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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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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他建立了信托基金会以创办三一学院(后来以杜克家族命名)。并不是盼望有一名慈善家支持的所有大学都会福星高照的。如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 )曾拿出一张25万美元的期票捐赠给新泽西州麦迪逊的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该神学院后来开始办学,但是丹尼尔·德鲁破产了,根本无法交付许诺的那笔钱。①不过,这所神学院还是被命名为德鲁大学。

    ①见前引约瑟夫森所著一书,第20页。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在1896年向芝加哥大学捐赠了一笔款子,并通过一个普及教育基金会提供了几百万美元来教育南方的黑人,同时他在1937年去世时,还给以他的家族命名的这个基金会捐赠了5 亿美元的一笔款项供今后使用。卡内基在他1919年去世前的一生中共捐赠了3 亿5 千万美元,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就象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分文全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大学和基金会是他所主张的“财富管理员”哲学的不朽的纪念碑。尽管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如此慷慨,但是,1915年国会劳资关系委员会仍然指责他们为社会的威胁。②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侵犯了政府的权限,这反映出人们担心商业界兴办慈善事业可能会加强商业界对社会的控制。

    ②引自克拉伦斯·沃尔顿所著《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公司,1967年,第41…42页。

    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所得税和继承税使人们很难象十九世纪企业家那样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我们下面将谈到这个问题),公众对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所抱的期望也改变了。但是,我们今天却享受着十九世纪美国建设者兴办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

    政治环境:从亚当·斯密到二十世纪1776年间问世的两个文献敲响了重商主义的丧钟,它们是美国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继承的经济遗产主要是重商主义,但是,要求摆脱英国政策控制的压力却十分强大。在美国独立宣言公布的同时,斯密的著作在英国也出版了,它是一项经济独立宣言。

    在1776… 1787年这段时间内,美国企业家和政界领导人广泛阅读和探讨了亚当·斯密的主张。斯密的著作与美国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中反对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哲学思想是相吻合的。斯密主张的放任主义倾向是宪法制定者可以接受的。第一条第八项授与国会赋课、征税、借贷款项、铸造货币、规定度量衡标准、惩办伪造货币者、颁发专利权以及“规定合众国与外国及各州之通商”条款等的权力。除了这些权力外,政府显然要对经济事务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而政府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各州之间的一致性和正常关系。美国对重商主义的限制和关税有着亲身的体验,因此它渴望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

    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十九世纪末期。

    这种“不干涉”政策扩展到了有组织的劳动力和企业。美国从英国继承下来的一个观点是:工人间的联合就是阻碍贸易的“密谋”,因而是非法的。在美国,地方的手工业行会有些发展,但是当他们试图举行罢工时,却时常接到法院下达的禁令。在1842年的一件划时代的案件中(共和国对拜特诉讼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决说,工人们的联合本身不是非法的。如果这种联合的目的是违法的,那么才可以禁止它。法院认为,争取建立不得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工厂(工人必须是工会会员)以及举行罢工都不是非法的目标,而工人们为实现这些目的而进行的联合是正当的。虽然这项决定只适用于马萨诸塞州,但是它却妨碍了其他一些州企图以密谋为理由而对工人组织提出的控告。

    虽然在建筑业和铁路兄弟会中手工艺工人的力量比较强大,但工业工人中通过工会组成的工人组织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对共和国与拜特的诉讼案作出了裁决,但是持某种敌视态度的公众舆论阻碍了工会化工作的进展。工业工人(即非手工业工人,例如建筑业工人)曾两次试图组织起来,但是均遭失败。这两次尝试是劳工对企业的发展所作出的抗衡性回答。以威廉· H·西尔维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曾试图用合作性生产制来取代工资制,根据这种制度,工人们将合伙使用他们的资源,并由他们自己提供劳工和管理工厂。在1867年成立的劳工协会曾订立条文,试图谋求实现八小时劳动日、建立劳工统计局、保护童工、分等级征收所得税、铁路和电报的国有化、取消国家银行以及用合作制取代工资等等。但这两个组织都没有能生存下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劳工暴力行为使得公众更加害怕工会。莫利·麦凯斯党在宾夕法尼亚煤矿采取暗杀和其他残暴行为对人民进行恐吓。劳工协会试图在芝加哥强行组织一次总罢工,结果造成一些人死亡,这便是海伊市场事件(1886年)。霍姆斯特德罢工(1892年)和普尔曼罢工(1894年)是由于劳资双方发生对抗而引起暴力行动的另外两个例子。公众对“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人们常常把这些人看成是合法的工会组织者―的畏惧心理使工会运动处于相对的停滞状态。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为一个手工业行业联合会是成功的,它集中力量追求的是在业工人的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争取遥遥无期的政治改革。

    在塞谬尔·冈珀斯的领导下,该联合会的成员在1886年还不到20万人,而到1924年冈珀斯去世时,工会会员已增至286 万5 千人。①但是,产业工人不得不再等待一段时间,等待舆论发生变化后才能使他们希望组织起来的努力合法化。

    ①菲利普·A ·塔夫脱:《冈帕斯时期的英国劳工联合会》,纽约,哈珀…罗公司,1957年,第3章。

    为制定全国性企业管理条例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因为政府对商业的概念是局限于狭隘的条款之内的。改革企业惯例的努力理所当然的首先在铁路部门开始。1869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管理铁路的法令,七十年代制定的农会法使其他企业部门也有了条例,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令成了第一个全国性法令,虽然在买践中,这个法令总的说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铁路之外,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试图抑止妨碍贸易的托拉斯和垄断行为。由于这个法令的规定不明确和适用范围狭小,因此该法令一般没有什么效力。为了进一步表明“不干涉”政策,甚至纳税人也得到了好处。1894年通过的威尔逊—戈曼税收法第一次规定和平时期征收联邦所得税。该法令规定要对收入在4 ,000 美元以上的人征收2 %的税收。1895年,最高法院宣布该法令为非法。纳税人又有几年可以高枕无忧。总之,十九世纪的政治环境一直是比较放任,符合亚当·斯密的主张;二十世纪则将使这个哲学发生许多变化。

    第一部分概要本书第一部分是研究美国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思想,并可用图表5—1把它形象地概念化。人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中心议题,他们有多方面的需要和要求,他们想通过有组织的努力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在组织中,管理是为了有效地获得、分配和使用人类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和为组织的成员谋求积极的利益而进行的某些职能活动。文化环境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因素,它所形成的道德价值和体制对人、对组织以及对作为一种活动的管理都具有很大影响。

    早期的文明,反映出某些早期的企图使个人和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但总的说来,当时不太重视经济活动,同时对管理职能持有一种狭隘的观点。文化的新生使人们对人、对经济活动、对社会道德价值、对政治安排等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并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这场技术和文化革命使工厂制度取代了家庭生产制度,并且在很多方面提出了许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管理问题。概括地说,这些问题可以分成下列三类:(1 )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和方法问题;(2 )为了实现预想目的,如何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以及(3 )为了实现目标,如何把上述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管理问题。

    在本书对管理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作家中有的比较强调组织和方法的重要性,有的则比较强调人事方面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排斥的,相反,这是一个相对的侧重点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巴贝奇关心的是工厂的人事问题,但是他首先关心的是分析生产技术。另一方面,罗伯特·欧文更关心的是工业化对人的影响。同样,亨利·瓦农·普尔更关心的是铁路的制度化问题,但是他承认组织和方法方面和人事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图表5—1概括地总结了科学管理前的管理思想。它表明文化环境同早期对管理活动的看法是相互有影响的,说明了各位管理先驱者所强调的相对的侧重点,并且提出了美国进入科学管理时代的基础。

    第二部分   科学管理时代第二部分首先将探讨弗雷德里克·温·泰罗的作用,并将研究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前的欧洲和美国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中,泰罗对一个以寻求效率和系统化为特点的时代的出现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以泰罗为中心,在美国传播效能主义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卡尔·巴思、亨利·劳伦斯·甘特、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和莉莲·吉尔布雷思、莫里斯·库克以及哈林顿·埃默森等。

    虽然泰罗及其追随者在这个时代起着主导作用,但是早期的行为学派也作出了一些贡献,本书将把他们的这些贡献作为工业上出现人际关系的前奏予以研究。在这之后,我们将研究亨利·法约尔以及马克斯·韦伯的作用。他们在科学管理时代都发表过一些著作,但是,他们在管理思想发展上的贡献却是在这以后的时期做出的。在第二部分的最后,我将研究对泰罗主义的批评,同时对构成科学管理的文化环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提出概括性看法。

    第六章  科学管理的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最后数十年中,美国工业出现前所未有的资金积累现象。随着资金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发展、组织、控制和管理利用这些大量的资金的拙劣方式便成为阻碍提高工业生产率的主要障碍。这种现象在公司的生产车间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严重。劳动高度专业化了,而标准化的生产方法和程序却没有制定,而且对工作的协调化、一体化以及系统化也没有予以强调。①①约瑟夫·A·利特勒所著《系统管理:探索秩序和一体化》,1961年冬发行的《企业史评论》第35卷第461…476页以及《系统管理:对美国制造业公司组织上的重新组合的设想》,1963年冬发行的《企业史评论》第37卷第369…391页。

    这两书可能是对泰罗主义之前存在的这些工业问题作了极为精辟分析的两篇文章。

    另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十九世纪末文献中所说的“劳动力问题”。人们认为,劳动生产率很低,因此人们关心的是如何使劳动力发挥其潜力。有一位作者主张使用优良机器以节省劳动力;另一位作者试行分享利润计划;而另外一些人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改进生产的程序、方法和“体制”。②弗雷德里克·温·泰罗当时是一位年轻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他是美国工程师协会的成员,因而很了解人们提出的上述一些解决办法。泰罗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很了解工厂存在的这些问题,他准备提出另一种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办法。在泰罗的解决方案中,有一点是十分激进的:问题的解决只部分取决于劳动力,而更主要的是要解决当时拙劣的管理实践。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个问题。

    ②J·舍恩霍夫:《高工资经济》,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1892年.玛丽·W·卡尔金斯:《分享利润》,波士顿,吉恩公司,1888年,奥伯林·史密斯:《机械厂的系统》,见《美国机工》杂志第8卷,1885年10月31日,约翰·特里戈英:《论工厂管理》,马萨诸塞州,林恩,托马斯·P·尼科尔斯公司,1891年。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初期年代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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