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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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岭北部,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康居(即康国,今乌
兹别克斯坦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这两条路线为当时经济
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是一条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罗马各国经济文化交
流的友谊之路。
当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后,长期被封锁在黄河流域狭隘世界的汉人,
一夜之间好像醒了过来。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有开化的戎狄、崛起的国家,
而且还有可爱的牧群、甘甜的葡萄、无数的金银。那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他们的一切,对汉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从此,汉帝国派赴中亚各国的使
节,相望于道。他们携带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沿着张骞的足迹,由长安
而西出阳关,把中国的特产、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细亚。于是,西汉帝国的
声威,便广蔽于中亚乃至罗马的文明中心了。此时,西汉的文明光辉,不仅
照射在天山南北,而且照射在黑海、里海之南,与西欧文明的光辉交织在一
起。随着商旅、使者、牧人、传教士的足迹,遥远的东西方文化,像一见钟
情的恋人,相互拥抱在一起了。
尽管此时罗马正在远征埃及,战马在金字塔下嘶鸣,与汉帝国没有直接
的交流。但此时古希腊人已把他们的优美文化播撒在中亚细亚的原野上,而
吸收希腊文化成果的中亚游牧民族与汉王朝的文化交流已进入热潮。汉武帝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占领波斯、建立安息政权的阿萨息斯人,作为
罗马与汉朝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派使者给汉帝国送来大鸟卵(驼鸟蛋)及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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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幻术家。当这第一批未留姓名的罗马艺术家踏上“丝国”之土时,汉武帝
心花怒放,并马上在长安平乐观召集了许多外国来客,布置了酒池肉林,举
行了空前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在宴会上,中国艺人表演了精采的“扛鼎”
(似今天的耍坛子)、“戏车”、“角抵”等体育项目;罗马幻术家也表演
了“鱼龙曼衍”、“海中砀极”、“吞刀吐火”、“自缚自解”等幻术;缅
甸、印度的艺术家分别表演了惊险的“都卢寻橦”(爬竿)、“水人弄蛇”。
于是中外乐舞百戏,推陈出新、蔚为壮观。这次盛大演出,向外国不同肤色
的观众展示了汉王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活力的国家。这次盛
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起点。
经过这次文化大交流,使汉文化艺术融合了异域文化,且以此为起点,
进入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并以其那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翘立于世界
文化艺术之林,与罗马文化并驾齐驱。
虽然这次文化交流,作为体现罗马强大思想的产物、并受到城市自由民
欢迎的广场、凯旋门、圆剧场之类的建筑艺术,尚未传入中土,但汉代其它
文化艺术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传世的西汉铜镜饰纹,如蟠螭镜、星云
镜、内连弧纹镜,在继承先秦遗风的同时,也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而作
为希腊—罗马式的毛织物或编织毛织物的技巧已经传入,这种毛织物已在塔
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发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中对此作了描述:“装饰
的织物中,精制的地毯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 ‘希腊罗马式’的,
无论是本地制造或是从极西的中亚输入,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的
说明”。因为在地毯上,“有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土’的头部,
另外一块地毯残片,很奇怪地反映出中国同西方美术混合的影响”,“在这
块地毯上,边缘部分的装饰风格,很明白地是 ‘希腊罗马式’的,但花纹中
有着附翼的马的图案,这又是中国汉代雕刻中所常见的。”在楼兰,也曾发
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罗马式”混合风格图案的丝织品。这些说明汉代的
纺织物或丝织品上的绘画图案明显受到希腊—罗马绘画艺术的影响。
古代西方将中国称为“塞里斯”,意为“丝国”或“制丝的人”,屡见
于西方古籍,曾沿用了好几个世纪。据考“塞里斯”一词,系从古希腊人“塞
尔”(ser,意为“丝”)转来。原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就已名扬海外。那时的希腊人,就已经用“塞里斯”来称呼中国。这说
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便已经传入了欧洲。张骞通西域
后,进一步打开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中国丝绸被大量运销至以罗马为中
心的地中海各国,“丝国”的称呼就更为广泛流传了。公元1世纪时,罗马
博物学家普林尼 (公元23—79年)在其名著《自然史》中写道:“中国产
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
极点”,并说:“中国或作塞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公元2世纪
时,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玫(约公元90—168年)在他所著《地理》一书
中,也曾几次提到马其顿商人,经由大夏“向称为丝国的中国去贩运丝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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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贩运、经营中国丝绸,是当时中亚以至地中海诸国的一项重要商业
活动。
中国丝绸的西运,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华丽、轻柔的
丝绸传入欧洲后,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价比黄金。最初,即使在欧洲政
治、经济中心的罗马,也只有少数贵族妇女穿着,以示炫耀。据说在罗马共
和国末期,有一次连凯撒穿着绸袍看戏,都被当时人非议,认为过分奢侈。
罗马帝国初期的统治者提比里乌斯为了防止罗马货币的外流,曾以奢华为理
由,试图禁止罗马人穿用中国的丝绸衣,但没有成功,丝绸的服装还是愈来
愈广泛。到4世纪初,罗马帝国首都东迁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后,丝绸已
成为罗马人的主要衣料。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奴斯谈到中国丝绸
时说:“昔者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
夫皂卒,莫不衣之矣”。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的发展、传播,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固性,它与政
权的强弱并不都保持均衡状态。当西汉政权处于黄昏之时,罗马屋大维已击
败政敌,戴上了奥古斯都的桂冠,建立元首政治,并创帝国新局面。奥古斯
都奖励文化,提倡教育,罗致文人的措施,引起东方人的仰慕。罗马史家佛
罗鲁斯之《史记》,在讴歌奥古斯都皇帝功德时,曾提及中国、印度的使节,
①
不远万里,历经四年之久,至罗马朝见奥古斯都,“奉献珍珠宝石及象”。
东汉时代,汉王朝依然是威震四邻,声名远播,令人侧目的国家。西方
的罗马帝国也在地中海西岸掀起巨大的浪潮,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
帝国。光彩夺目的丝绸衣服、举止温厚的“塞里斯”人,早已闻名地中海两
岸,雄心勃勃的罗马皇帝也急欲与汉帝国交往,希望打开双方直接交往的大
②
门,“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
公元1世纪末,当罗马帝国图拉真尚未即位之时,东汉帝国的使节班超
出使西域。他派副使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出使罗马,足迹抵
达条支,远至波斯湾头,但阻于战火,壮志未酬,只好怅然回国。但中西交
流并未中断。安帝永宁元年 (公元120年)十二日,掸国(今缅甸)王雍由
调派使入汉献乐及罗 艺术家。次年元旦佳节,罗马艺术家在京都洛阳献
艺,表演了“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跳十二丸”等幻术节
目,博得了汉君臣的喝彩。四十余年后,罗马皇帝安东尼(中国正史称安敦)
遣使经几年的长途跋涉,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由海道经越南至洛
阳,献象牙、犀角、玳瑁等。东汉罗马之间开始了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当
崇尚豪华的罗马元老贵族们穿着中国紫色丝袍,出入于弗拉维优斯圆剧场或
科洛西姆斗兽场,显富抖威之时,罗马的“夜光璧”、“明月珠”、“避疫
法”、“琉璃”、“玻璃”等也陈列于汉廷。甚至大秦的珠宝,已成为中国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 册。
② 《后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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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少女头上的装饰品,或者风流才子送给情侣的珍贵礼品。
三国时期,中国继续与罗马保持交通往来。《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
《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西南而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
有水道通益洲永昌……”。《梁书·诸夷传》载:“孙权黄龙五年(公元226
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
论具以事对。…权…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西
晋武帝太康五年 (公元284年),大秦皇帝又派使节来到洛阳访问并馈赠了
物品。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而从公元3世纪始,罗马帝国也
日趋危机,公元395年,一分为二。《北史·大秦传》中的大秦指的已是东
罗马帝国了,但些时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
曾出土了东罗马帝国的三枚金币。
中国的史书中几乎记载了罗马各方面的情况。如罗马皇帝的产生,“其
①
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
②
放者亦不敢怨” 。再如大秦人的货币,“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
在买卖中,“市无二价”。还有如大秦的疆域,“地方六千里,居西海(地
中海和黑海)之间”,等等。
中国和罗马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有无,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文
化教育的交流。不断地丰富了双方的文化宝库。
2。教育的差异
罗马的文化教育政策和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由于
时代背景和继承的文化传统有着各自的特点,而表现出许多差异。
中国与古罗马的学校教育首先都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选拔国家的人才
服务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古罗马,每一个时期,都需要大量的统治和管理国
家的人才,而高素质人才的获得只能通过教育。汉朝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兴办
①
太学时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就是说太学是贤
士即人才的产生之地,又说:“夫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国家需要管理人才,若不兴办教育的话,就好比求文采而不琢玉一样是不可
能的。在古罗马,国家同样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统治和保卫国家的人才。
中国自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教政策以后,各朝一直有着
统一的文教政策,如汉代推行察举征辟制。国家对教育的控制还表现在中央
设立专管教学的机关和官吏,如奉常、祭酒等。而古罗马的统治者却没有制
① 《后汉书·西域·大秦传》。
② 《晋书·大秦传》。
① 《举贤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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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国家的教育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
帝国时期,也没有统一的文教政策和设置专管教育的机关和官员。仅仅按照
个别皇帝的意愿,对教育实行过短期的垄断。在古代中国,教育从未与政治
分离开来,忽视了教育相对于政治的独立关系。学校教育功能单一,只成为
统治阶级培养选拔