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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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受难的智慧自从撒旦歌唱的日子起，我只想园当中那个智慧的果子，这是穆旦写于1940年《蛇的诱惑》中的诗句，那年他只有二十二岁。这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熟读《圣经》，并把它化为诗歌的要素之一。魔鬼撒旦化成一条蛇，诱惑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人，从此便被逐出伊甸园，在大地上漂泊和受难，等待着救赎。《圣经》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寓意深广。人因受了魔鬼的诱惑才获得智慧。但获得智慧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被上帝逐出乐园永远受难。从此，人与神便分离了。而人的智慧与神相比，用穆旦的话来说，“所窥到的只是一半的真理”，是“聪明的愚昧”。这也是人在世上受难的根源之一。
《圣经》的这种原型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智慧的诞生，因为不能抵抗诱惑（理想），而与苦难永远相伴随。作为诗人，穆旦以他天才的直觉，很早就洞察到智慧与诱惑（理想）、苦难“三位一体”的关系。不幸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走出这个“三位一体”的怪圈，反而成为印证这种关系的有力论据。
二十世纪的中国，所谓“理想和希望”，对穆旦而言，就是希望中华民族从苦难中挣扎出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中学生的穆旦，拿笔写诗，就传达出感时忧国的强烈情感，一种“救世”的英雄理想和情怀。正是这个“前理解”，才会使穆旦后来在西南联大所接受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对奥登等人的英国“粉红色诗群”情有独钟，而不单单是对现代主义的诗艺感兴趣。
穆旦的复杂性在于：他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艺，而且还接受了现代主义意识。但这种现代主义意识与浪漫主义理想，构成了他一生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
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
在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候，作为西南联大青年助教的穆旦满怀着英雄气概，于1942年参加赴缅甸抗日的“中国远征军”。但在野人山的战役中，战争的残酷性和所看到的军队腐败现象，以及生死的体验，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他青年时代所追求的理想和希望幻灭了。在严重的精神危机中，二十六岁的穆旦写了《活下去》，对理想和希望重新认识：旧的希望幻灭了，人又会产生新的希望，没有希望，人无法活下去。即便明知希望是虚幻的，也还是要相信。于是，又重新追求新的希望，同时又等待着幻灭的重临……读穆旦的《活下去》、《被围者》、《退伍》等，常常会让人想起鲁迅的诗剧《过客》。
1945年的抗战胜利，又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他受邀担任沈阳《新报》的总编。按理，“远征军”的经历和回国后陷入的生活困境，穆旦应该早已明白了世事的无望。一份报纸岂能“救世”？但是穆旦似乎又变成一个满怀理想的总编。他在报纸中宣传民主，揭露国民党东北政府的腐败，并积极参与苏中友协的活动，导致了1947年报纸被查封。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并再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危机，于是有了著名的长诗《隐现》。穆旦虽然是借基督教的话语来传达他渴望精神上的救赎，但他是祈盼在地上获救而不是在天国。
1949年，他到美国留学，又成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当时，很多留学生对中国的新政权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但穆旦对新中国满怀希望，并千方百计于1952年学成回国报效。然而，到了1958年，他参加“中国远征军”的英雄壮举，却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他“再受辱，痛苦，挣扎”。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1975年，他在给孙志鸣的信中还这样写道：“我至今仍旧认为，人是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
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引诱，始终是穆旦诗歌的主题：从《蛇的诱惑》到《妖女的歌》。为什么穆旦一生都没有失去“理想”？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摆脱“希望”的诱惑？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那他早该明白，既然生存的实质是荒诞、悖谬，那还有什么希望可言？或者，像刘小枫所言：“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世界的虚无恰恰应该是被否定的对象。必须使虚无的世界充满意义，这就是诗存在的意义。”（《拯救与逍遥》）但是，穆旦既不相信上帝可以救世界，又不能站在云端上冷冷地俯视这个荒诞的世界。
不能忘怀民族的苦难，总想为民族的苦难寻找出路，终其一生不能放弃“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浪漫梦想和英雄情怀。同时，现代主义的意识，又使他对这种梦想的无法实现有着预感和彻悟。正是这种悖谬，造就了穆旦“受难的智慧”。
受难的智者，这是穆旦独特的形象！
“智慧”：从1940年的《智慧的来临》，到1976年的绝笔《智慧之歌》，一直是贯串穆旦诗歌的主题。从早年祈盼智慧来临，到后来悟到与神的智慧相比，人的智慧是“聪明的愚昧”，人的“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最后终于明白，智慧的获得竟要以一生的苦难作为代价。
穆旦虽然一生都没有失去理想，但他诗作的特质，不是像浪漫主义诗歌那样直接表达理想。也就是说，他总是把希望和幻灭相冲突所形成的无边痛苦真切地传达出来。读穆旦的诗作，最震撼人心的是他所展示出来的充满时代感的生存的悖谬、荒诞和梦魇。穆旦“受难的智慧”，并没有像辛笛的“生存智慧”那样为他提供“明哲保身”的谋略；虽然使他洞察生存的异化，但不能让他超脱出来，反而让他深陷其中饱受煎熬。不过，这种“受难的智慧”却能转换为“诗性的智慧”，变成一种现代诗的体验和想象方式。穆旦之所以能成为二十世纪的一流诗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智者的晚年常常是悟透一切而独享生命的最后安宁。而穆旦却远非如此。1976年他留下的27首“绝笔”，依然是深陷在生存痛苦的悖谬之中：为追求理想的天堂，但下了地狱；但若“告别”理想天堂，就只能永远沉沦于地狱，而不能获救！穆旦晚年的痛苦，常常让我想起陀斯妥也夫斯基。但陀氏还有俄罗斯的东正教聊以自慰，而穆旦，却只能在“受难的智慧”中走完他短暂的一生。
穆旦留给诗歌的“遗嘱”，是这首《智慧之歌》。它用浪漫伤感的句法来传达现代主义的悖谬和荒诞感。但要真正理解其中的深义，却极为不易。令人心碎的是诗人对自己的无情嘲讽——因为终生的努力所收获得的竟是一种失败者的智慧：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诗人毕生所祈求的智慧，不仅不能给他带来欢乐和安宁，反而要以他生命的“苦汁”为营养，来换取智慧之树的长青。但正是这种浸透着苦汁的“受难智慧”，真实地传达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因不能摆脱“理想主义”的诱惑，而经历的漫长苦难和悲剧。
若在这个层面上比较，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上，传达“智慧痛苦”的广度和深度，没有人能超过穆旦！
辛笛：生存的智慧“九叶”老大哥辛笛，是个不为人知的智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智者。不过这是辛笛后来的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辛笛，是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诗人。特别是他的诗中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智性：既有中国的古典情调，又有西方文明的理性。很少有人能将这两种异质的中西文化因子水乳般的融合。如《挽歌》：船横在河上无人问起渡者天上的灯火河上的寥阔风吹草绿吹动着智慧的影子智慧是用水写成的声音自草中来怀取你的名字前程是“忘水”相送且兼相娱——看一支芦苇前两句是唐诗“野渡无人舟中横”的翻新，接下来的有关“智慧”的诗句来自济慈，后面的“忘水”则是古希腊冥界“忘川”的典故。这些杂乱的艺术因子，在辛笛“挽歌”的构思中重新被镕铸成一个新的艺术境界：诗人唱着“挽歌”，在“忘川”的河边，送死去的朋友远行。这首诗的语言清新如水，简洁的短句散发着古典的意味，但节奏却是新的。辛笛真正能做到化解古今、包容中外，表现出点石成金的艺术创造力。从中我们体悟到辛笛明晰清澈的诗性智慧。
名篇《航》更是令人赞叹。那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诗人通过一次海上航程，传达出对人生和生命的感悟。第一节是具象，第二节由具象向抽象过渡，第三节是抽象的概括，结尾两句绝妙的点化，又从抽象回到更高一层的具象。
帆起了飘向落日的去处明净与古老风帆吻着暗色的水有如黑蝶与白蝶明月照在当头青色的蛇弄着银色的明珠船上的人语风吹过来水手问起了雨和星辰从夜到日我们航不出这圆圈后一个圆前一个圆一个永恒而无涯涘的圆圈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与茫茫的烟水后人将结尾的两句诗，刻在他的墓碑上，是再恰当不过了，让我们再一次思索诗人对于生命与自然的彻悟。以上这两首诗，呈现出辛笛不断增长的现代智性。在辛笛这一辈的诗人中，不缺古典情调和传统文化修养，也不缺西方的新知识，最缺的就是现代智性。若从诗艺上讲，何其芳的《预言》也能做到古典现代化。但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何其芳，却是一个感性诗人，其诗歌缺少诗性智慧。也就是说，在《预言》中，看不到《航》和《挽歌》中那种明晰透彻的现代智性。如果说在辛笛的《珠贝篇》中还有浓厚的古典感伤，那么到了《异域篇》，就被一种现代的文化乡愁所代替。一种宏大的世界眼光，改写了古典的伤春悲秋的视界和情怀。若论诗歌中的现代智性，穆旦自然可以与辛笛比肩。但由于穆旦反对古典的诗意，他的智性过于西化而晦涩。在中西融合中，既能保持着民族的艺术特色，又具有西方的现代感，大概只有冯至的《十四行集》，可以与辛笛的《手掌集》相提并论。当然，后者还达不到《十四行集》哲思的深度和高度。
作为智者，辛笛不仅有“诗性智慧”，而且有“生存智慧”，这是穆旦们所没有的。而且随着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生存残酷性的加剧，辛笛“生存智慧”的发展大大超过了“诗性智慧”的提高。
当在美国留学的穆旦和郑敏怀着爱国的热情和浪漫的理想回归新中国时。辛笛却早早就预测到新中国的文艺界将是流血的角斗场。沈从文退出文坛隐入博物馆是被逼的。而辛笛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暗示和威胁下，竟能毅然决然地放下诗笔，彻底“告别”文艺界这个是非之地，选择到工业战线工作。那种洞察历史演变的锐眼和斩铁般的决断，是通达的文士所没有的，更不要说感情冲动的诗人。那该是一种历史老人的智慧吧﹖一个著名的诗人，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成为现代“隐士”，而且是“大隐隐于市”——隐在十里红尘的上海滩。后来，新中国文艺界发生的无数腥风血雨，都应证了智者辛笛的先见之明。
辛笛这种前瞻性的“生存智慧”确属罕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九叶”诗人中，在当代的诗人中，为什么惟独辛笛有这样的“生存智慧”？
邵燕祥认为：辛笛是个爱国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不失是一个准确的观察和定位。如果说，穆旦是一个革命者（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一个信仰革命的粉红色诗人），是“信”，是走“救世”的道路；那么，作为爱国者的辛笛，则是“疑”，始终是冷眼“观世”，走的是“自救”的路子。这正如晚年的辛笛自言：在信仰上没有抓住什么，“假如我抓住也好，譬如信教，信一种主义，做个党员；但我抓不住，我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婉转深曲》）辛笛的智慧令人想起英国人以怀疑精神为底子的那种冷静的理性。辛笛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出身，后来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并在欧洲漫游，结识了一批西方现代派的名家。也许，是欧洲的文明和智慧给他以启迪，再加上他身上所积淀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他成为当代的“先知”。在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之中，像辛笛这样充满智慧的“大隐之士”可谓空谷足音。辛笛的“大隐”，与钱钟书有相似之处。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