，其时我并不知道他在撰著此书，因此对他的那份气质微以为怪，他本不是正宗的江南人呀。尽管他自己说秦邮古地划属江南，也许我是固执地缘因素而他却着眼于文化传统。后来得到此书，通过闲聊又知晓了他下一步的研究打算，方才于心了然。实在是他的研究取向和阅读经历给了他的性情以极大的濡染，不断地浸润于江南儒林著作之流，那南方的士子之气透过纸面在他身上慢慢地洇化开来。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面对本世纪江苏五代文人，费振钟所以以江南士风的视角作切入，这未尝不是源于本身气质的自然选择。那么，是以书观人，还是以人观书？折衷的说法，恐是两者互为投射吧。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江苏文学，上自曾朴、徐枕亚，中经叶圣陶、朱自清，又及汪曾祺，过渡以陆文夫和高晓声，直迄与我们同时的叶兆言与苏童，头尾遥距五代，可谓长矣，用一根什么线将其贯穿，将直接决定着这本书的分量与成色。当我得知费振钟在做这个选题但并不知晓他是如何做时，这百年间的江苏文学大况在我脑里是一片茫然。所以拿到书时一眼瞧见“江南士风”，仿佛豁然开朗，未曾展卷，已自胸中清晰起来。私认为，没有比它更合适的角度来把握这一世纪的江苏文学了。当然，江南士风与其说是贯穿这百年文学的一根线，毋宁说它是一个最合适的背景，这个背景给我提供了一个审视的维度，但它在楔入二十世纪江苏作家的创作时，还需要具体的中介，因此，在对“江南士风”作了通盘的历史性的描述——这其实是对江南文人文化进行一次审美意义上的面面观，之后，随即由面而点，笔锋直落“智性”。由它作为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的接轨点，从而以士风为背景、智性作贯穿，由此串起先后五代江苏作家的连理，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挑得很准的关键词。”江南文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或者作为一种‘雅’文化，其质点显然就在于它的‘智性’特征。”这是对江南士人文化个中三昧的体悟。智者乐水，是江南多水的地理形胜造就了士子们那流美般的智慧，从而与北方那“以山体仁”的文明形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费振钟认准了这个反差，紧紧扣住“智性”去探索江苏作家的文人心象，并且把他们纷繁各异的作品作为其智性的表现形态，因而无论书中论述的是作家还是作品，无不围绕“智性”而展开。就像毛泽东指陈《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之纲，我不妨借用这个句式，说该书第一部份中的“智性的引导”也是全书之纲，而且“智性”一词，直接就是全书的“书眼”。
这本身就是一次“智性写作”。费振钟本人就是智性中人，他自有一种沉静的智性美，其表现是不急不躁、要言不烦，我很欣赏这种气度。所以我也很能理解他为何以“智性”作为打开全书的锁匙。这眼光看得真准，不仅那平淡如水的汪曾祺是智性的，具有名士风范的陆文夫、高晓声二位是智性的（甚至是狡黠的智性），甚而在智性的苏童、叶兆言之后，也就是书中来不及论及的九十年代以后新问世的江苏作家群如韩东、鲁羊、毕飞宇、朱文等，在其差异特征之上的趋同点，依然是智性的。可见这个词的涵括力。上自世纪头，下迄世纪尾，历代作家俱如此，共饮智性水。所谓焦点找准之后，书就写成了一半，是之谓也。那另一半的智性特色则体现在成书的写作方式上。把世纪文学与地域特色结合起来，乃是文学史的一种新写法，即空间文学史的写法。当然这是一个特色空间，它就不一定按照史的顺序机械展开，而主要是服从论的需要。江南士风乃江南人文最显著的标志，故以此为坐标，就人文而先人后文，将全书分为士风的人本和文本两大板块来论述，从而使全书的整体结构空间化，这种史书逆史的写法正好表征了作者写作的智性自由。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放开来，漫无拘束，收起来，随物赋形，此乃写作之道。费振钟于此道谓有心得，至少从全书的纲目安排可以窥此一斑，目欲尽张而纲敛有秩。
现在，我的阅读正进驻在“闲适：第三种写作经验”这一章，这是汪曾祺的专章，江苏五代作家都是合章，惟汪氏例外。的确，无论江南士风还是文人智性，无不在汪老身上得到卓绝的体现，相形之下，这是书中其他几代作家有所不及的。于是从叶兆言、苏童们的“世纪末的感伤情怀”和陆文夫、高晓声为现实而设的“处世心机”，穿过这历史与现实构筑成的漫长的隧道，一下子面临那“两岸杨柳堆烟，荷叶凝碧，苇絮飞雪”的审美境界，真是眼睛为之一亮；心境为之顿阔。这一章是该书读下来最令我满意的部份，尤其是“写在水上的‘中和’精神”，挺符合我的阅读期待。试想写江南士风不写汪曾祺可乎？写汪曾祺而不写水可乎？写水而不突出其“自然智性”可乎？答曰不可。水是有关人类文明最经典的意象，同时也是汪氏作品中频频出现的优美形象。没有水就没有汪曾祺，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汪曾祺。因此把握汪氏其人其作，断不可无水。然而有了水又如何界定汪曾祺？在这里，我可能与作者产生了一点异议。作者是借水点出了汪氏其人的“中和”精神，我好像不是这个感觉。就江南之作品自身本质而言，我以为是“自然流美”，而非中和，而本节作者摘引的汪氏文学无不透出自然的气质却偏偏没有中和的味道。和“闲适”这个审美范畴作应对的，恐怕也是“自然”比“中和”更合适。用“中和”作“闲适”的底子，非使后者有点伦理化了。而“自然”恰是水之智性最完好的体现。汪氏发配塞北，不是悲痛欲绝，也非愁肠百转，而是晨起掐花，对之作画，何其闲适也，然探其行迹之后，不正是似水自然的智慧风骨吗。尤其书中评析的“一庭春雨，满架秋风”八个字，颇有种司空图的韵味，若按之以题，也非“自然”二字莫属。只有“自然”其里，才能“闲适”其外。对比之下，“中和”二字则有点累人，两头都要顾及，又怎能闲适起来。以上是陋见，说出来，算是凑趣。
开头已经说过，这是一本我正在阅读中的书，以上所写便是读到之处，未读的，当然不好预支。但从书前目录看，下面的篇幅将围绕“女性与作品构成”而展开，好诱人！这是从江苏作家的人本进入文本了。除了符合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以外，不能不说费振钟在这里又抓住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女儿家是水做的骨肉，刚刚读完了江南丽水，马上又要去接触这水做骨肉的女儿家，衔接的好紧。凭着读过来的感觉，下面一准会有许多漂亮的表述，只是不知它将如何展开。这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份期待，但在作者“智性的引导”下，我相信自己又将渐入佳境了。
可恨的暴力 可耻的色情
？ 周兆燎书屋品茗赚了稿费就要买书，今天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的“读译文丛”一套五本都买齐了。五本书的作者均为著述多多的知名作家或学者，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董鼎山先生的《纽约文化扫描》。
董先生在这个集子里编入了二十几篇关于“性与文学”的小品。照他看来，性在文学作品中是尤其回避不了的问题。食而必色，谁叫我们是饮食男女！什么“做得说不得”，董先生偏不信邪，不但说了，并且为性文学大鸣不平。董先生发现，古今中外，即便像美国这样“自由民主”的国家，面对同样危害社会安定的色情和暴力也不免采用双重标准，即眉毛胡子一把抓，大力压制性描写（哪怕在艺术上完全是合理的、必要的）而往往迁就，乃至纵容宣扬暴力行为。董先生讲述了美国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安德鲁·葛里莱的一段愤愤不平。原来该神父还是一位业余坚持写作的雅士，多年来出版了包括《九月的天使》《升入地狱》《处女与殉道者》《汝弟的发妻》等一系列“不正经的”畅销小说，他因而成为绝无仅有的神父大富翁。一向乐善好施的他有一次表示愿意捐助一百万美元作为他所在的芝加哥教区的穷苦教民的教育基金，谁知教区的主教嗤之以鼻，硬是不领情，理由是这个早应逐出教门的家伙所获取的一笔又一笔版税统统是脏钱，葛里莱神父对此只是摇头苦笑，自然不便强人所难；令人困惑的是主教一转身却笑眯眯收下黑手党大亨的巨款，葛里莱神父生气了，不禁问道：难道横行霸道，杀人如麻的黑手党弄来的钱就干净？
董先生抖出此事意在表明天主教当局的“假道学”。可惜他没有顺藤摸瓜，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历代中外卫道士不谋而合，一口咬定色情比暴力更不利于世道人心？以我才疏学浅，当然也找不到答案，但我觉得前面提到的那位主教倒是虔诚得很，并非虚伪矫情，或许他确实认为暴力虽然“可恨”，却不似色情“可耻”，而可耻是一个比可恨更全面更彻底的否定。你想想看，一个好色之徒，嬉皮笑脸，丑态百出，简直禽兽不如，要是人人如此，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前车可鉴，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淫逸成风的结果。联想到“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复杂，犯“男女作风”错误的人竟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臭，更被人瞧不起。男女私通，那是怎样的罪孽，一经查实，将来如何平反？听听，“我什么都干，就是不嫖！”这是中国当今相当一部分大腹便便的阔佬洋洋得意的表白。他们真是这样么？依我看多半不是这样，甚至恰恰相反。所谓“做得说不得”，乃是因为人们在寻欢作乐时总不能摆脱某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正是文明和宗教附加给人类的精神压力，而人类知羞不知足又大大加剧了灵与肉的冲突，于是作为补偿，地下色情读物泛滥成灾（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最为典型）。“雪夜闭门读禁书”，难怪古今中外禁毁书差不多全是淫书。
（《纽约文化扫描》，董鼎山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永恒的妞妞
？ 萧笃宋
书屋品茗
妞妞是个昙花一现般的小生命，她刚出生不久就被无情地宣告患有不治之症。她只活了一岁半，花蕾尚未绽放就已凋谢，朝霞刚刚闪现就被阴霾吞没。可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