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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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反应处于僵化的程度，这包括他们个人的、社会的和工业的行为。成见使一个人的适应能力降低，使工人和监工都处于机能失调的情况。虽然梅奥从来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霍桑有大量的工人是属于严重病例，但他的确认为，访谈计划显示出在工人中存在着轻度的成见（或偏见），以致“工作条件以某种方式趋向于阻止而不是促使个人良好的适应。”③①埃尔顿·梅奥：《有关皮埃尔·詹纳特的心理学的一些笔记》，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

　　　　②埃尔顿·梅奥：《人和关系》，第107…110页。

　　　　③同上书，第114页。

　　　　梅奥的看法是，工人不能找到满意的渠道来表明他们在人际问题以及在工作生活中的不满。这种阻塞导致了潜在方式的“悲观主义的出神”和在人际问题上的偏见，而明显的方式则表现为对权威的反感，产量的限制，以及其他降低士气和产量的各种行为方式。梅奥认为，工业生活造成了一种个人无能为力的感觉，这就导致社会失调并最终导致带有成见的、非理性的行为：“在原始社会和发达社会中，为了社会的持续存在，人们在工作中的协作都取决于一种非逻辑的社会规范的发展，后者规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互相对待的态度。只坚持生产的经济逻辑…

　　　　…就干扰了这样一种社会规范的发展，并因而导致在团体中产生一种失败的感觉。人们这种失败的感觉就会产生一种较低级的社会规范，并同经济的逻辑相对立。其征兆之一就是‘产量限制’。“①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就是从工业生活的这种心理病态分析出发，形成了人际关系运动的哲学原理。②目标是有效的人群协作，手段是恢复一种社会规范，以便调节工业生活。

　　　　①埃尔顿·梅奥：《人群关系》，第120…121页。

　　　　②罗特利斯伯格教授也采用了詹纳特和梅奥的这个“成见—强迫”论点。见罗特利斯伯格的论文《带有成见的思想的性质》，载于《组织中的人：罗特利斯伯格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19页。这篇论文最初写于1928年，但直到1968年才发表。

　　　　社会的反常状态和社会的解体梅奥为了发展其有关人群协作的论点，从埃米尔·迪克海姆那里借用了有关社会的反常状态的论述作为基本前提，用以建立一种工业人的新观点。在传统的社会中，人们知道他们的位置和他们的未来，存在着一种社会团结。围绕着家庭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制度使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保持同一性。工厂制度和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这种团结性，这是由于广泛的劳动分工，日益增加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流动性，以及大规模组织的增长。在这种大规模组织中，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从一种个人之间的、友谊性的基础，转变为一种非个人之间的性质。其结果是一种没有规范的、没有根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个人之间的同一性和社会联系消失了。而正是这种社会联系提供了人们存在的连续性和目的性。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导致在个人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社会解体，并造成了一种个人无能为力和幻想破灭的普遍感觉。①用以应付工业变动的社会发明赶不上技术发明。正是这种“社会差距”造成了广泛的无力感和从之而生的社会解体。如美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所经历的迅速的经济增长就破坏了“集体团结”。

　　　　梅奥指出，技术指向型社会的进展过于强调工程技术，并从工艺技术方面来解释工作的意义，以致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是以讲求效率的经济逻辑为基础的。

　　　　个人的社会需求被放到次要地位，因而降低了个人“在工作中进行协作的能力”。

　　　　②管理上对效率的逻辑的强调，窒息了个人获得团体认可的愿望和获得社会满足的愿望，以及通过公共生活达到社会目标的愿望。梅奥从帕雷托处借用了“高贵者”这一概念，认为管理上的高贵者是技术指向的，“在对人们进行理解和控制的重要领域中，我们不了解事实及其性质”。③“新型管理者”必须是这样的人，他通过人们对社会团结需求的认识而有效地恢复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协作的机会。

　　　　这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措施来实现：在工业组织的人群方面和社会方面进行训练，培养“倾听”和咨询的技能；以及承认和理解社会规范的非逻辑方面。正如梅奥所察觉的，人群问题在于，管理者认为工业问题的答案在于技术效率，而事实上它是一个社会和人群向题。

　　　　①梅奥：《人类问题》，第128…131页。

　　　　②同上书，第166页。

　　　　③同上书，第177页。

　　　　群氓假设埃尔顿·梅奥所关心的是工业文明的人群、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在他从事生产性写作时期的绝大部分，却处于一个经历巨大冲突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的特征是经济不景气、战争和社会不安。他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原子弹在这个时侯的来到，要我们既注意到我们的成就，也注意到我们的失败。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顷刻之间毁灭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有条理地着手进行工作，吸引各种各样的团体和国家在文明的事业中进行协作。

　　　　将要毁灭文明的并不是原子弹。如果文明社会不能明智地理解什么东西能促进协作，什么东西会阻碍协作，……它将毁灭自己。“①梅奥在其《社会问题》一书及以后的《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②中关心的是，在以人和物的大量堆积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社会中，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未能提供有效的人群协作的手段。对于技术进步和物质生活的过分强调达到了忘记人和社会生活的程度，这会导致文明的衰落。梅奥追究这个问题的原因，认为是由于错误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并把这归咎于大卫·李嘉图及其”群氓假设“。按梅奥的看法，罪魁祸首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和李嘉图对社会的解释：”1。自然的社会由一群无组织的个人所组成。

　　　　2。每一个人都按着能达到自我保存和实现自我利益的方式来行事。

　　　　3。每一个人都尽力按逻辑进行思考，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努力。“③①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波士顿，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研究部，1945年，第16页。

　　　　②同上书，1947年。

　　　　③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由于人们具有兽性，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不考虑别的，那么对付这种“群氓”

　　　　的必然结论就是绝对国家。这种权力的集中就是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特征。梅奥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时代就是这种群氓假设的继续。梅奥企图通过下述论点来驳斥这种群氓假设：（1　）重要的是同其他人协作，而不是一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互相进行竞争；（2　）所有的人都为保卫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而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行动；（3　）重述霍桑试验的发现，思维受感情的指导较受逻辑所指导更多。霍桑研究在下述意义上被梅奥用来支持所有这些论点，即霍桑研究发现团体协作和团体感情超过了讲求效率的逻辑。

　　　　公平地说，必须指出，大卫·李嘉图的“群氓假设”并不象梅奥的解释那样明显。李嘉图象马尔萨斯一样，为经济学获得了“沉闷的科学”这一头衔。他描述了一个阴暗的世界，而在那个世界中，对于一个来自有教养的阶级的人来说，社会也许的确看来象是由一群乌合之众所组成。同样的，把李嘉图对社会的看法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划为一类是不恰当的。在李嘉图看到混乱的地方，斯密看到秩序；斯密所看到的不是悲剧而是进步。①梅奥把群氓假设同自由放任主义联系起来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真正的批判。梅奥把自由放任主义同李嘉图联系起来，从而减轻了这位阴暗的预言家所应该得到的责备。

　　　　除了上述不恰当的归属以外，梅奥的意思是，世界应该重新考虑有关权力的概念，放弃由一个中央首脑机构（不论它是国家、教会或工业领导者）发出集中权力的想法。梅奥受到切斯特·巴纳德的严重影响而得出下述结论，权力应该以获得协作的社会技能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技能或专门知识为基础。通过由小团体组成为大团体、以获得协作为基础来进行领导，将能恢复社会团给而保存民主。

　　　　通过团体就可以避免乌合之众的情况。

　　　　①罗伯特·L·海尔布伦：《世俗的哲学家》，第3版，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67年，特别是第86…95页。

　　　　发展新的领导方式梅奥寻求一种以社会和人群技能为基础的新的领导方式。这种领导方式将能克服社会的反常状态、群氓状态和社会的解体。通过这个过程，他开始引入了“社会人”的概念。从实质上讲，梅奥主义同泰罗主义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即工业中的协调与合作。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不同的，但两者预计的结果却都是工人和企业管理当局双方都认识到的那种对彼此有利的相互关系。泰罗和梅奥两人中谁是谁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思想最合逻辑地符合当时文明的前提。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看到，泰罗的观点合乎逻辑地符合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这里我们提出的有关梅奥的问题留待第十八章再去分析。目前，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社会人哲学的实践。“新型”领导者是这样一种领导者，他象一个社会感情的调查者那样来行事，以便促进协作努力而达到组织目标。由于人们在团体中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又由于人们的许多满足是协作努力的产物，所以管理当局必须集中其努力，维护团体的完整和团结。团体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溶剂，现在管理当局的任务，是去找到一般的容器。

　　　　社会人的领导者的一个具有特征性的转变是，有关人为什么工作的基本假设。

　　　　在提高生产率的刺激中，金钱或经济激励被认为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相反的“一个人是否全心全意地为一个团体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同事和上级的感觉如何……。”①①罗特利斯伯格：《管理和士气》，哈佛大学出版社，1942年，第15页。

　　　　金钱只是所需满足的一小部分，工人所需要的还有：“―社会承认―我们的社会重要性的明显证明―安全的感觉，这种感受更多的是来自被接受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而不是来自银行中存款的金额。”①霍桑试验的结果似乎支持了这种观点，工人不是理性地计算由于完成产量定额并获得奖金所能带来的快乐，而是为适应于团体的压力而限制产量。如果工人并不从经济计算方面作考虑，那么管理人员将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更为复杂。他们首先必须达到生产目标并降低成本，以保证完成企业的经济职能。其次，他们必须完成社会职能，满足个人和团体的需要。对于人际关系主义者来说，社会职能的满足导致经济职能的完成。管理人员满足工人的需要，而工人则提高产量作为回报。用一句口号来说就是：“满意的工人才是有生产率的工人”。

　　　　作为工人同管理当局之间接触基本点的工头起着一种特别重要、常常是冲突性的作用。②工业领导方式要求一种既具有技术—经济技能又具有人际关系技能的罕见的监工。符合效率的逻辑的能力不同于符合工人感情的非逻辑的能力。监工易于把事实和感情混淆起来，而且正如哈佛研究小组在访谈计划中发现的，把工人对他们讲的看成是事实。所以，信息交流和惯于倾听的技能成为监工的一种重要技能。⑧培养新的人际关系型的领导者的办法是，在各级进行有关人际关系技能的训练：理解逻辑的和非逻辑的行为，通过善于倾听意见和信息交流的技能来理解工人的感情，培养一种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要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要之间维持平衡的能力。平衡是组织效率的关键之点。工人通过社会结构而被人承认，获得安全和满足，从而愿意为达到组织目标而协作和贡献力量。当技术变革过于迅速以及（或者）当管理当局未能了解工人的感情时，不平衡就产生了。这是一种新型的领导方式，它能区分感情和事实，能在经济的逻辑和非逻辑的感情之间进行平衡。

　　　　①罗特利斯伯格．《管理和士气》，哈佛大学出版社，1942年，第24…25页。

　　　　②见罗特利斯伯格的那本经常重印的文章：《工头：模棱两可谈话的主人和牺牲品》，载于《组织中的人》，第3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