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批判法轮功增刊-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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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轮功与社会
面对社会上各种评议，法轮功的领袖和中心成员（core constituents）坚持认为法轮功是一个没有组织的、松散的个人提升的炼功运动。同时，法轮功组织继续以“一亿修炼者”为名，集体阻止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发表有关法轮功评论，特别是称其为伪科学的评论。四月至七月，法轮功出动有上万修炼者，在江西省、山东省、北京市包围政府机构数次。为此，《思》文以广为宣传的北京“聚集”的“安祥”为例，证明这是修炼者“超常”的宣“德”行为。《思》文认为，“四二五”行为不是示威，是“更高尚的行为”。之所以为社会误会是因为“即使有了再高尚的行为，是正是邪、是善是恶、是好是坏，也得无条件地服从个别人的‘职业成见’、‘长官意志’，或者谁的拳头硬就看谁的眼色说话”。以此，社会失去“评判正邪、善恶、好坏（的）标准。”（《思》答案4，原文以反问提出）同时，法轮功对“政治”的观点也是消极的。他们在这一点是尊从常规的观点，认为参与政治是大奸大恶，反对被“拉入政治”成为法轮功现时常常宣示的纲领之一。因而，《思》文力图否定法轮功组织的政治动机和能量。然而，《思》文又称：“政治也有其局限性”。“‘政治代替一切’、‘政治万能论’这一极左的东西，已经作为历史的垃圾被抛弃了。”若举其行为政治性，《思》文认为是“政治恐惧”的“极左政治职业病”神经过敏的反映。（注X）相反，“炼法轮功的人越多，争夺、谋取政权的人就越少，社会政局就会越稳定，而且还会促进社会文明、政治清明。”（《思》答案7）《思》文的推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命题。作者有必要为其明确。第一，因为现有社会是腐败的，现有权力也是腐败的，政权不能代表正义，因而它的行使的权力只是权力（亦可称为极权），不能成为道德标准。第二，因上述，人民脱离政治范畴，政权失去合法性。第三，失去合法性政权下的政治是无能的有局限性的，参与无能的政治是没意义的。因此，法轮功不干预政治。（这是《思》文用的理性主义思维的唯一例子）。
这样，在没有大革命以前，如何使“炼法轮功的人越多，争夺、谋取政权的人就越少，社会政局就会越稳定，而且还会促进社会文明、政治清明”？法轮功修炼者一般是用“道德回升”法，即在不干预政治的前提下，修“真善忍”；脱离社会的纠纷，减少社会压力。《思》文用的是个人与社会割裂的方法，取了一个踢足球的比喻。“如果说踢足球的人一多，都听教练的，就不会有人听领导的了，谁都会感到可笑的。”这个哲学比喻有明显不当之处：法轮功可是宇宙大法，不是踢足球。法轮功一直称其能改变人的“德性”，这样才可以“促进社会文明、政治清明”。《思》文一面割裂人与社会的关系，一面强调法轮功修炼者对社会的影响，在同一问题上用了两种相反的前提。其实，法轮功说的是两种忠诚问题：忠于政权和忠于“教练”。如果《思》文同意世界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存在各种社会团体，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社团，不影响个人的多种兴趣，那么，法轮功的地位应与业余足球队同：教练，主教练，总教练可以换，踢球战胜对手为目的，球队可以作弊，裁判可以不公证，观众可以起哄。踢皮球与跳舞，跳舞与唱歌，唱歌与缝纫，各不误。（《思》文应举不同的例子，明确“尊王”第一。如一九六О年美国总统大选，肯尼迪回答的：在政治上，效忠国家宪法，而非效忠天主教教宗。当然，对于非宗教，不问政治的超常非团体，作者不知从何问起。）法轮功哲学界修炼者称其“没有私敌”，并没有否定“公敌”存在的可能性。为了捍卫“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并且为其舍命而不足惜”，这表明了法轮功的组织意识存在。《思》文对其批判者用了几个他们声称不感兴趣的政治词汇：“痞子、小丑”、“政治陷阱”，并推导批判者的动机以否定他们的结论（这点在下面方法论中会详述）。作者不能否定“政治动机论”的政治动机，但在此只论法轮功的社会哲学。
1。3法轮功的社会哲学
法轮功称真、善、忍为宇宙特性。但是，从《思》《疑》《省》等文看，现存社会的部分成员（除了大法修炼者外）与这特性相反，甚至社会的组织也未必是真、善、忍。从李洪志的“经文”看，越往后，（特别是一九九六年从长春移居纽约后）对社会的否定越多。显然，这与新移民不适应新环境有关。
《思》文认为宇宙是由“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辩证发展的，并以此来观察社会。由于法轮功讲求“真善忍”，对立相克的就是邪恶势力。《思》文对于在这种社会下法轮功的发展提出了三套社会哲学系统。
1，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思》“答案7”提出了个人相对主义。“人都有各自执迷的东西……（他所自迷的东西的价值评估）份量差不多。也就是说，个人价值观确定了价值。这样，自由选择是个人的问题。与之对应的是政策上的不干预。”《思》文提醒：“时下，政府坚持改革，其中的一条，就是不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可是，一个对于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不值得参与的政权，有什么是该管的？一个政治无能的政体又能管什么？（事实上，山东省潍坊市一例，法轮功动用一万之众，要求的是不管他们，要管反对法轮功的团体。）无疑，《思》文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是有条件的，有明确应用对象，是在弱势时用于自我保护的哲学。
法轮功领袖上下称其为非宗教。《思》文在提倡个人主义时多次着重提出了政权“管不了”的事。历史上政权与神权的斗争，争取的是属民的忠诚。在政教分离的国家，政权从立法上不干预公民信仰，因而，政府不会就常规教派、教义作判决。所以，政府不充当“宗教裁判所”。（作者以往阅读过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的文章，那是由天主教教会审判“异教徒”的地方，而不知政府的“宗教裁判所”为何物。“宗教法庭”只限于裁判信仰问题。）既然以《思》文为法轮功不是宗教，又不关心政治，可以不理会政府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与非宗教团体无关。《思》文应关注体育、医疗政策。
2，实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文提出，法轮功对政权有利：提高健康可以减少国家医疗费用；“好人越多，社会越稳定，领导越省心，政府越省力”；“促进了政府增收节支和社会精神文明，还没用政府投资，（这实在是法轮大法带给政府的莫大的福份）”。法轮功对政府动以之“名”：谁批判法轮功，“败坏的不是法轮功的形象，而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将使本已功彪史册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无颜面对世人，更无颜面对后人。”把法轮功的名与国家、国家领导人的历史评价等同。《思》文否定了李洪志一再重申要破的〃谎言〃常人重名。
3，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是《思》文提出的又一社会哲学。《思》文称：国家虽无能，但权力机关应对批判法轮功的个人、团体实行“治”与“止”。这是他们该管的。关于这一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比《思》文的呼吁有力。《思》文前称在“真善忍”的宇宙里仍有“相克”的现象，按道家所说，这是法乎自然。对其干预是徒劳无功的。参照《思》文提出的相对价值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的施行更能代表法轮功的社会行为。
《思》文提出的法轮功社会哲学如下：对法轮功用自由主义；对有用于法轮功的，现在仍无法控制的权力机构用功利主义；对批判法轮功的用威权主义。统称之：法轮功哲学。
法轮功的认识论
《思》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现实（practical）问题，以此《思》文表明（reveal）其现实主义精神：为什么对法轮功的“褒贬有天渊之别？”这个问题是探讨对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认识，也就是说，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对这一命题的解决有两种方法。其一，从观察者的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的方法，理论架构产生的不同结论。其二，从现象本身入手从同一出发点分析其多重性（multifacets）。第一种方法要克服相对论中的“人文中心说”。第二种方法要加入观察者与被观察体之间的互动（interactive effects）。《思》文否定了第一种方法的可行性。《思》文认为：因为“法轮功毕竟是超常的。”反对者是反常的。反对者连“了解”法轮功都做不到，何能“理解”认同？篡改老子的一句话：“以反常逐超常，殆矣。”《思》文在此持“人文中心说（ethnocentricism）”，认为人与人超越文化的沟通只有唯一一个对应标准（framework）。由此，《思》文认为不同意见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内部产生，近似上述的第二种方法。
关于“文中心说”，它不应成为理性理解的障碍。J。E。 Barnhart在比较Peter Winch和Bertocci对原住居民（aboriginal tribes）研究的两种方法后，认为“深入了解”可以超越对应标准（JEB，1986，The Azantez；___）。Barnhart建议，多文化的交流要建立在互相理解当事人对基本现象的期望。如：我们有病找医生，原驻居民生病找“巫医”。我们互相都可能不理解对方的选择，但是从深一层来看，两者都有可能理解对方要解决的原问题：疾病。只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选择不一样。因此，如《省》文所说的“超常的文化现象”并非不可理会。理性主义的方法是本文采用的哲学方法。
2。1《思》文所持的〃人文中心说〃有下列特点：
2。1…1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隔阂（alienation of insiders and outsiders）：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隔阂是许多法轮功修炼者最常引用的一个理由，也是《思》《疑》《省》三文同时提出的理由。《思》文的依据是：“门外汉”的见解是不可取的，是偏见的。要批判或支持法轮功，都应当对其有相当的了解（见《思》答案6）。作者同意这一基本出发点。但要如何入“法门”理解法轮功？《思》文提出了四个基本要求：1。把《转法轮》囫囵吞下（“一气呵成这是此书的特殊要求”）（见《思》结语）；2。没有知识上、方法上的偏见（《思》答案5），没有“傲慢”地看（《思》前言）；3。放下“实证主义”，收集“实践”证据（《思》答案5）；4。放下“常规理论”（即：“实证科学的有色近视西洋镜”（《思》答案5）。
《思》文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如何入门理解法轮功，但提出了不正确的解决方法。理由如下：1。阅读效果不应该受阅读方法…读书的连贯与否…影响。《思》文提出的这种阅读方法类似灌输法，不是哲学或通常的阅读方法。《思》文提出的囫囵法，不过是速读法加“加强法”（reinforcement）。退一步来说，一个称为宇宙大法的真理能否被接受，竟然要依靠固定的一种阅读方法，它被证伪的可能性就提高了。2。科学有若干形式，但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这点请参照下文…范畴的隔阂）科学方法也没有东西方之分。“实证主义”（positivism）也并非西方独有。如果是西方独有，东方何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问题，把学术方法与地缘捆绑一起无助于科学的发展。这里，李洪志对法轮功的推广也持此观点，他一再强调“大法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那一个国家的。”方法上的偏见，要通过证伪的方法纠正。理性主义容许对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前提存在。Popper甚至说：科学的学习就是通往形而上学的方法（all sciences are ultimately studies of metaphysics）。3。“实践”应指通过严格的证伪方法否定由理论引导出的假设。《思》文提出学习法轮功的方法是“经验论”的归纳法（inductivism）。但“经验论”有这么一个问题，它对超常现象不能给予解释。David Hume提出这么一个例子：有人看见过数十个白天鹅，得出一个结论：“天鹅都是白的。”他以后又见到数百个白天鹅，证实他以往的观察。直到有一天一个黑天鹅飞过，他才知道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他会用附会假设adhoc hypothesis解决一时的问题，如：黑天鹅非天鹅，等）。《思》文让学者去数现存个案，正是《思》文在“答案5”所反对的“自我封闭的“篱笆墙”。因为，数一亿个案，并不能保证第一亿零一个个案能符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