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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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总是参加于组织之中的，而组织也一直是为了能实现人们的目标而存在的。这些目的是多方面的，而且在组织为满足经济的需求、决定个人和社会的愿望、把知识一代一代往下传以及保护生命财产不受内外的威胁等方面所做的安排中都将有所反映。由于人的思维能力在发展中越来越强，他们对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实现目标的指导艺术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把这种艺术称之为管理；它的演变是我们研究的中心问题。

　　　　小结我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有关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是根据各种文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由于管理思想具有这些开系统的特点，所以必须在文化范围内来对它进行研究。从本质上看，人们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需求，要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去满足。管理是在人们谋求通过集体的行动来满足其需求时所产生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它有助于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各种组织，例如家庭、部落、国家和教会，在历史上都是作为实现人们的目的的手段而出现的。人们建立组织是为了扩大他们自己的专业化才能，是为了自卫，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以及满足其他各种需求。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抱有共同目标的人以及关心组织的人便组成了组织，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些组织必须加以管理，而我们的研究将集中探讨关于管理的思想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

　　　　第二章　　　工业化前的管理在历史的长河中，工业化是较近时期出现的一种现象。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时期，人类在动力、运输、通讯和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这之前，人类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在工业化前，组织主要是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国家，有些人的确从事小规模的经济活动，但是其规模同工业革命后所出现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不过，在指挥军事战役、处理家庭事务、治国施政和教会活动中仍有进行管理的必要性。我们正是在这些组织中看到了最早期的管理思想。在研究工业化之前的管理中经常会出现下列两种看法：（1　）对管理职能持较狭隘的见地；（2　）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文化观点对商业持轻视态度。本章将研究早期文明中的初始的管理尝试，同时将讨论导致工业革命的文化准则的变化。

　　　　早期文明的管理近东随着集体联合的规模从家庭演变为国家，组织中的权力就成为了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在家庭中，权力是由男性家长或女性家长掌管的。而在国家中，首领和僧侣却时常发生矛盾，前者要求掌管俗权，而后者则要求控制神权。由于这场斗争引起了权力的划分，结果，有人提出了有关僧侣统治即神王的主张；未经僧侣封赐不能成为国王这个传统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古巴比伦国的汉穆拉比（公元前2123…　2081年）就是这样一位神王，他从太阳神那里获得了他的统治权和著名的法典。①巴比伦靠近现在的巴格达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曾一度被称为古代文明摇篮的地区。汉穆拉比给他的国家颁布了一部由282　条法律组成的独一无二的法典，它是处理贸易、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资、惩罚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依据。其中有一条是历史上第一条涉及会计和处理收入问题的法律。而另一条法律可能会受到现代消费者的辩护人的欢迎。它说：如果营造商为某人建造一所房屋，由于他建造得不牢固，结果房屋倒坍了，并使房主身亡，那么这位营造商将被处死。

　　　　在巴比伦国西北的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寺庙提出了“社团”的早期主张，即建立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来管辖一批寺庙。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寺庙管理就很盛行，它是根据双重的管理制度进行活动的：礼仪和宗教的活动由一位高级僧侣负责主管，而该组织的世俗活动则由一位负责行政事务的高级僧侣来协调。当时是用陶泥板记事的，工作有计划，劳动有分工，工作的监督是由各级官员负责的。②从这些早期的社会文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古老的管理实践。

　　　　①罗伯托·F·哈珀（主编）：《汉穆拉比法典：巴比伦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4年。

　　　　②理查德·斯特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寺庙社团的组织和管理》，见《管理学院评论》，第1卷第3期（1976年7月），第16…　26页。

　　　　远东古老的中国文明不时打开大门，让西方人看上一眼。已知的最古老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将军孙子（大约公元前六世纪）的著作。他在著作中谈到把军队分成小单位，在军官中划分军阶，以及利用铜锣、旗帜和烟火联络。他主张在战斗前要深思熟虑和周密计划：“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将军可能是参谋官：“将听吾计，用之必胜……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①看来，前线指挥官和后方参谋之间的关系问题至少在2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①莱昂内尔·贾尔斯（主编和翻译）：《孙子兵法》，伦敦，卢扎克公司，1910年，第5页。

　　　　孔子（公元前551或552…　479　）留芳百世主要是因为他从事的道德教育，其次才是由于他提倡按才能提升官员的制度。在孔子时代，最受人尊敬的目标是在朝廷当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仅比囚犯高一点。争夺朝廷官职的斗争十分激烈，孔子主张让通过实践证明为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职。汉朝（公元前206…　公元220）按孔子的主张开始实行文官考试。用任人唯贤的办法挑选官员，后来演变为根据考核（成绩评定）提升官员。虽然历史记载不全，但是宋朝大约在公元962　年开始实行考核制度。从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同我们现代的经历一样，也碰到了官僚机构的问题。根据对经典著作的学习成就来选拔官员，往往不能把最好的行政管理人员挑选出来担任官职。在官员和低级工作人员中，贪污、舞弊以及工作效率不高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人们曾多次试图改革这种制度。②②理查德·L·A·斯特巴：《中国帝国官僚机构中的秘密管理》，见《管理学院评论》第3卷第i期（1978年1月），第69…78页。

　　　　在孔子之前很久，中国的官僚机构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发展成为一个分等级层次的体制。孔子哲学的确同当时的“法家”主张有矛盾。法家试图通过法制，利用奖惩的办法保证任务的完成，而孔子则主张培养和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以实现合作。③形式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之间、制度和个人之间的斗争由来何等长久！此外，其他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早在公元元年就已通晓劳动分工和组织的部门化。刻在一只饭碗上的文字表明，它是一家官办工场制造的，在这家工场，各个工匠之间的劳动有着高度的专业化分工。这家工场分三个部门：会计、安全与生产。①从这样的人工制品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古老的管理实践。

　　　　③钱·K·哈恩和沃伦·C·沃特豪斯：（《孔子论人与组织》），见《管理学院杂志》，第15卷第3期（1972年9月），第358页。

　　　　①罗杰·D·科隆斯：《工厂生产―公元元年》，见《管理学院杂志》，第14卷第2期（1971年6月），第270…273页。

　　　　查纳卡雅·考底里耶（大约公元前332　…　298　）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是孔雀王朝梅旃罗笈多的一位著名的和令人敬畏的大臣。考底里耶的“政事论”创立了印度的公共行政管理，这本著作的内容包括如何建立和维持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主张。考底里耶在著作中论述了行政管理人员应具备的条件（他们应是“名门出身……具有智慧……口才好……聪明，热情……善于交际”），以及如何通过口试和了解情况来挑选人才。他谈到要利用参谋顾问（“决不要只听一两个人的意见”）建立设有主任的部门以及为各种职务准备好详细的职务说明书。

　　　　②虽然他的著作是有关行政管理的，但是它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的许多管理主张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②T·N·杜马斯瓦米（主编）：《印度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实质：考底里耶的政事论》，伦敦，亚洲出版书局，1962年。

　　　　埃及埃及人修建了许多灌溉系统，作为利用尼罗河每年的洪水进行灌溉的附属工程。他们修建金字塔和运河的工程技术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远远超过了希腊人和罗马人。采矿和大多数工程项目都是国家垄断的，因而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国家事务。劳动力的来源是自由人和奴隶。强大的文化传统迫使自由人从事职业活动，而其他劳动问题则靠镣铐去解决。

　　　　有证据表明，埃及人是知道管理人员所能监督的人数的限度的。在最早的朝代，法老去世时要杀死工人和仆人来陪葬，这是传统的习俗。随着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进步的主张，把陪葬改为埋葬雕刻品或者用雕刻品代表或象征奴仆，而不再杀死奴仆。这样做是由于道德的提高还是由于劳动力的缺乏，无法得到历史的证明。从发掘出来的奴仆雕像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每一个监督者大约管理十名奴仆。从发掘物中还可以发现管理者和工人的衣着是不同的。监督者穿的是短裙或长袍，而奴仆穿的衣服则需能表明他们干的行当或职业。①在管理制度方面“以十为限”的规律是埃及的实践做法，我们下面即将看到，埃及人的这种做法对希伯莱人产生了影响。

　　　　①W·M·费林德斯·皮特里：《古埃及的社会生活》，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1924年，第21…22页。

　　　　用来说明“职业”管理角色的最古老的一个词是宰相。据史料记载，这个职务至少在公元前1750年就已存在，可能它实际存在的时间比这还要早。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就是希伯莱的若瑟。他曾经被他的哥哥出卖为奴。由于若瑟有预测的能力，法老立他为宰相。这就是分权，宗教事务由法老掌管，而世俗事务则交给若瑟处理。因此宰相的职务就是古代的指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和决策者。在宰相下面设立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由它来测量尼罗河水位的上涨情况，各经济部门据此进行工作；由它来预测农业收成和国家总收入，将这些收入分配给各政府部门，并管理全国的工商业。这是一些相当复杂的（在当时是这样）管理方法，他们通过预测、计划和在各种人、各部门之间实行分工等办法，以及设置一位“专业的”正式管理人员来协调和控制国家的企业。

　　　　希伯莱人旧约全书是一部有关领导一个民族征服一块土地的故事的著作。希伯莱人的伟大领袖既拥有宗教大权也掌管世俗权力，亚伯拉罕（大约公元前1900）、若瑟（大约公元前1750）、摩西（大约公元前1　300　）和大卫（大约公元前1000）等就是如此。甚至在这些伟大的领袖去世之后，部族领导仍然承担着士师的任务，他们凭借所拥有的宗教权力即留传下来的“神赐的能力”，担任领导工作。《士师记》叙述了12名士师如何在连续四百一十年期间统治和支配以色列的历史。

　　　　然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管理思想的种子很可能是埃及人播下的。若瑟被出卖为奴仆后升任为宰相，并取得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摩西被监禁在埃及期间观察到了埃及的“以十为限”的规则。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正是听从了他岳父耶思罗的话（因此耶思罗成为第一位著名的管理顾问）才这样做的：……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作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他们随时审断百姓的案件；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由他们自己审判。（圣经，出谷记，18；25…26。）

　　　　因此，摩西在建立一个比较有秩序的部族管理的组织结构的同时也在管理上运用了“例外原则”。

　　　　希腊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提出了“一个国家诞生时总是讲求节俭的，而衰亡时总是腐败的”论点，①从而抓住了许多文明社会兴衰的本质。在这种兴衰周期中的勤俭阶段，逆境培育了团结一致，一无所有促进了积极性。而自我克制、节俭、勤奋工作，以及有秩序的生活会带来繁荣昌盛。但是，随着生活的富裕，自我克制就会变为自我放纵，节俭的美德将为罪恶所取代，勤劳和坚韧不拔亦将为投机取巧所取代，而社会的秩序也将遭到破坏。今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