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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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贸易扩大，伦理也成为商人们越来越关心的紧迫问题。西方世界第一个对商业伦理进行研究的是弗里阿尔·约翰内斯·尼德尔。①尼德尔反对当时盛行的不主张放债取息和赢利动机的天主教会教义。他认为合同有“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之分，他争辩说，获取收益即利润的合同从宗教教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从世俗观点来看也是合法的。因此，商业中的实际伦理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人们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

　　　　①约翰内断·尼德尔：《商人的合同》，科隆，乌尔里希·策尔公司，1468年，查尔斯·H·里夫斯译，罗纳德·B·舒曼编，书名译为：《论商人的合同》，俄克拉何马州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66年。

　　　　封建主义消亡了，它被贸易的扩展、城市的发展、商人阶级的出现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等埋葬了。但是，工业化的时代暂时还没有来临。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当时需要的是一种新精神，一种对人类努力的新的支持。

　　　　文化的新生促使旧的文化制度摇摇欲坠的新事物，是由三种最终将导致产生工业革命以及人类新文化的力量组成的。这些力量为新的工业时代奠定了文化基础。而这个时代使人民在分配资源的经济安排中、社会关系中以及政治机构中摆脱了屈从的地位而获得新的自由。对古代文艺的复兴以及对推理和科学产生新的兴趣，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的特色，而且通过新教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新教伦理打破了古老的神学对人们的束缚。自由伦理通过制宪政府在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另一种力量―市场伦理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主张。这三种“伦理”或者说文化行动的标准在改变对人民、对工作和对利润的文化价值准则的实践中是相互发生作用的。这种文化新生的结果建立起一种新的导致必须对管理进行正式研究的新的环境。

　　　　新教徒伦理十字军运动削弱了宗教的约束，商业的复兴增进了普遍的繁荣，这种情况早晚会促使人们起来反对教会。这场反教会运动首先在德国由马丁·路德发起，并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不管人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可能把马丁·路德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同天主教会一样，他也谴责利润，认为商业是“极为肮脏的勾当”，而且他强烈反对德国的主要商业世家富格尔家族。约翰·加尔文受到路德改革企图的鼓舞，他同路德一样信仰奥古斯丁的宿命论，并给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一种认为人是渺小和软弱的悲观观点。他认为政教合一是一种很理想的体制，从而使得他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而且明确地抛弃了文艺复兴的哲学。他的“上帝的选民”―即命中注定将被拯救的人―的主张给他的信仰者带来了新的精神。既然一切都是天命主宰的，每个人都要相信他确是属于上帝的选民的，而且根据上帝的神志，每个人都会有勇气来对付坎坷人世中的任何艰难困苦。难道路德和加尔文的严峻的清教主义是从宗教上在给资本主义以支持吗？他们的思想肯定不支持资本主义的事业，但是（正如对弟子失去控制时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的思想是否为新时代培育了新人呢？

　　　　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在阐述中认为新教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精神。①韦伯在开始探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解释时就注意到，绝大多数新教徒都是商业界领导人、企业主以及较熟练的工人或受过较高技术和商业训练的人员。韦伯认为，路德提出的“神的召唤”的思想指的是任务由上帝确定，它是一项终生任务。这是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出现的一种新思想，它后来成为新教各派的主要的教义。它抛弃了天主教的主张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禁欲主义的见解，因为它要求个人履行他在今世应实现的义务，即他承担的“天命”。它把世俗事务看成是个人从事的最崇高的道德活动，并使完成世俗的活动具有宗教的意义和得到宗教的支持。每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神的召唤，从上帝的角度看，所有职业都是正当的。韦伯并没有说，路德曾想让资本主义产生于他提出的神的召唤的主张；相反，是后来人们的解释把他的主张说成为发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神的召唤的确使人们对生活的目的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工人们不再等待他最后的审判日的来临，而是努力从事他选择的任何职业。这并不是为了追求超出需要之外的物质利益，而是因为这是神的意志。这种新教教义带来了世俗禁欲主义，它要求人们抛弃人间的淫荡乐趣，而在世间劳动，为上帝增光。所有的人都应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缺乏信心的表现就将被认为是不虔诚的。为了培养自信心，每一个人必须从事紧张的世俗活动，而且只有这样才得以消除对宗教的怀疑，取得上帝的恩典。实际上这就是说，上帝将救助自助者。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徒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塔尔科特·帕森斯译。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58年。原版在1905年在德国发行，1926年修改，增加了对各种批评作出回答的内容。

　　　　与此不同，天主教的信徒是虔诚地完成他所应尽的宗教义务的，但除了这个最低要求外，他的善行勿须成为一种纯理性的生活制度。他可能利用他虔诚的善行来赎罪，以增加他拯救灵魂的机会，或作为他晚年免遭惩罚的一种保险费。为了加以更明确的区分，韦伯说加尔文主义的要求是：加尔文主义的上帝要求他的信仰者不是做一点善行，而是将其毕生的行善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在这个尘世上，天主教不允许罪过、悔悟、赎罪、解脱，接着又犯新的罪过这种循环现象的存在。同时在一生中功过不可能抵消，但现世的惩罚和教会的恩典会对此给以抵消的。①①出处同上书，第117页。

　　　　因此，要求加尔文主义信徒毕生行善，而不能犯下一系列言行不一的罪行，然后再通过忏悔来弥补。韦伯认为，这是培养上进和进取精神的关键；人们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让感情不合理地表现出来，而是应根据教义的要求，对一切行动给以自我控制。他们通过世俗活动，以热心和自我约束的行动来证明其虔诚。

　　　　这种新兴的新教禁欲主义―韦伯也称其为清教主义―对单纯追求财富的行动是不予以宽恕的，因为财富会导致放荡和受情欲的引诱；相反，积极工作才是善良的人生目标。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必然的推论：（1　）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因为浪费掉的辰光都是你为上帝争光效力的机会；（2　）乐于从事工作，“不劳动者不得食”；（3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因为这样做使技术得到更高的发展，使生产质量和数量都能提高，因而符合所有人的利益；（4　）消费超过基本需求就是浪费，因而是有罪的，“不浪费，不愁缺”。②韦伯认为，这些主张中的每一个都对人们的动机有重大影响，能促使人产生一种进取精神。

　　　　②出处同上书，第157—173页。

　　　　紧张的活动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忏悔祈祷转为不断地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乐意工作加重了个人的负担，然而，他们自我引导、自我克制的生活使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断恢复到平静的境地。①劳动专业化使每个人从事神召唤他做的工作，并且要求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而非专业化的工人表明他失去了天恩。新教伦理规定，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这是神的恩典的表示。而浪费和减少利润，或者放弃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只要人们不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在劳动中创造出剩余即利润。创造的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外还会有所剩余，这样，剩余的部分即可投资到其他新的事业，或者用来改善现有的企业。

　　　　①戴维·里斯曼、内森·格莱泽和鲁埃尔·丹尼：《寂寞的人群》，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50年，第29—32页。里斯曼和他的同事认为，新教徒伦理的结果是培养了“有自己看法的人”。

　　　　新教为创立资本主义精神带来具体的指导方针。韦伯认为，人有义务工作，有义务明智地利用其财富，有义务过自我克制的生活。世界上物资分配不均是天意，因为每个人的才能不一样，因而报酬也就有多有少。财富不是升天的保证，穷人只要认真完成神对他们的召唤，他们就不必担忧。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新教伦理创造的，它对精神财富和世俗的成就是同等看待的。在不允许放纵自己以及自我克制和自我监督的教义的指导下，一个新的个人主义的时代诞生了。

　　　　对韦伯观点的批评任何一个观点都会有它的对立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也不例外。R。H。托尼（R。H。Tawney）与韦伯的论点相反，他争辩说，资本主义是新教产生的原因和理由，而不是结果。②托尼说，天主教的城市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天主教徒是大银行家，而且在韦伯所谈到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影响出现之前很久，许多地方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精神”。托尼说：②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约翰·墨里公司，1926年。

　　　　如果象韦伯的观点所暗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企业要等到宗教改革带来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再兴办，这种观点是不是有点矫揉造作呢？同样坚持认为宗教改革本身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这是否也是强词夺理和片面的呢？①①R·H·托尼为马克斯·韦伯《新教徒伦理》一书所写的前言，第8页。

　　　　在托尼看来，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作用和反作用的结果，它对其他重要的文化力量产生影响，反过来又受它们的影响。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发现、探索和科学上；它们全是对教会不可动摇的权威的挑战。文艺复兴提出的人文主义的观点使人间的生活更加重要，并且带来了建立新的允许人变革的社会秩序的希望；这预示着人们将能控制环境，而不再象中世纪那样受环境的支配。②经济生活的发展给教会的教义提出了新问题，而从事赢利活动的商人和手艺人是无视信条的。因此，也许宗教改革运动正是一种为日益兴起的商人阶级创造实利主义机会的试图。

　　　　②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61—63页。

　　　　有两种设想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一个是韦伯的意见，他认为，先是教会发生变化，然后资本主义精神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出现，另一个是托尼的看法，他认为，在教义（即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它后来扩展成的许多教派）改革这个安全阀能支持经济上的活动之前，经济方面的激励是推动教会当局这个壶盖的蒸汽。

　　　　现代对韦伯的支持尽管韦伯的论点受到批评，但是在现代却有迹象表明新教徒对他的工作持有不同的评价。麦克莱兰在他的“取得成就的社会”一书中开始探索对经济发展普遍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因素。③他分析提出的心理因素是“争取获得成就的需求”，或者简称为“成就需求”。麦克莱兰的研究是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而他的发现是支持韦伯的论点的。第一，麦克莱兰发现，强烈的成就需求是从事企业活动的基本动力；第二，社会的强烈的成就需求同经济迅速发展有着重大的关联；第三，持某些伦理、宗教观点的集团和一些少数民族集团对成就的需求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他发现，新教徒培养出的儿童比天主教的儿童具有更强烈的成就需求，犹太人培养的儿童的成就需求比上述两者培养出的儿童都更强烈。麦克莱兰断定，“个人主义”的宗教，例如新教，倾向于支持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求，而“专制主义”的宗教，例如天主教，则倾向于提倡比较淡薄的获取成就的需求。但是，他确实承认，目前在现代的许多天主教教派中出现了很高的变异和亚文化群。

　　　　③戴维·麦克莱兰：《取得成就的社会》，纽约，范·诺斯特兰德·莱因霍尔德公司，1961年。另见约翰·W·阿特金森：《成就激励理论》，纽约，D·范·诺斯特兰特公司，1966年。

　　　　获取成就的需求所包括的内容，与其说是实现某些目标—例如财富、地位和尊敬等等―的需求，倒不如说是享受取得成功后的快乐。财富是取得成功的记录，而不是目标。企业家个性的特点是对待风险的特殊态度，甘心情愿消耗精力，愿意创新以及随时准备作出决策和承担责任。从历史上看，这种对成就的关心大约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