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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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愿消耗精力，愿意创新以及随时准备作出决策和承担责任。从历史上看，这种对成就的关心大约在经济取得迅速发展和繁荣前五十年的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麦克莱兰发现，古希腊（在希腊的黄金时代前）、中世纪的西班牙（在探索时代前），以及英格兰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正属这种情况。第一个时期从1500年到1625年，当时新教主义和清教主义的力量正在英格兰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获取成就的需求也在增长。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前的十八世纪。麦克莱兰用来支持韦伯观点的基本论证是：（1　）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2　）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3　）麦克莱兰和他的同事用经验表明，这些作法会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4　）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韦伯把这种发展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①因此，麦克莱兰根据经验，指出了新教主义的影响和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①见前引麦克莱兰一书，第47—53页。

　　　　伦斯基（Lenski）把对韦伯的批评加以概括并作出了评价，然后提出支持韦伯和反对韦伯的证据。他在把两者加以比较之后发现，支持韦伯的意见多于反对的。为了搞清宗教派别与人们在工作中向上进取能力之间的关系，伦斯基对人们的向上的变动以及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研究的结果是：第一（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第三（向上进取最小的）是天主教徒。伦斯基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上述三类人对“取得成就”的激励以及对工作的态度是不同的。犹太人和新教徒对工作采取积极态度并且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天主教徒对工作采取漠然态度，他们认为做工作不是为了从中得到乐趣，而是出于某个另外的目的。伦斯基说：天主教仍然认为工作是一种必然的不幸，是亚当犯罪的结果，是一种对罪恶的惩罚。而与此相反，新教徒认为工作是为上帝效劳的机会，或者用自然神论者的话就是培养性格的机会。②②格哈特·伦斯基：《宗教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对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的影响》，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61年，第83页。

　　　　麦克莱兰和伦斯基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他们不仅用实际中的经验来支持韦伯，而且他们的工作还表明在各种社会中获取成就的价值准则是可以传授和灌输的。在不发达国家以及美国的种族隔离区中，如果反复灌输获取成就的价道准则，那么也能为加速或适应工业化进展的自助计划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③③有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例子，请参阅戴维·C·麦克莱兰和戴维·G·温特所著一书：《有激励的经济成就》，纽约，自由出版社，1969年。

　　　　自由意志的伦理在需要获取成就和对个人的世俗努力应给予报酬的前提下，政治制度必须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国王的神权、庄园主的统治、教会行使世俗权力以及一出生就沦为农奴等，都是不利于建立工业化的社会的。在启蒙时代，新的政治哲学家开始提出诸如平等、公正、公民权、推理法则以及建立按民意治理的共和国等新思想，来促进人民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激进的，这些思想由于对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极其革命的看法而威胁到当时的秩序。

　　　　在文化新生出现这些情况之前，政治理论提倡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种理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马基雅维利和托马斯·霍布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弗罗伦萨城市的一位失去官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外交官，他在1513年写了《君主论》一书。①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观察者，他洞察国家和教皇的计谋，并写了一本《如何统治》的书，供某种统治或某位有抱负的统治者借鉴。《君主论》—这本书是献给罗梭佐·皮埃罗·美第奇的―是论述如何统治，不是讲如何做一位善良的或聪明的人，而说的是如何才能成功地进行统治。从马基雅维利对人的本性的基本看法中可以看出，他提倡的领导方式的基本理论为：①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卢吉·里奇译，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52年。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渴望创造一个国家并为它制定法律，他首先必须设想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表现其罪恶的本性。②②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论利维》，艾伦·H·吉尔伯特翻译，再版时搜集在《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和其他著作》一书中，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第1卷，1956年，第203页为了对付这些没有理性的人，统治者有理由采取与实现他的目的相适宜的任何领导方式。他应注意获得好名声，但对是否公正却不用操心；如果要在使人畏惧和受人爱戴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会发现使人畏惧更好，总之，他必须既象一头狮子，又象一只孤狸，软硬兼施。马基雅维利认为，重要的是目的，而不是方法，如果统治者获得了成功，那么他就会获得人们的拥护，他的罪行就会被人们所忘却。“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成为采取肆无忌惮、诡计多端和阴险狡猾的政策的同义语。在当时，也许在目前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体现了统治人的指导哲学。①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利维坦》（1651年）是后期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的一本著作。②他首先分析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还没有建立民政政府的人类情况，接着他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有某个更加强大的权力“利维坦”，以便在混乱中建立秩序。这个人或者组织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因为被统治者授与他所有的权利，因此他的权力是不能被剥夺的，他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这位君主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在霍布斯看来这无关紧要，只要一切世俗的和宗教的公开言行都由这个中央集权者来控制就行。这个君主统治着一切，个人隶属于这个制度。

　　　　②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与民政共和国的内容、形式和权力》，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23卷，大英百科仑书出版公司，1952年。

　　　　在人类自由的历史上，约翰·洛克的著作《政府论》（1690年）无疑是对政治理论的一大贡献，它对政治行动起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它说明了使英国宪法发生重大根本变革的1688年英国“不流血革命”的原则。它也为1776年的美国革命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使独立宣言的作者受到鼓舞。“政府论”对让·雅克·卢梭的“民约论”以及随后发生的法国革命都起了启发作用。也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对政治理论和行动起到如此深刻的影响。君权神授的支持者追述说，这种神权自亚当获得上帝授与的统治他的孩子的权力时就一直存在，而洛克则对这种神权给以抨击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权力的新思想：……君主或立法机构是否违背了他们的职责，这将由谁来作出判断？……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民将会作出判断。……①①约翰·洛克：《政府论续篇》，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35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52年，第81页。原版于1960年出版。

　　　　这个主张在独立宣言中得到更为明确的支持：我们认为下述这些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曾赋于他们以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谋取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在人们中间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

　　　　洛克的功绩十分广泛，这里只能谈一谈他的主要贡献：第一，人民受理智的自然法则支配，而不是受专横的传统准则或为某个中央独裁人物荒诞的念头所支配。第二，人类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然和理智的法则规定人们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而个人加入到社会中来是为了更完善地维护他们的自由和财产，因而自由和财产是应受到自然法则和民法的保护的。既然人们具有天赋的财产权，那么国家就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相反必须保护人们拥有财产的权利。

　　　　洛克是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国的清教徒。他的著作必然对亚当·斯密的著作产生影响，而且肯定无疑地为卢梭的著作打下了基础。在启蒙哲学时代出现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政秩序：1。法律要以理智而不能以专横的决定为基础；2。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3。实现个人目标的自由是天赋的权利；4。私有财产和用它来追求幸福是天赋的和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这四个思想在实际中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工业发展的牢固的政治基础。它支持放任主义的经济，鼓励追求个人的报酬，保证拥有财产的权力，保护契约并且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制度。

　　　　市场伦理在中世纪，经济思想基本上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因为局限于某一地区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不需要有任何经济理论来说明它们的作用。古代人认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甚至连劳动力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是受人藐视的，而利润是受人指责的。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根本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认为管理是投入组织的一种资源。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强大的民族实体重新出现，新的经济思想也随之开始产生。由于人们在探险中发现了新的国家，因而新的贸易线路和新产品开辟出了一个国际市场。贸易上的这场革命导致出现了重商主义经济哲学，并且促使政府在资助和保护贸易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建立强大的民族经济。这种经济沙文主义意味着国家将干预一切经济事务，参预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工作以及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①重商主义最后终于失去了它的影响。它的大部分计划都遭到失败，因为它企图维持亏本的企业、限制了私人的主动性、建立了复杂的官僚主义和繁琐的控制，同时它也培育了战争和贸易上的竞争，破坏了它正设法建立的市场。②重商主义者在哲学上同正在兴起的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是不相容的。重商主义者只考虑国家，而启蒙哲学提倡个人权利，并根据对个人的幸福作出的贡献来估价所有人类机构。③①约翰·弗雷德·贝尔：《经济思想史》，第二版，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7年，第53页。

　　　　②谢泼德·D·克拉夫：《西方文明的经济发展》，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1959年，第11章。

　　　　③约翰·鲍迪奇和克莱门特·拉姆斯兰德（主编）：《工业革命的呼声》，安阿伯，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4—5页。

　　　　十八世纪时，经济思想中的重农主义学派出现了，并对重商主义提出挑战。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认为，财富不是产生于金银财宝，而是来自于农业生产。他主张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政府“不要干涉”市场的法则。他认为，经济有其自然规律和协调性，政府的干预妨碍了事态的自然发展。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oith）（1723—1790）本来不是重农主义者，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关于经济有其自然协调性观点的影响。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创立了“古典”学派并且成为自由经济之父。①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关税政策破坏性很大，这种政策不是保护工业，而是用国家的法令来惩罚效率，因而使国家资源分配不当。亚当·斯密提出，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确保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和发挥最大的效能。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将给所有的人带来最大的繁荣。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中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39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52年。原著于1776年出版，亚当·斯密认为，劳动专业化的思想是这种市场法则的支柱。他以生产大头针的工人为例，证明当每一个工人仅从事有限的操作时，他每天能生产48，000只大头针。而一个非专业化的工人每天最多只能生产20，000　只大头针。他承认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但是他发现这种劳动分工的原则在许多工厂都能成功地给以运用。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者何以因为有了分工就能完成更多量的工作呢？这其间，可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