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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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共同的性质关系；
⑥相反关系；
⑦自然的或其他因果关系。
这些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完全决定于我们所比较的各观
①
念，一类是可以不经过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 于是，在这些因果关系中，
依罗素所见，便又有了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但要害不在这里。要害在于，
休谟的因果关系，尽管出于经验，却又决定于印象和观念；因此，它是或然
的，而不是必然的。罗素就此写道：“我们如果认真对待休谟的意见，必须
这样讲：尽管在过去望见苹果一向和预料某种滋味相连，没有理由说要继续
这样相连。也许下次我看见苹果我会预料它吃起来像牛肉味道。”②
罗素的批评，虽然颇能引人发笑。但休谟的哲学，却远比这批评赋意深
刻。休谟并非一概否定必然性，他只是更强调或然性的作用。他也曾说过：
“有些原因可以完全一律地、经常地产生出某一种特殊的结果……火是一向
能烧人的，水是一向能淹死人的。至于冲击和引力之能产生运动，也是公认
③
的普遍法则，从来没有例外。”然而，水能淹死人，水却不总是淹死人；火
能烧死人，但也能使人温暖。人们吃过苹果，苹果是甜的或酸甜的，于是，
再一看见苹果就联想到了甜的或酸甜的味道。那也不尽然。牛顿爵士一定吃
过不少苹果的了，但他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时，就没产生什么甜的酸甜的
感觉，他在想，这东西为什么向地面下落而不向天上飞去？又譬如豆腐的味
道鲜美可口，吃惯了鲜豆腐的人，很难想象它的滋味是臭的，然而，中国毕
竟有了臭豆腐。臭豆腐有知，会支持休谟，批评罗素，豆腐既然可以变臭，
苹果又何妨出现牛肉味道。
休谟说：“一切概然推理都不过是一种感觉。不但在诗歌和音乐中，就
是在哲学中，我们也得遵循我们的爱好和情趣。当我相信任何原则时，那只
是以较强力量刺激我的一个观念。当我舍弃一套论证而接受另外一套时，我
只不过是由于我感觉到后者的优势影响而作出决定罢了。对象之间并没有可
以发现的联系；我们之所以能根据一个对象的出现推断另一个对象的存在，
并不是凭着其他的原则，而只是凭着作用于想象上的习惯。”①
原则还是要的，自由想象也有必要。
休谟哲学的因果论思想，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产生莫大影响。公
道地讲，休谟哲学的立论基础并不科学，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个思路，
它也有独自存在于哲学史林的理由。现代科学表明，人类的科学研究，既可
以将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可以将一个具体的专业作为自己的
研究对象，还可以将一个专门的命题或事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此即所谓
宏观研究、中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比如，你可以专门研究哥达巴赫猜想，
也可以专门研究老鼠。实在，哥达巴赫猜想的最终证明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
间，而人类对老鼠的奥秘同样知之甚少，否则，为什么不在明天早晨就宣布
① 休谟： 《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85 页。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204 页。
③ 转引自《休谟思想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版，第219 页。
① 休谟： 《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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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巴赫猜想的最终证明，也不能哪怕在任何一个城市把所有的老鼠一网打
尽呢？
休谟如果把他的哲学研究只限定在对知觉的研究这个范围内，则他的研
究就有了更为坚实的立论基础。现在看来，休谟的研究对象比之他那个时代
的许多哲学人物，其范围是小了许多——他不管研究主体——人，也不管研
究客体——物、世界。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可知的。但和现代科学的分科相比，
他研究对象的范围也许又大了一点。他或者可以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更小的范
围，如只研究信息符号——语言，或者只研究人的印象与观念。但这些“如
果”，只不过是后人的好心想象罢了。大体说来，休谟的研究打破了17世纪
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他确实是比他的同侪与后人——德国古典哲学的各位
经典作家更为超前的人物。他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能给予历史性的解释，
依然会对理解20世纪的哲学流派和文学艺术乃至科技理论产生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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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休谟的宗教观念
如果说，休谟的政治理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但他的宗教
理论，却是一种很有特色的理论。休谟的宗教观念主要表现在两个基础方面。
一个方面，他主张宗教宽容，对基督教的一神论传统大为不满。他认为，
宗教乃是人的生活、情感和需要。一切宗教，都毫无例外地应处于平等的地
位；它们之间其实没有本质方面的不同。他不认为基督教比罗马教、希腊教
乃至其他任何一种宗教高明或者神圣。他甚至认为基督教的一神至上论远比
罗马、希腊时代的泛神论有害。因为一神论最容易窒息自由，毁坏道德。他
说：“道德、知识、爱好自由，这些品德招来了宗教审判官的致命的惩罚；
①
当这些品德被排斥之后，社会便陷入了最可耻的无知、腐败和桎梏。”他的
这些思想无疑是与他的时代发展相同步的。
休谟宗教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以独特的哲学方式，在理论上
逻辑上否定了宗教的权威，动摇了传统宗教的根基。他既然认定“一切观念
都来自感觉”，出于经验，感知经验之外，一切皆不可知，上帝自然也是超
出于感知和经验之外的，于是，上帝也是不可知的。上帝既不可知，对上帝
的崇拜就是迷信。休谟的著作中，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虽然不曾以上述明确的
语言予以表述，但那思想甚至比这种表述还来得更其深刻和有力。
休谟的逻辑是，上帝如果存在，就必须合乎他的哲学，否则，就是不存
在——没法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在休谟的时代，欧洲就在流行所谓的宇宙设计论，即以类比的方式，证
明上帝的存在。而休谟以他独特的方法，证明了凡一切不可能知觉的内容都
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逻辑的力量，从而给宇宙设计论以致命的打击。虽然这
种论证方法也许并非最为科学的，但在彼时彼地，却是最为犀利的。唯其如
此，他的这个观点，才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热烈欢迎，也给德国大思想家
康德以深刻的启示。照康德本人的说法，正是休谟的理论，使他“从独断的
迷梦中惊醒”。
能惊醒康德夫子的思想，必然有它的不凡之处。而论其历史前瞻性，休
谟确实是超前的。康德夫子依然是17世纪以来理性主义传统的综合者，休谟
却是理性主义的掘墓人。在这一点上，或说主要在这一点上，他比之休谟反
而低了一个层次。
据说，休谟的母亲在谈到自己的儿子时，有这样几句评价：
“我们的大卫是一个平静的、好脾气的火山口，但他却有颗非同寻常的
清醒的头脑。”①
的确，休谟是一个处事平和睿智又带些平庸琐屑的英国绅士，但同时他
又是一位具有很强思辨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哲学巨人。
① 转引自《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译本序，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第4 页。
① 艾耶尔：《休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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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国启蒙的运动
启蒙运动并非法国的专利，但它在法国也唯有在法国，才具有那样轰轰
烈烈、惊天动地的大表现。
法国启蒙运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最主要的原因，是此时的法国已
经集各种矛盾于一身，而且新文化力量业已积蓄到了可以左右社会舆论与文
化走向的程度，这两条是缺一不可的。在前者，是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博大精
深而又雄伟壮丽的舞台；在后者，是在这舞台上表演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戏
剧——他们以自己的表演实力，证明自己是一批伟大的演员。
18世纪的法国，已经经历了路易十四的专制与强大，又经历了欧洲300
余年的文明熏陶。它的内在矛盾，重重叠叠，已经无法调和，无法缓解，也
无法逃避了。
首先是新旧矛盾，这种矛盾在欧洲大陆的表现，虽然比在英国的表现更
其激烈和持久。因为大陆才是传统文化的旧巢穴，改变这种旧巢穴造成的影
响，有其它区域的人难于想象的困难和复杂程度。旧文化势力雄厚，又有政
府和教会的支持，新文化日益壮大，壮志未酬，于是短兵相接，一场搏杀。
实在，许多在英国人那里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法国都如一道又一道的关
卡，唯有左冲右突，以求一呈。
除新旧文化矛盾外，还有激烈的经济矛盾和更为激烈的政治矛盾。而这
些矛盾一方面必然会在文化领域以特别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它们
又要向各种文化流派索求行动的根据。前面说过，以英、法、德之间相比较，
英国已经革过命了，虽然这革命确实不太象革命——它既缺少革命应有的激
烈、勇猛和壮丽，也缺少必要的震荡与牺牲。而德国还离革命十分遥远——
他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政权。
唯法国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只待东风一起，这些矛盾便像烈焰一般飞腾起
来。其革命的准备就是启蒙运动，启蒙的结果则演化成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
革命，尽管这场革命的进程和它的许多作法确实有些超乎启蒙思想家们所
料，而且并非合乎他们的启蒙文化的初衷。
法国启蒙运动的外在表现，尤有其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主题炳彰，风格热烈，据说法国人原本就有着强烈的浪漫情调，
他们喜欢刺激，崇拜英雄，耽于幻想，醉于爱情。不知道这种性格是法国启
蒙运动的原因还是它的结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
个特色，则这种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醉怒痴狂，令人观之阅之，不但异常
兴奋，甚至头晕目眩。
法国启蒙运动，主意鲜明。不讲别的，就讲自由、平等、博爱，就讲以
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人的伟大理性。凡合乎这一理性的，则以无比绚
丽的色彩和无比激昂的情调，歌之、颂之、扬之、舞之、书之、写之、绘之、
塑之；不合这一理性的，则不问你是何经何典，何权何势，何神何圣，何富
何贵，何族何民，何学何业，一概批之、斥之、讥之、讽之、理之、论之、
怒之、骂之、攻击之、博杀之，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可以说，以这样的风格兴起的文化运动，自古以来，未曾有过。古希腊
古罗马时代自然未曾有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尤其未遑一论。就是文艺复兴
运动以降，虽然也有布鲁诺、伽利略、马丁·路德这样英勇不屈的人物，也
有库萨的尼古拉、马基雅维利、蒙田这样的智者，还有达·芬奇、米开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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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但他们对旧传统的批评，往往是曲曲折折，小心
翼翼的，是反复琢磨，细细辩证的；甚至是为了证明神学旧说的正确而误打
误撞进入新天地的。就他们的主观动机而论，他们常常并非旧势力的自觉批
判者，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走上或被逼上了反叛道路。即使17世纪以来的哲人
们，包括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